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层面来看，202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正处于高速发展与高质量提升的关键转折时期。在深入解读此次会议的精神时，除了将其与2015年的城市工作会议进行对比、展望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之外，我更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40年”以及中国发展的“两个100年”这一宏观视角出发，来审视此次城市工作会议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从城市工作的视角来看，1980年至2020年可视为“第一个40年”，而2020年至2060年则标志着“第二个40年”的到来。在前一个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着力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发展问题；而在后一个时期，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努力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在2015年的城市工作会议上，主要议题是探讨如何治理高速发展时期的城市问题；而如今，我们亟需为我国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构建一个全面的战略蓝图，这在我的看法中，具有与1978年城市工作会议相媲美的历史价值。
从上海这一视角出发，我国领导人鼓励全市党员干部全面贯彻人民城市理念。在这一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新战略指导下，尤为关键的是将人民城市建设与“五个中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城市的对比研究，我曾提出构建一个包含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二元竞争力框架”。当前，我们亟需开展一场思维层次的提升，特别是为了增强“五个中心”的国际竞争力，这尤其需要以人民城市作为坚实的保障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诸大建，身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时担任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以及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他还身兼数职，包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学组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专家、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会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专家，以及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八人主席团成员。
「鲜明强调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社会主义属性」
剖析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其中包含的三个关键信息亟待我们进行深入分析与详细解读。
首先，在探讨“为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应促使观念由“物质投资”向“人力投资”的转变。
人民城市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核心定位，它明确突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特质。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化的城市并不少见，但真正体现现代化人民城市理念的城市却是我国城市化的核心追求。回顾“第一个40年”的城市建设，其核心在于对物质条件的投入，而进入“第二个40年”，我们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核心则转变为对人的投入。
以城市更新为案例，以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的城市更新，不仅局限于物理空间的改造，还涵盖了经济性、社会性和环境性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并着重于城市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维度上实现生态、生产、生活的和谐统一。
它要求我们及时调整以往主要致力于工厂、道路、住宅等经济类基础设施建设的策略，转向全面加强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特别要着重提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等领域的公共设施建设水平。
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我们正促使发展模式从“追求规模增长”转变为“注重现有资源优化”。
1980年，我国总人口数达到约10亿，城市化进程大约为19%；而到了2020年，总人口数增至约14亿，城市化率则上升至约64%。在“第一个40年”期间，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进入“第二个40年”，我们需要从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两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此时城市发展正面临两个关键性的转变：
一方面，“两个速度”正逐渐放缓。在土地城市化的进程中，建设用地的规模正逐步接近极限。粗略估计，以每人100平方米的城市建设用地为标准，城市用地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而在人口城市化的领域，随着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人口的增长区间将逐渐缩小，增长速度也将逐渐减慢。
另一方面，必须强化“两个力度”。首先，需增强对城市现有物理空间的更新与改造，显著提升城市空间的综合承载力和居住舒适度；其次，还需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确保享有城市公共服务的常住人口数量与城市化进程的速率相协调。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城镇化进程正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稳健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的重点也从大规模的规模扩张转变为以存量提升和效率增强为核心。这一转变意味着，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正经历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到注重质量和实力的转变，即从“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的演变过程。
在建设用地方面，追求规模扩大意味着通过增加土地资源投入和房地产开发活动，实现经济的快速提升；而追求实力增强，则要求城市建设用地不再无序扩张，转而在空间利用上保持紧凑，同时稳步提升产出与效率，这包括利用科技创新的放大作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提升。
在城市人口层面，扩大规模意味着不断吸引人口流入，然而城市公共服务的增长却无法与人口增长同步；而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水平和向外辐射效应，则是为了持续扩大服务人口的数量和服务范围的广度。所谓的强化中心城市、打造都市圈、带动城市群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则。
在这一关键性的转变过程中，众多限制性标准难以逾越，尤其是必须坚守城市发展的三条底线，即生态保护的底线、永久性基本农田的底线以及城镇开发边界的底线。这构成了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制度支撑，是我国城市迈向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关键保障，能够有效推动城市发展从单纯追求规模转向更加注重质量。
第三点在于，在探讨“如何行动”这一议题上，我们应促使关注点从仅满足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逐步过渡到全面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各项需求。
在城市发展中，围绕创新、适宜居住、优美景观、抗风险能力、文明程度和智能化水平等六个方面，推动城市向高质量迈进，这是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城市层面的具体实施和操作。在最近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着重展示了量子城市理念及其应用实践。量子城市，通常被称作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相互映照的共生城市，亦或是双生城市。其核心宗旨在于，通过构建一个虚拟的城市模型，实现对现实物理城市的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治理。我探访了量子城市在“15分钟生活圈”中的实践，感受到了城市空间智能管理的新面貌——位于上海普陀区的曹杨新村借助量子城市技术，能够更深入地掌握“15分钟生活圈”内养老服务方面的需求，从而实现更科学合理的布局。
个人有所体会，在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尤其需要在细致的层面打造出满足全体居民需求、功能综合、交通便捷的“15分钟生活圈”。上海首次提出“15分钟生活圈”这一理念是在2014年，而在2017年通过的《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中，将构建“15分钟生活圈”视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名城的关键举措之一。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六个维度为“15分钟生活圈”的深化发展及版本更新预留了广阔空间，具体体现在“三个全”理念上：首先，实现全人口友好；其次，涵盖全功能，旨在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五宜社区生活圈”；最后，强调全过程，即公众参与贯穿于“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建设与运营全流程。
进一步观察，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六个维度概念，不仅与联合国所推崇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契合，更融入了中国的独特创新与扩展。具体而言，创新这一维度关乎城市经济发展，宜居则关联城市社会生活，美丽涉及城市生态环境，韧性关乎市政基础设施的稳固，文明指向城市文化传承，智慧则指向城市数字化治理。近年来，我们携手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开展了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上海指数研究，该研究主要依据“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战略。目前，我们提出了六个关键维度，为构建具有普遍意义、以人为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框架及其指标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在“三个融合”中提升归属感惬意感成就感」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之下，伴随着“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深入开展，上海的城市发展正面临新的挑战，亟需进行创新性的思考与策略规划。在此过程中，我们特别提出“三个融合”这一议题，以供大家深入探讨。
首先，要增强人民城市与“五个中心”的协同发展；其次，通过推进现代化的人民城市建设，来增强“五个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在上海，推进人民城市的建设与打造“五个中心”之间存在密切的正向联系。“五个中心”的全球竞争力基础在于：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吸引各类人才，人才的创新活力推动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竞争力也因此得到提升。在现代化的人民城市建设中，将“人的需求”和“人的发展”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这将显著增强上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城市的独特优势。脱离了人民城市的正确路径，很容易陷入只看重经济数据增长、单纯扩大城市基础设施规模的误区，这样一来，也就难以具备吸引人才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能力。
在迈向打造“五个中心”的新阶段，我们需在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这六个方面持续加大努力。为此，一个关键性的举措是，在城市规划、建设与运营的各个环节，着力增强城市创新氛围、公共服务质量、生态环境水平、城市安全韧性、文化包容性以及社区归属感等非传统经济指标的比重。
上海在构建“五个中心”的过程中，固然需要各类人才，却不宜过分依赖特殊政策来吸引他们。这座城市理应致力于营造一个全民共享的高品质生活环境和高品质生活方式，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归属感、满足感和成功感。这正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所应具备的真正魅力。
第二，需强化“生活秀带”与“创新金带”之间的结合，同时，扩大“一江一河”两侧的城市创新区域。
自2002年上海着手筹备世博会以来，黄浦江与苏州河沿岸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巨变。这座城市将最优质的资源投入到民众福祉之中，同时也见证了从“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的华丽转身。在“十五五”这一阶段，对“一江一河”两侧的城市进行更新与推进，能否打造出集“生活秀带”与“创新金带”于一体的创新型城市空间，这成为了衡量将人民城市建设成就转化为“五个中心”建设成果的关键指标。
近些年，与上海中心城区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区域，诸如纽约的布鲁克林科技三角区、伦敦的国王十字区等地，见证了科技创新场所逐渐从城市外围向中心街区迁移的所谓“科技回归城市中心”趋势。与此同时，滨水地带在城市改造过程中逐渐变得休闲宜人、趣味盎然，其对激发创新和创意的积极作用也日益凸显。
若将传统的工业区称作“一江一河”的初代版本，将繁华的生活带视为其升级的“一江一河”的二代版本，那么，“创新金带”无疑便是“一江一河”的第三代升级版。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措施，将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两岸定位为上海创新资源的“创新金带”。这一带涵盖了诸如“外滩—陆家嘴—北外滩”的黄金三角区域、“徐汇滨江—前滩—世博滨江”的新兴金三角区域，以及杨浦滨江等地。旨在推动创新空间的发展，实现从原先的“远离中心、外围集聚”模式向“以轴线为引领、内外联动”的全新模式升级。
一方面，需充分利用城市中心区域密集分布的咖啡馆、茶室等所谓的“第三空间”功能，例如江湾五角场的创智天地，以吸引不同背景的人们在此进行思想交流，激发出各种创意火花；然后，他们可以走出这些“第三空间”，迈向“从0到1”的创新之路。这一现象正是“科技回城”与传统封闭科技园区显著区别的显著特征。
此外，通过首发经济来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与“五个中心”的建设能够产生较为显著的正面效应。上海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具有海派特色的方法，即在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地标区域举办具有首发经济价值的活动。例如，在城隍庙举办东方生活时尚文化活动，在外滩举办时尚表演活动。借助“首店指数”引领商业创新，“首秀平台”推动技术变革，“首展地标”激活文化遗产，不仅吸引了大量人流，还促进了消费增长，充分展现了文旅商体展览联动促进消费的深层规律。
首发经济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环节。在“十五五”时期，特别是在“一江一河”两岸的关键商圈，我们亟需积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首发经济，以实现科技创新从研究到开发，再到市场的全链条贯通。众多前沿、尖端的科技成果将在上海实现首发、首演、首展，并从这里出发，迈向市场、走向全球。
第三点，要着重推进绿色低碳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过在绿色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求实现转型升级，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目的。
在追求“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实现低碳与智能两大领域的相互促进，实现协同效应，而非仅仅进行叠加。例如，低能耗且开源的DeepSeek技术，以及宁德时代生产的能够通过AI技术追踪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动力电池，都是此类创新突破的典范。中国在依托可再生能源和新兴电力系统推动绿色智能型发展的同时，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转而依赖化石能源来支持人工智能进步的做法存在差异，并且与欧盟虽重视绿色低碳但缺乏高级智能技术支持的立场也有所不同。
上海近年来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集成电路和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既有优势，率先搭建起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绿色智能技术架构和产业生态系统，从而在新兴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然而，目前上海本地的电力系统中，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尚不足以满足人工智能快速进步对能源和电力的迅猛增长需求。接下来，必须推动“AI for Green”的发展，增强人工智能在新型电力系统、智能化能源管理、碳排放追踪等方面的研发力度和实际应用；同时，推动“Green for AI”的实施，深化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改造，创建“零碳排放的计算中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