中国韩国常拿德国比日本，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作答？

中国与韩国在二战期间遭受了东亚地区最为严重的损害，他们在讨论日本认罪问题时，往往会将德国作为参照，进而提出疑问：为何日本未能像德国那样对自身的过往进行彻底的反思？日本金泽大学的仲正昌树教授，专注于社会思想史及比较文学领域，在其所著《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一书中，于二〇〇五年光文社第四次印刷的文库版中，对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分别从“战后责任”、“国家形态”、“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四个维度进行了论述。尽管这两个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它们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仲正分析了这些差异，较为令人满意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仲正昌树著《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封面

仲正昌树指出，德国对于其在纳粹时期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且推行了一系列的战后赔偿措施，这种致力于“超越过去”的举措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立场模糊不清，至今未能赢得中国和韩国的信任——这一看法在日本国内频繁被提及。

主要将德国视为“超越过往”的典范的是那些专注于德国历史、德国思想、德国文学、德国政治等领域的自由主义左翼学者。他们在强调“大屠杀”的非人道性质之后，提到了战后德国为避免重蹈覆辙所进行的真挚且全面的整改措施，进而凸显出日本（政府）在对待邻国“侵略”问题时试图逃避“道歉”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立场。

针对这些主张德国模式的左翼观点，右翼人士亦会提出“质疑”：一点是日本并未如纳粹德国那般推行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另一点是德国的道歉并非单纯基于道德考量，而是在考量国际形势并权衡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种战略性的外交手段。西尾干二，这位在日本享有盛誉的尼采研究权威，同时也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对德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优良传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着重指出其政治领域所展现的现实主义策略的机敏与狡黠。

仲正觉得自由主义左派的观点过于局限，同时也不认同右派所坚持的“德国不应成为日本战后责任承担范例”的观点。他提出了一个区分对待的策略：将德国长期以来的做法作为日本“清算历史”的借鉴，这样的学习具有一定的价值。这并非因为德国在道德层面上超越了日本，或是对过往的错误进行了更为真挚的反思，实则是因为日本与德国在承担战后责任的范围上存在差异，且两国在战后的处境亦迥然不同。

仲正指出，德国之所以真诚地回顾过往的错误，实乃出于一种不得已的境地：德国位于欧洲东西冷战的前沿，历经了长达四十年的分裂之苦，在与其他西方国家寻求关系改善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不同于德国，仲正分析了日本敢于“独树一帜”的原因：尽管日本也参与了东亚的冷战，然而，与我国、韩国、越南不同，日本并未遭受国家分裂或直面军事对抗。美国在东亚并未构建类似于北约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通过与各国签订单独的安全保障协议进行合作，因此，无需明确界定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也无需构建日本与周边国家和解的框架。

德国真的没有日本可以借鉴的亮点了吗？仲正表示，若德国在特定情境下，既能捍卫本国利益，又能在“清算历史”这一领域赢得比日本更高的赞誉，那么这种策略从最终效果上讲是恰当的。

即便这些决策可能只是应对紧急状况的临时措施，然而，一旦实现了既定目标，深入探究那些关键节点所体现的“德国式思维”就变得尤为关键。这个问题，正是德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仲正自学生时期便开始深入思考的：以“清算历史”为核心，努力对比分析德国与日本在过去六十年间的“战后思想”。除此之外，他更期望通过将日本与德国进行对比，详尽地剖析日本在对待“自身历史”问题上长期持有的模糊态度背后的种种原因。

1945年，联合国为德国军事审判所制定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以及为日本审判所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条，明确了三种需受审判的罪行，分别是：“反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

然而，日本战犯并未依据各自的具体罪行被判定有罪或无罪，而是被“综合性地”追究了责任。判决书中并未提及“反人道罪”这一术语。故此，关于日本是否犯有“反人道罪”，国际上并未形成明确的定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第二页，其下半部分涵盖了宪章的第五条条款内容。（信息来源：imtfe.law.virginia.edu）

德国因被明确认定犯有“反人道罪”而需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针对日本所犯相似罪行的责任追究与赔偿却未得到落实。在相关审判过程中，日本政府频繁援引明治宪法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主张国家行为正当，不应被追究责任，而法院亦对此观点表示认同。

然而，“反人道罪”在国际法领域内是强制性的，它不应受到国家主权以及“禁止事后法”原则的约束。仲正指出，日本法律界对于这一罪名的认同度并不高，这进而使得保守的知识分子们认为日本与德国在追责战争罪行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尽管这种观点存在偏颇，但德国正是由于“反人道罪”的认定，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也显示出这种外来的“压力”同样能带来正面的影响。

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战争罪责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批判视角，在仲正眼中，这一差异均可通过一则比喻得以清晰阐释：德国宛如一位因犯下极端恶劣罪行而遭受全面追责的昔日巨恶，最终对是非善恶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相对而言，日本则似一位罪行较轻的过往小恶，仅受到部分追究，因此在善恶观念上形成了不够彻底的认识。

仲正指出，德国与日本在讨论民众对战争责任立场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讨论对两国政治文化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德国，存在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为其国民战争责任议题构建了基础理论框架。

1946年，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讲授了“罪责问题”，他提出应摒弃“集体罪责”的观点，并强调个体需独立审视个人责任，同时区分了刑事、政治、道德和形而上的罪责。在他看来，对战争罪犯的惩罚、对受害者的赔偿以及道德上的反思应分别处理，不可混淆。

仲正觉得，日本境内鲜有如雅斯贝尔斯那般能够为辩论活动提供明确思维路径的思想家。仲正还指出，在1985年，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cker）在德国战败四十周年的重要时刻，发表了题为《荒野四十年》的著名演说。他号召德国民众直面纳粹时期的罪行，尤其是大屠杀的恶行，并着重强调德国作为加害者的责任。此外，他还呼吁德国与周边国家实现和解，共同倡导和平、民主与人权。“荒野四十年”这一表述起源于《旧约》之中，讲述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因未能恪守上帝的戒律，在抵达迦南地之前，被迫在荒野中流浪了长达四十年的故事。

仲正指出，雅斯贝尔斯与魏茨泽克在处理法律政治罪责的解决与个人内省时，采取了一种策略，该策略既根植于基督教神学，又充满务实精神。尽管一些了解德国状况的日本左翼人士觉得这种务实背后可能潜藏着德国式的“狡猾”，但仲正却认为这种“狡猾”正是日本需要借鉴的。

仲正特别深入剖析了战后日本提出的“一亿总忏悔”这一理念。他发现，日本在战后并未涌现出像雅斯贝尔斯那样的思想家，对于战争责任的问题，并未从不同层面进行细致的讨论。比如，国家领导人、普通士兵以及广大民众各自应承担的责任，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探讨。

日本对于战争责任的探讨被简约为一种两极分化的模式：要么认定所有国民都负有罪责，要么仅将罪责归咎于甲级战犯。这种思维模式使得个体责任变得模糊不清，正如雅斯贝尔斯在德国时期所忧虑的那样。

“一亿总忏悔”这一提法源于1945年日本皇室成员东久迩稔彦在记者招待会上所发表的观点，他着重指出日本战败的根源在于国民整体的“道德沦丧”，而这种广泛的“忏悔”主要针对的是战败的原因，并未对日本对外侵略的罪行进行反省。这种局限于国内的责任讨论，未能关注到亚洲受害者的忏悔与反思。

1945年8月30日，《每日新闻》对东久迩稔彦提出的“一亿总忏悔”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具体内容可参考mainichi.jp网站。

仲正指出，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探讨自始至终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畴，未能明确划分出加害方与受害方的角色。为了捍卫天皇制，政府有意避开了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结果使得责任归属变得模糊不清。战后初期，对于“一亿总忏悔”的观点受到了指责，认为其是掩盖当权者责任的手段；同时，这种观点加剧了“普通国民等同于受害者”的误区，却未能对一般国民可能扮演的加害者角色进行深入分析。

德国的历史中，从希特勒公开宣扬反犹主义上台，到纳粹大屠杀的实施，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应当对这一政治行为负起责任。为那个推行反犹太主义的纳粹国家而战，无疑是一场悲剧，绝不应被视为值得自豪的行为。若有人试图将这种行为美化为荣誉，那么这实际上是在无声地赞同纳粹的思想，而那个纳粹国家早已不复存在。

仲正认为，日本在战后对战争反思不够深入，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核心——“天皇制”依然存续，而反对这一制度的呼声寥寥无几，进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战争责任”观点。尽管政府和军部发动战争的责任被忽视，然而“为天皇献身乃英勇之举”的武士道精神依然盛行。

颇具讽刺性的是，为了实现统治日本的顺利，盟军最高指挥机构将天皇从战犯名单中剔除，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该伦理观念的一种间接支持。由此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责任观，即政府与军方高层被视为加害者，而天皇及普通民众则被视为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与东亚的邻近国家并未相邻，因某些特定因素，这些国家对日本的反感并未通过民众活动广泛扩散。在这种状况下，当日本国内强调普通民众的受害身份时，很少遭遇“外界”的异议。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历史教科书争议的加剧，韩国以及中国等国家对日本未承认侵略责任的指责之声愈发响亮。

外部压力推动了日本反战和平运动的发展，使其逐渐将焦点从本国国民的遭受伤害转向了对周边国家所受侵害的反思。尽管如此，关于在战争责任背景下如何界定“普通日本民众”的问题，至今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尽管左翼势力开始更多地关注慰安妇、强制征用劳工等历史问题，然而，对于国民在政治责任上的明确界定，尚未像德国那样经历系统性的讨论并获得广泛认可。对于日本而言，鉴于其在战争中的加害者与受害者角色自始至终都存在认知上的模糊，即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其对于历史的看法依然没有出现显著的转变。

在德国，有关民众在纳粹时期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多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次争议，发生在1996年，由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所引发的“戈德哈根辩论”（Goldhagen-Debatte）。戈德哈根在其所著《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纳粹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大屠杀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是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思想所致，它实则根植于德国民众内心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这种情绪自十九世纪以来便已融入德国文化，并在一战战败后迅速扩散开来。

在日本，尽管偶尔会有人对国民“自愿加入体制”的问题进行探讨，然而，与戈德哈根争议中“反犹太主义与最终解决方案之间的联系”相比，这样的讨论并未达到相同的关注度，因而并未引发系统性的广泛争论。在日本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殖民统治，以及九一八事变等历史事件中，普通民众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各有差异，这给对国民加害行为的历史性研究带来了复杂性。

尽管关于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的狂热情绪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对朝鲜人的残忍迫害等问题的研究活动逐渐增多，然而，尚未构建出一个全面探讨国民在东亚侵略中主动参与程度的综合分析框架。这种框架的缺失，部分原因在于日本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然而，为了解决与东亚各国之间的战后遗留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显得尤为迫切。

仲正强调，若仅仅是反复提及“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抵御西欧列强的挑战过程中，自身亦深受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幽灵的困扰”这类模式化的理论陈述，那么这样的讨论或许并无太多实际价值。

日本与德国，均曾沦为二战中的败国，背负着消极的标签，然而两国所经历的变革却截然不同。德国的纳粹帝国已完全瓦解，进而诞生了全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较之下，日本的天皇虽然其政治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天皇制度依然得以保留，新制定的宪法亦明文规定天皇为国家象征。因此，日本在战后并未如德国那般全面重塑国家形态，而是在天皇体制下逐步实现体制变革；德国所形成的新国家形态以及与大日本帝国的历史延续性，都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

该《日本国宪法》的复制品正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展出，其来源可追溯至archives.go.jp。

宫泽俊义，一位日本宪法领域的专家，为了阐述战后日本宪法的正当性，提出了“八月革命”这一观点。他主张，日本在1945年接受《波茨坦公告》之际，实际上经历了一场“革命”，国家主权从天皇手中转移至国民。不过，这一理论在现实性和逻辑性上遭到了不少质疑。原因在于，日本并未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经历了一场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国民也没有明显感受到主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战后，关于“国体”本质的探讨亦在展开。公共法学家佐佐木惣一提出，新宪法的实施引发了政治形态上“国体”的转变，然而他强调，在文化层面上“国体”并未遭受根本性的改变。与此同时，哲学家辻哲郎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政治领域的“国体”不过是明治维新后出现的短暂历史现象，而日本文化传统的“国体”并未发生动摇。

这种文化论中的“国体”观念反映了战后日本的不确定性，尽管在法律层面，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皇所代表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天皇依旧象征着文化共同体。

仲正指出，日本在战败后丧失了原本作为其殖民地的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同时冲绳也落入了美军直接管辖的范围。在战后剩余的日本领土上，逐渐形成了一种近乎“民族国家”的形态。尽管北海道的土著民族阿伊努人存在，这种所谓的“民族国家”并非完全纯净，然而，那些以日语为母语、拥有共同文化和“国体”观念的人们，却因此得以重新团结，他们几乎不与其它民族交流，从而构成一个全新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个象征了高度文化纯净度的“国民”形象，竟然是由战前长期扮演“国·家”之家长角色的天皇所扮演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正值“冷战”体系瓦解之际，保守派政治家小泽一郎等人提出了“正常国家论”，亦称“普通国家论”。他们希冀借此推动日本在安全保障政策上更加主动，同时削弱宪法第九条所设的限制。遗憾的是，这一观点主要停留在口头表述层面，并未引发深入的实质性讨论。除此之外，日本在国民身份认同与宪法之间的关联问题上鲜少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一现象与德国的情形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九十年代初期，日本学术界开始对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以及单一民族神话等议题展开讨论，这些议题包括冲绳、阿伊努族以及居住在日本境内的韩国和朝鲜人。不过，遗憾的是，这些讨论往往没有与宪法的规定相呼应，也没有激发出深入的哲学思考。在大多数日本人心中，“日本民族”被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整体，他们并未认识到宪法在塑造身份认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宫台真司这位社会学家对明治时期至今的日本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倡导了一种以自由主义理念为核心的“宪法爱国主义”，然而，这种理念的深层含义尚未得到明确阐释，目前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批判的阶段。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在“历史学家之争”与“再统一之争”中，对历史与国民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而日本则主要在教科书的叙述方式上产生分歧，特别是在1997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之后，关于爱国教育和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广泛争议随之产生。自九十年代至今，日本学术界虽就民族主义等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然而这些讨论大多仅限于对西欧观点的介绍或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读。

西尾干二等德国文学研究者对战后日本历史教育中的“自虐史观”提出了批评，他们主张构建“自由主义史观”，并建议在教科书中剔除关于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敏感内容，以期展现日本近代史的正面形象。然而，这一举动遭到了左翼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并担忧此举可能引发战前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尽管双方争执激烈，然而这种争论并未深入到触及国民身份认同的核心议题。

总体来看，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引发的争议主要体现了对国民身份认同的表面化关注，而缺少了深入的哲学性思考。与德国的情况不同，日本在宪法爱国主义和民族国家观念的争议上并未形成明显的对立立场，同时，教科书叙述方式的争议也未真正促成对历史观深层次的对立。

在《战败后论》一书中，加藤典洋提出，日本在战后始终未能走出“人格分裂”的困境，改宪派与护宪派在对美关系上的独立性与依赖性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使得日本既难以诚恳地道歉，又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应有的自主性。他进一步建议，左翼和右翼势力都应为日本及亚洲的战亡者表示哀悼，然而这一提议的具体内容不够明确，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高桥哲哉对加藤的这一行为提出质疑，认为其可能为民族主义提供合理性依据，同时，他还指出，借助“耻辱的记忆”来重塑国家意识并非明智之举。

在二〇〇〇年发布的《二十一世纪宣言》里，一些学者对日本的“寄生虫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倡导构建一种既不依赖美国，也不回归传统民族国家的新战略。然而，这种新战略所应具备的身份认同尚未得到明确。仲正指出，日本修宪派与护宪派之间的分歧导致国家在历史问题上未能形成明确的立场。

在后续的作品中，加藤对日本战后的思想“偏差”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尽管他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却最终指出，唯有洞察到战前与战后的“断裂”，方能洞悉与“战争亡灵”之间的关联。加藤与高桥的对话焦点转移到了共同体意识上，而非对明确国民身份的认同。仲正指出，这种模糊性导致日本身份认同的问题始终难以明确阐述，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在对待这一问题的立场上都显得较为模糊。

仲正指出，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政治思想领域有着某些共同点，两者都曾走过从极权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变的道路。然而，两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德国因纳粹时期的大屠杀历史而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同时直面着一系列现代性的挑战；而日本，作为一个不完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国家，对现代性的批判显得较为模糊，且常常将其视为与自己无关的问题。

德国的历史背景赋予了其批判现代性的明确性，而日本由于思想的模糊性，难以构建出统一的“现代/后现代”知识框架。尽管两国都探讨了类似的主题，但德国的讨论往往更加具体，与现实关联更紧密。反观日本，在战后未能明确区分战前与战后的变迁，导致其“战争责任”问题至今仍难以得到清晰的界定。

仲正强调，日本思想的模糊性一方面赋予了其一定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却阻碍了对历史的深入思考，故而有必要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特性的两面性，并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这本书是我所阅读过的对战后日本与德国思想进行比较的著作中，深度最为突出的。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得以更加明确地了解到，为何日本在战后并未像德国那样对战争进行全面的反省。

《日本与德国：战后思维之比较》，由仲正昌树撰写，收录于上海译文出版社于二〇二五年出版的书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