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知识原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的分科体系逐渐形成，导致知识的割裂变得普遍。尽管学者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不断进行知识创新，但彼此之间却逐渐丧失了共通的语言。要解决这一难题，仅仅停留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简单结合”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机械论思维的顽疾，完成一次从机械论向有机论的世界观变革，也就是将知识的“简单结合”转变为知识的“有机整合”。
学科分立的根源及其影响
人类知识的形态发展历程，基本上是从“知识总汇”向“知识碎片化”的转变。这一变化在欧洲文明的知识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古希腊时期，所有知识都孕育在哲学的萌芽之中，并以“知识总汇”的形态展现。自15世纪起，伴随着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的蓬勃发展，对自然界进行细致分类的研究以及学科领域的独立分化，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趋势。这种知识不断积累的现象，与工业革命催生的物质发展一同，共同展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昌盛。但在这繁荣的背后，却引发了知识的零散化，以及对自然的对立情绪、精神家园的失落感，以及人的片面发展等所谓的“现代性危机”。
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因素，源自自然科学繁荣所催生的世界观机械化，以及实证主义引发的科学霸权现象。近代机械论的最早形态可追溯至伽利略的原子论，该理论认为物体可以分解为“无限微小且不可分割的原子”，并通过这些原子的尺寸、形态、数量以及运动速度等属性来阐释各类现象。在此背景下，笛卡尔确立了机械论的理论根基，他提出的“二元论”观点指出，世间存在物质与心灵这两种不同的实体，物质不具备意识，心灵则无实体延展，两者相互独立。此理论为近代科学领域对自然事物的客观化以及主客体二元分化的认识论奠定了基础。尽管笛卡尔坚信人类拥有永恒的灵魂，然而拉美特利依据“人即机器”的观点，径直将人类简化为一种缺乏灵魂的机械装置。伴随着牛顿等学者构建起近代科学的宏伟体系，整个世界的景象也由此被机械化。机械论观点认为，自然界万物皆遵循机械因果律；物质构成了形体世界的唯一客观存在，所有形体均由机械运动中的物质构成；人类社会亦遵循自然法则，与自然无异；一切皆可预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均受同一法则所支配，如此等等。由此，形成了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力学世界观，亦即机械论范式。在思维模式上，该机械论纲领采纳了还原论的方法论，将自然界简化为物质实体的总和，进一步将物质实体归结为基本粒子的集合，将多样的运动简化为受力学法则控制的机械运动，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认知过程简化为无主体的纯粹客观过程，并且常常将科学理论简化为经验归纳的过程，如此等等。然而，在还原的过程中，每一步实际上都涉及对整体、过程以及复杂性的抽象与分割，这导致了事物原本的部分关系和属性丧失，与我们所处的动态演化的真实世界相悖，最终只能给予我们“自然的碎片”。
不仅如此，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实证主义主导地位日益凸显，其核心特征便是以科学主义的形式呈现。科学主义坚信，科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与规律，而科学实验则是验证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科学研究者需严谨地摒弃所有可能带有价值判断的立场，诸如此类。因此，所有与人性相关的影响因素均被排除在外，自然以及自然科学便演变成了“纯粹客观”的存在。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普遍将追求达到牛顿物理学那样的高度视为理想，因此衍生出一种自诩为至高无上的“科学主义”信仰：自然科学被视为最为精确、最为可靠的知识体系，成为其他学科的楷模；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且有效途径；自然科学的知识被认为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诸如此类。
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体认知框架，实则源自笛卡尔、牛顿等人的构建，并被洛克、亚当·斯密等学者进一步推广至社会与经济领域。笛卡尔着重于阐述人的理性能力和其重要性，倡导一种旨在探寻真理且有助于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哲学”。这种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的思想，与追求财富的新兴资本主义理念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意识形态。洛克将机械论引入社会学领域，将个人视为构成社会的基石——社会的基本单元，将研究社会现象转化为对个人行为和个人利益的探究。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提倡以数学模型来阐释经济法则。在他看来，自然界不过是一个储存人类智慧原料的宝库。这种工业时代的观念，推动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昌盛，然而，也使得人类社会不断趋向于一个可能引发灾难的临界点。在众多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学者的眼中，科学并非万能，它未能完全解答社会的种种难题。科技的霸权导致了人的异化，遮蔽了人的价值和意义，让人沦为操控与控制的工具，生态亦遭受了破坏。因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立场：科学主义者强调科学与理性的至高无上，主张以科学的视角、方法和准则来审视其他文化，对人文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要么忽视，要么贬低；而人本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则大力推崇艺术与非理性的价值，主张从“人”的角度出发审视所有文化，对科学的意义和价值持排斥和否定的态度。
形形色色的“融合论”及其问题
显然，科学与人文的交汇，可能会干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准确认知。鉴于此，众多有远见的人士开始倡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应摒弃对立，走向相互融合的道路。
首先，我们关注科学人文主义的主张。这种观点将科学视为人类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知识同样蕴含着人性元素。具体来说，这种观点可以体现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萨顿提出的新人文主义理念，以及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历史主义思想中。胡塞尔指出，由于实证科学的主导，人们的世界观将人的问题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进而造成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控制，引发了科学与人两方面的危机；唯有回归“生活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以生活世界为根基的普遍理性科学体系，方有可能克服这一危机。胡塞尔设想中的普遍科学即“生活世界现象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均应构成该科学体系下的不同领域。科学史学者萨顿提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视角，强调科学本身蕴含人性元素，为避免科学失去控制，应将其视为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萨顿相似，库恩着眼于人类和历史的视角来审视科学，他提出科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科学至上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具备历史洞察力、审美鉴赏力和对人性的人文关怀。费耶阿本德则从方法论层面阐述了科学文化与非科学文化的共通之处，他指出科学知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社会背景紧密相连，且无法仅凭普遍认可的验证程序来证实，诸如此类。总体来看，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重返生活领域，然而并未成功构建出一个能够替代机械论的新型的宇宙观，因此未能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奠定坚实的哲学根基。尽管萨顿、库恩以及费耶阿本德等学者能够从人类文化的整体视角审视科学，但他们依旧未能触及导致现代性危机的核心问题。然而，正因如此，科学与人文学科正逐渐显现出交融的趋势。
其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这与科学人文主义所倡导的“用人文精神融合科学”的理念相左，转而采取的是“借助科学力量来融合人文”的另一种途径。实际上，近代以来，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为典范所建立的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正是这种融合方式的生动体现。现代科学主义者强烈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扩展至人文科学范畴，例如，卡尔纳普与纽拉特所提出的“统一科学”理念，旨在将所有经验科学纳入物理学的框架之下。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生物学为参照，试图将人文社会科学同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这一趋势表现为社会生物学的兴起。威尔逊，作为社会生物学的奠基人，曾将此学科定义为一种全面探究各类社会行为生物学根源的学术领域，其核心在于突出遗传基因作为所有生物行为最终动力的观点。从宏观视角审视，人文与社会科学演变为生物学的特定分支；历史、传记及小说记录了人类行为；人类学与社会学联手，共同描绘了与灵长类动物相似的物种社会生物学。然而，人类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上受本能所限，却可能通过教育得到调整。尽管人类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动物的行为相类似，然而，若无法证实哪些行为是由基因所主导，那么将动物的行为特征直接应用于人类就会变得相当困难。
第三点，关于科学人文化与人文科学化的融合。在当前科学和人文相互交融的背景下，我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倡导采取“科学融入人文，人文融入科学”的整合策略。问题在于，正如科学人文化与人文科学化所体现的，这一观点的核心理念依旧根植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外在互补性”：目的上，科学和人文均旨在提升人类的认知与福祉；在思想与方法上，它们能够相互学习与促进；在知识领域，它们同属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且相互交融，如此等等。然而，这种融合不过是简单的物理拼凑。只有深入挖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本质联系，同时明确支撑这种联系背后的哲学根基，我们才能确保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有机结合得到充分实施。
基于有机论的知识统合和知识创造
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经历了一次从机械论向有机论的重大范式转变。这一转变体现在：曾经统治科学界长达300余年的牛顿力学，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映照下，已然沦为了一种“特殊情况”。自20世纪30年代起，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催生了系统科学的蓬勃发展，进而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学、超循环理论、分形学等复杂性科学。这些科学在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结合的原则下，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世界自组织演化的生动画面：自然界并非机械的物体，不能简单地视为机器；生物的运动并非仅遵循机械规律，而是由众多子系统通过内部组织形成的一个高度复杂的协同系统。同样，大卫·格里芬所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作为有机论哲学的一种，视世界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中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紧密相连；它否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仅仅是人类之外的机械物质构成，而是认为它们是具有自主性的存在，进而摒弃了那种认为事物间只有外在联系的机械论思想。这些新的进化理论模式已经取代了那些长久以来限制人们思维的旧有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牛顿的绝对因果法则，标志着当前科学研究正重新兴起有机论模式。这一新范式摒弃了还原论的方法，引导我们以关系、整体和过程为视角，重新审视周遭发生的种种现象，并在这一基础上推动或构建科学、艺术以及人类所有知识的进步与发展。
首先，知识统合的现实根基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本应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传统的“主客二分”观念，却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割裂开来，导致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僵局和对立，进而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演变成了两种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学科。有机论范式的回归，超越了机械世界观的局限，将世界视为一个充满内在联系的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人与万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我们亦需充分尊重地球上其他生命体的合法权益与生存价值。显然，这种价值的统一性并不排斥文化的多样性。唯有坚守伦理共识，方能有效调和现存的多元文化观念，进而更有效地保障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促进彼此间的理解和相互依赖。人与自然间的这种一致性，不仅决定了世界观的统一性，亦决定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人类的知识体系构成一个完整、和谐的生态系统，其中，科学和人文知识均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映射出宇宙整体的不同面向。当然，一个统一的宇宙观并不会阻碍各个学科的多姿多彩的发展，反而为这些学科提供了根本的依据和广阔的视角。鉴于人类的认知局限，细分领域的研究仍然不可或缺，然而，若不将这些分支学科的知识置于整体知识的框架内，我们便难以辨别它们之间的对错、联系与冲突。因此，坚守一种统一的世界观显得尤为关键。这种统一的全球性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识别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还能帮助我们识别这些领域间的知识盲点与空白，进而促进知识的创新与发展。
其二，“知识的契合性”构成了世界解释统一性的根本基础。世界之所以呈现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态，正是因为其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紧密且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然而，传统科学在研究事物时，往往以某个具体实体为起点，力图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追求一种“客观”的世界知识。20世纪初，相对论揭示了实体时空性质对参考系的依赖性，从而颠覆了“客观性”的传统观念，将其转变为一种相对且关系化的概念。与此同时，量子力学限制了人们对量子客体及其测量工具之间界限的无限细分，使得我们只能整体地认识量子现象，而非其“自在”的个体状态。在这种关系论的视角下，关系者一旦脱离了关系，其价值便会丧失；部分无法脱离整体独立存在，它们的存在、定义和描述都依赖于与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正因世界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存在，所以作为对世界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反映的知识分支，彼此之间理应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或一致性。这种相容性体现在不同知识领域在根本理念、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上的内在联系与一致性，并非仅仅是彼此之间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表面联系。过分强调知识的表面联系，只会导致知识的简单堆砌和机械拼凑，无法使人类的知识体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唯有明确各知识分支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才能构建起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全球性解释体系。这一过程并非仅是自然哲学与人的哲学的简单叠加，亦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相互配合，更非将所有学科合并为一个整体，而是在坚守世界解释的统一性基础上，通过探寻各分支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达到知识的融合。为了与当前流行的各种融合理论相区分，本文作者将其命名为“知识的有机统一”。因此，我们得以将人类知识的诸多片段整合，逐渐构建起对世界全面认知的图景。
第三点，鉴于知识融合的繁复性，我们必须进行知识的整理与创新。在当前知识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众多交叉学科的涌现。这一现象一方面促进了专业研究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学科边界的逐渐消融。激发了人们对进行大规模综合性研究的热情，催生了数学、计算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综合形态，进而使得人类的知识体系日益显现出复杂与多元的特征。面对这一态势，我们迫切需要实现知识的有机整合。显而易见，这涉及一个持续辨析错误并不断更新知识的创新过程。因此，我们需要重视以下几个关键点：首先，要重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创意。在知识的演进过程中，复杂的变化以及要素间的持续互动往往能放大最终的影响，微小的“扰动”往往能催生新的知识“涌现”。牛顿在苹果树下的一次“顿悟”引发了自然与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贝塔朗菲的系统论则催生了科学研究整体化的趋势，这些均属此类典型例证。因此，在知识创新过程中，我们应持续关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创意，即便它们在起初显得平凡无奇。同时，还需积极倡导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和实生物”这一传统哲学理念向我们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平衡，能够促成相互融合，进而催生新事物，创造新成果。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这一点同样适用：若不重视信息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进行累积与有机整合，思维和思想便会变得粗浅、单一、原始且缺乏变化，从而无法实现知识的创新。鉴于此，我们在进行知识创造时，应当积极倡导观点的多元化。需拓宽思维格局。历史经验表明，往昔的真理可能被今日的发现所推翻，而曾经的“错误”也可能被今人惊叹地认为是“预见”。故而，知识的进步是一个持续更新、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我们必须持续接纳新的理论观点和观察角度。唯有如此，方可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和自我封闭的困境。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8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