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外交部长理事会会议将在7月15日于天津召开。此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发出了邀请，上合组织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以及该组织的常设机构领导也将出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参加此次会议的同时，还将对中国进行访问。
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的冲突发生以来，印度外交部长此行是访问中国的首次。有分析认为，苏杰生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备即将到来的上合峰会。同时，这也反映出，自去年10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喀山举行会晤以来，两国在合作与发展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强，而安全防范方面的干扰则有所减少，两国关系正逐渐回归以合作为主导的航向。
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印度外长首次访华（资料图）
一场“预热会”
上合组织现有成员国十个，观察员国两个，对话伙伴十四个。今年，我国时隔七年重返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角色，承担起统筹协调的重要职责。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地区与国际局势中，继上月青岛成功举办十国防长会议以及安全会议秘书会之后，上合组织的外交部长们即将在天津召开会议，这一活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副所长，提到今年秋季，第25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将在天津召开。按照传统，在峰会之前，通常会举办三场关键会议，分别是外长会、安全会议秘书会以及防长会。在这些会议中，外长会作为最为关键的部长级工作会议，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议题的准备和议程的安排上。
一方面，峰会计划实现的关键成果，往往会在外长会议中先行探讨，并形成初步的共识；另一方面，在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将进行广泛的讨论、参与小规模会议以及进行双边交流。这些具体的安排通常会在外长会议上最终确定。
除此之外，如同先前举办的国防部长会议、安全事务会议秘书处会议一样，此次外长会议也将为各国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便于大家汇聚共识，减少分歧。
在当前上合组织所在区域事件接连不断的形势下，许涛强调了今年上合组织会议的几个值得关注的关键点。
首先，人们十分关注相关成员国，诸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否会在上合组织的平台上进行交流。
其次，上合组织历经约25年的成长历程，经过多次扩充成员，资源得到了显著丰富，然而，组织内部的分歧也在不断加大，使得问题愈发繁杂。各国在寻求共同发展议题时遇到的挑战也随之提升。因此，如何有效增强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显得尤为关键。
许涛表示，习主席在去年阿斯塔纳峰会上的提议，即今年为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颇具针对性。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对于上合组织如何处理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否能在合作议题和机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抱有极高的期待。例如，由于成员国利益存在分歧，且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上合组织在自由贸易区、发展银行等议题上，长期处于磋商和博弈的状态。在考虑未来议事规则时，能否借鉴金砖国家的做法，对于重要议题应坚持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而在具体项目的表决上，则可采取更为灵活的多数票通过机制。
延续与铺路
在即将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会议前夕，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来到了北京。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在同一天，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北京会晤了苏杰生。
7月14日，我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于北京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进行了会面，（此次会面由新华社记者高洁进行摄影记录。）
2019年8月，苏杰生首次以印度外长的身份踏足中国，那次访问至今已有六年。如今，他再度踏上这片土地，对中国的大门再次发起访问，这并未引起太多惊讶。
去年十月，我国国家主席在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时，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在此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从战略视野和长远视角出发，来审视和对待中印之间的交往。这次高层对话被看作是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以来，两国关系逐渐回暖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为双方关系的重新启动和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
自那时起，中印两国重新启动了边界事务的磋商与协调机制。印度方面，国家安全顾问、外交秘书以及外交部联合秘书等高级官员相继访问了中国。在不久前的上个月，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前往青岛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防部长会议，他是自加勒万河谷事件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印度政府内阁成员。
胡仕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强调指出，苏杰生此行的核心目的是出席上合组织的外长会议。这一行为与印度高层近期频繁访问中国的趋势相呼应，同时也填补了自2019年以来印度外长未曾访问中国的空白。更为关键的是，苏杰生此行将为莫迪总统可能访问中国并参加上合峰会提供磋商与协调的机会。
去年十月，莫迪在与我国领导人会面期间明确提出，印度方面将竭尽全力，全力协助我国承担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职责。
胡仕胜强调，此次印度外交部长来访，同时也传递了印度方面渴望推动中印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以及优化其整体外交环境的明确信号。
印度近期在外交领域，特别是在同大国及邻国的关系处理上遭遇了不少挑战，国内对于保持中印关系稳定的认识日益加深，甚至有观点提出“印度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在上个月，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访问中国期间，他强调两国应将“发展”作为共同的战略焦点。“这样的表态在印度高层中是前所未有的。”胡仕胜这样评价道。
胡仕胜在参考了近期印度高级官员访华的相关议题后，提出在苏杰生访华期间，中印双方主要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
首先，会议内容涉及上合峰会的多个方面；其次，这些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议程的制定、议题的深入讨论以及各方立场的协调。
其次，双边关系无疑将成为关注的焦点，涉及诸多方面：如何将去年峰会达成的共识付诸实践，以及恢复高层交流的活力；是否要重新启动战略经济对话这一合作平台，以及涉及产供链、投资、技术等具体议题；还有如何强化人文领域的合作，包括恢复直航、简化签证程序等措施。
第三，双方在对话中还将涉及地区性议题以及大国间的互动。这涵盖了中俄印三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俄罗斯持续主张恢复三边合作机制；讨论如何有效应对特朗普时代的冲击；以及探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具体运作情况等。
合作谋发展
在印度外交战略的广阔棋局中，长久以来，印度一直努力寻求“四通八达”，力求在各大国之间、东西方之间以及南北国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态势。
然而，近些年，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和“印太经济框架”等所谓的“小圈子”中，与美国和日本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同时，在科技和安全等关键领域，它试图与西方国家建立起战略上的紧密合作，其外交政策呈现出越来越倾向于西方的态势。
在庆祝中印两国建交75周年的重要时刻，苏杰生的此次访问对于“龙象共舞”的深化以及地区合作的推进具有何种重要意义？
胡仕胜强调，在探讨中印两国关系时，苏杰生的此次访问不仅承载着象征性的重要意义，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对话与交流。
中印去年已恢复边境事务磋商协调机制，图为两国国旗（资料图）
一方面，自喀山峰会以来，中印关系已逐步摆脱低谷，正向恢复各项机制的方向稳步前进。目前，中印之间已设立约40个工作机制，然而，并非所有机制都已恢复。双方积累了众多亟待沟通的议题，印度方面迫切希望通过高层交流来管控分歧，并推动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
此外，这也反映出中印两国在合作与发展方面的迫切需求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安全防范方面的干扰，尤其是边境问题所带来的影响，相对有所减弱。在边境问题上，中印两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旨在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新机制。
除此之外，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由于“特朗普冲击”以及印度对华“脱钩”策略效果不显著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印度针对中国的政策正在经历一系列的调整。目前，两国关系正显现出回归到务实合作这一主线的迹象，并正逐步走向更加可预测和稳固的发展道路。
当然，中印之间的交往尚未达到完全和谐的状态，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胡仕胜表示，尽管如此，这些分歧并未阻挡两国关系在过去三十年间不断向前迈进。
深入分析其本质，胡仕胜强调，中印两国之间的关键国家利益，并非全然在于完全消除结构性的分歧，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协作达成共同进步。
因此，我国始终强调，中印之间的联系远不止两国之间的事务，它具有深远的全球战略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印两国人口接近30亿，对全球的发展态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次，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两国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和合理的方向演进。
胡仕胜指出，唯有中印两国均将两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定位在共同发展的方向上，双边关系方能达到真正的稳定状态，并且才能为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更多的正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