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作者系葛承雍，他担任陕西师范大学高研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退休教授。
仝涛研究员对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的摩崖石刻进行了考察，这一发现无疑具有重大价值。我由衷地赞叹仝涛的贡献，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田野调查中的辛勤付出，亲自感受岩壁上雕刻的痕迹，不畏艰辛，探寻未知。然而，我对仝涛对石刻文字的解读并不认同，因为他对石刻年代的判断存在较大误差。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发掘出的新莽时期的大泉五十陶范石刻，存在破损不全的遗憾。关于其命名，是采用“昆仑石刻”还是“采药昆仑”，是依据实际镌刻的证据还是基于臆想伪造，引发了学界乃至更广泛社会层面的讨论。其中包括研究秦汉历史的学者们对此表示怀疑。这场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学术争议的范畴，似乎正逐渐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大讨论。我看后提一点点建议，供有兴趣的同行参考。
1995年7月，我接受了国家文物局的派遣，前往青海对丝绸之路的申遗点进行考察。青海省文物局组织了考古所的几位负责人，他们先后引导我们参观了申报的遗址。其中，重点考察之一便是探究汉文化与羌、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特征。我们来到了位于丝绸之路南道，通往西域的要地——海晏县西海郡故城。这个地方是湟水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代城址。
在西汉中期之前，青海的绝大部分土地几乎全为羌人所居住。那时，汉军的行动范围仅限于湟水下游一带。到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将领率领十万士兵深入河湟地区，迫使羌人向西方迁移。此后，汉朝开始设立专门负责管理羌人事务的护羌校尉，这一职位自此成为固定制度。自公元前81年的始元六年起，直至公元前60年的神爵二年，为了强化对河湟地区的监管，政府陆续设置了金城郡，下辖七县，并正式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的郡县体系。王莽掌权之后，为了彰显自己的威望和德行，采纳羌人献地归顺的策略，在青海湖周边地区设立了西海郡。西海郡位于偏远的牧区地带，其遗存得到了良好的保存。该郡及其下辖的五座城池于1983年被发现。其中，西海郡城规模最为宏大，设有驿站和烽火台。在城内，人们曾多次发现王莽时期的货币及其铸模。20世纪40年代，海晏县“三角城”古城出土了刻有“西海郡，始建国，共河南”九字的虎形篆刻石刻。1987年，又发现了名为“始建国虎符石匮”的著名文物，其高约2米，盖子上刻有伏虎图案，并篆刻有“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的铭文。据传，石匮内部曾存放“符命四十二篇”。王莽借助天命之名大肆宣扬，这是其舆论造势的产物。这些巨大的石刻重量至少有几吨，而在王莽时期的符匮祥瑞氛围中，如此庞大的存在实属全国首次所见。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内出土的虎符石匮（博物馆复制品）
这些提示都昭示我们，在研究古代遗迹和文物时，必须深刻理解该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渊源，那些历经岁月洗礼而形成的“历史纹理”，作为不可磨灭的实物证据，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理智剖析，绝不能轻率地妄下“伪”、“假”之断言。我们必须深入历史的微观层面，避免借助虚构的桨和想象之舟，去构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历史画面，亦不可将现代人的生命感受强加于古人之上。
如此，我们再来看看“昆仑石刻”的30余字记载。
在审视秦汉时期的历史背景时，我们发现秦朝的文献资料中并未提及青海地区的官方活动，而到了汉朝，历史文献才开始提及西戎的相关内容。具体到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遣中郎将平宪，利用财物作为诱饵，成功说服羌族首领良愿，使他率领部落迁移至青海湖（即鲜水海）、允谷（现今的共和县）以及盐池（现今的茶卡盐湖）等水草肥美之地，并将这些地方献给了汉朝。西汉末年，王莽登基成为新朝皇帝，他致力于塑造“四海归一”的政治象征。为此，他针对青海羌人发起了归顺运动，派遣官员到青海大张旗鼓地宣扬国威。在元始四年，他设立了西海郡，标志着中原新朝中央政权首次对青海实施统治和管理。史书记载，此举是为了完善“东海、南海、北海、西海”四郡的布局，彰显“四海归一”的理念，故在环湖地带设立了西海郡，郡治设在龙夷城（现今的青海海晏县三角城遗址）。青海海晏县发掘出的新莽时代的“西海安定”瓦当以及刻有“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字样的瓦当，这些文物无疑证明了从西汉王莽时期一直延续至东汉初年的历史联系。
石刻上的这位“皇帝”身份或许并非秦始皇，而是西汉末年创立新朝的王莽。在王莽元始四年（公元4年）被封为“宰衡”的次年，他便自称摄皇帝。经过三年的居摄，他在三年后宣布建立新朝，国号定为新，并在始建国元年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了真正的“皇帝”。王莽还派遣了朝廷的重要官员，分赴全国各地，宣扬新朝“皇帝”的威严。史籍记载，派遣使者前往各地以及匈奴、西域，收回汉朝的印绶，并颁发新室的印绶。在新朝建立的前后，赞颂王莽的风气遍及各地，不仅有儒生作为追随者，也有官吏充当引领者，这仿佛是西汉末年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新形态，他们宣扬王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汉代“西海安定”瓦当
三、王莽沿袭秦汉制度设立“五大夫”这个官职。秦朝设有五大夫官职，王莽参照《周礼·王制》在居摄三年及始建国四年，分别设立了五等爵位封号制度。然而，在王莽的新朝时期，“五大夫”特指五个特定的监察官职。这些“五大夫”并非指代五位官员的姓氏或个人身份，而是根据《周礼》中的“五事”（即貌、言、视、听、思）原则设立，分别命名为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它们构成了一个专门的监察体系，涵盖了君主德行、君臣关系规范、政策透明度、舆情监督以及决策分析等多项职能。石刻上的“五大夫”或许是王莽巡狩时所派遣的下属“翳”，他们肩负着监察的职责，而非负责采药的太医或医官。在王莽时代，官制依照《周礼》进行了大规模的名称变更，过程繁琐复杂，细节错综复杂，这在史书中已有记载，此处就不再赘述。
王莽登基后，在儒生的辅佐下，深信谶纬之术，且一心寻求长生之道，屡次派遣使者寻访灵药。他与秦始皇、汉武帝有同好，对丹药、神术情有独钟，乐于倾听方士苏乐的游说。公元10年，即始建国二年，他开始大规模地追求长生之事，建造了八风台，种植了五粱之禾，尤其对修炼养生之道兴趣浓厚，派遣宫中人员分赴各地采集灵药，以追求延年益寿。实际上，在汉成帝的时代，燕齐两地涌现出众多谈论神仙之术的方士，数量多达数万。由于汉成帝膝下无子，他投入巨额资金寻求长生不老之药，那些方士宣称能够“入海寻神采药”。敢于直言进谏的谷永严厉指责了这种求仙采药的荒唐行为。在汉代，皇室寻求长生药的事情屡见不鲜，因此到了王莽时期，方士的数量也不在少数，比如史书中记载的涿郡方士昭君等人，他们专门向王莽传授道术。因此，随车队西行巡游时携带方士，乃是一项显赫的皇命之举；而下车后从事“采药”活动，实则是一项隐秘而真实的使命。青海地区因其高海拔而被誉为冬虫夏草的采集圣地，尤其是以玉树和果洛为中心，并向三江源以及省内众多高海拔草甸辐射，这里的本土药物资源极为丰富。因此，在这里发现“采药”的摩崖石刻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在石刻的每一列中，首字普遍存在石层破损和笔画缺失的现象。仔细观察“廿六年”这几个字，由于破损严重，无法确切断定其即为秦始皇的廿六年。其中“六”字与“元”字颇为相似，因此有可能是“元年”的“元”。王莽曾使用过“天凤元年”和“始建国元年”作为年号。而“廿”字的破损部分，很可能对应的是其他字。公元19年，即天凤六年，王莽下令太史令编制一部长达三万六千岁的历法，规定每六年更替一次年号，并将其广布于天下。他亲自下诏称自己如同黄帝一般升天成仙，以此来欺骗民众。这一时期的历法变动让民众感到困惑，然而，现已发现的石刻却展现出王莽新朝时期的显著特点。其中，一些文字呈现出扁平状，另一些则呈竖条形，与“虎符石匮”的字体极为相似。在王莽时期，人们常使用此类字体来表达复古之意，许多“新莽”时期的文物也留下了复古周礼的印记。有人认为，这些石刻上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小篆，但恐怕是由于对篆书发展历程的不了解而做出的错误判断。
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
六、残破的“翳”字，很可能是“王翳”。《史记·项羽本纪》中提及，汉初因功被封的臣子中有一位名叫王翳。然而，历经数百年，这块刻有“翳”字的石碑，或许是由王莽指派的一位王姓宗室官员所刻。在汉成帝时期，王家有五人官至大司马，九人被封为侯。当时，王莽大量封授王姓宗族官员，如王舜、王寻、王邑、王兴、王盛等人。他还派遣了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遍行天下，颁布符命，宣扬他的“皇威”，刻石立碑，以示取代汉朝、建立新朝顺应天意，旨在求得人心安定和世间太平。王莽新朝时期，获得王姓宗族身份的人数众多，保守估计至少在数百人以上。然而，由于史料记载有限，我们无法准确统计被封官的人数。因此，关于石刻上所记载的王翳究竟出身何方，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查证。
七、王莽派遣的十二支宣威小分队，四散于东西南北，均配备有“车”来彰显其迅速果断的风格。他们有时会驾驭四马大车，高举“虎旗”以向天下示威，有时则派遣五威将乘坐绘有天文图案的车子，疾驰传递天命。追溯自汉武帝至王莽时期，各式各样的“车”层出不穷。青海省博物馆曾展出过考古挖掘出的汉代木制轺车马，文物众多，无需赘述。在王莽统治时期，派遣五威使者乘坐马车传播天命、稳定民心的举措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王莽推行“变法改制”政策时，其中一项举措便是依照《周礼》的规定进行巡狩礼仪。自天凤元年二月建寅之节起，便依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顺序，逐一巡视各地，督促民众耕作，收获粮食并储备起来。观察石刻上的“一百五十里”字样，可见刻工技艺粗糙，缺乏规范，且仅是在狭窄的岩壁空间内勉强刻下文字。这或许表明，此处仅是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题铭仪式，尚未抵达目的地。因此，携带巡游劝导的成果返回长安汇报，显得颇为困难。
关于“昆仑”这一名称，史籍中写作“崑崙”或“昆侖”，长久以来人们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外文音译或匈奴阿尔泰语的转写。自2000多年前，中国人便将昆仑视为一座著名的山或仙境，从而产生了“神的昆仑”与“真实昆仑”、“中原昆仑”与“异域昆仑”的区分。解释“崑崙”的含义，无论是指颜色还是种族名称，都鲜有人能全面阐释。诸如《竹书纪年》、《尚书·禹贡》、《逸周书·王会解》、《史记·夏本纪》、《穆天子传》、《山海经》等经典文献均有记载，但此处不再赘述。然而，昆仑一词与西北民族和地理紧密相连，这一点毋庸置疑。王莽派人寻求的“昆仑”，不过是一个遥远且模糊的地域代名词而已。秦人寻觅药草与汉末时期采集草药，对“昆仑”的方位都感到模糊不清，至于想要确切地证明古代“昆仑”的确切位置，恐怕难以实现，对此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这里就不再详细展开了。
综上所述，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所发现的石碑，或许并非秦始皇派遣使者时所遗留的物品，更可能是王莽统治时期，使者为了采集药物以及执行巡视宣威任务时所刻制的石碑。时代变迁，相隔两百余年，鉴于时代差异显著，故而文字书法、干支历法、词语辨识、砂岩风化等证据法均无法依托，亦无法与之契合。若以过往历史解读后世石刻文物，难免疑云密布，又怎能具备说服力呢？出土的文物需与历史资料相互验证，不仅要有广阔的视野，还需注重细节，仅凭主观臆断极易误入迷途，若随意宣称“这不过是作伪者的恶作剧”，更是违背了学术讨论的常规。西北大学已故的陈直教授曾对我们学生传授，若想深入理解秦汉历史，则必须精通《汉书·王莽传》。在几十年前，我曾撰写了《王莽新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儒生、儒臣、儒君》（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对王莽时代的复古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后来我的研究领域发生了转变，不再专注于秦汉历史，但我对在新莽时期出土的钱币、度量衡、简牍、金属实物等文物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关注。因此，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为学术界提供参考。
石刻突兀显现，历经秦汉岁月，年逾古稀的长者随意谈论，随意相信，任由历史缓缓揭示真相，直至最终恢复其真实面目。众多历史故事因年代久远、磨损、破碎而逐渐消逝于时光隧道之中，考古文物唯有依托与当时社会历史文献相吻合的语境，方能确保历史得以真实地重现。
（稿件统筹：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郭超）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6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