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延安”实景剧。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供图
《怒吼吧，中国》，这是一场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抗战版画展，展期为1931年至1945年，此为该展览海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提供图片 。
一只皮箱，讲述着一位青年自浙江至延安的艰难行程与理想抱负；一幅称作《怒吼吧，中国》的版画，铭刻下一个民族不屈的骨气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步入革命纪念场馆，同革命文物展开交流 。
国庆中秋假期时，于北京，30余组家庭在假期首日之中走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馆区，进而开启“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学活动；在延安，能看到19座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星罗棋布着，各地游客参观红色地标，以此领略革命老区新貌。
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德立进行介绍，全国一年平均举办革命、建设、改革主题展览数量超过3000个，有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以及纪念场馆，471个革命遗址、纪念场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个省级行政区发布了95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
孙德立说，现在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青少年，与革命文物亲密接触，深情回望历史，感受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
2024年3月26日，香港林大辉中学的师生前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了“复兴一课”，图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不仅说“文物有多珍贵”，还要讲“青年有多勇敢”
孙德立表示，“十四五”以来，全国革命文物保护性利用工作于已有基础之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革命文物资源的家底基本上被了解清楚，全国范围内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有4.2万余处，国有馆藏的革命文物有150万余件/套 。
摸清了文物家底，如何讲好文物故事？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是一个属于中小型规模的革命纪念馆，王欢，是该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王欢告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纪念馆将《我要去延安》主题展览当作“试验田”，尝试去打造一种关于抗战文物的“青春态”叙事。
为抗战文物注入“青春态”是为何呢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从历史渊源来看 ，和青年有着深度链接 。从馆藏资源来讲 ，同样与青年有着深度链接 。特别是在抗战时期 ，有两万多名爱国青年 ，经由这里奔赴延安 。这里存在着许多跃动着的鲜活故事 ，这里沉淀着火热的抗战精神 。链接当代 ，面向未来 ，我们是有责任的 。王欢说道 。
在展览策划开始之际，纪念馆针对18到35岁的观众展开了抽样调查。统计得出的结果表明，有62%的人觉得“抗战精神跟当代生活存在距离”，77%的人声称“文物背后的故事相较于文物本身而言更具动人之处”。
我们发现这些重要数据，多以“事件史”“宏观叙事”为主的传统展览，或许会遮蔽青年的个体选择与情感体验。革命文物要“活”起来，就得打破“代际温差”；抗战精神要“传”下去，就得找到与青年的“情感接口”。王欢说 。
为此，该馆对馆藏资源进行了再次梳理，该馆对馆藏资源作了深度研究，之后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走访，该馆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征集，最终将答案锁定在文物上，尤其是那些自带情感温度的“青春物件”。“我们换了个视角，不仅说‘延安有多伟大’，还要讲‘青年有多勇敢’，不仅说‘文物有多珍贵’，还要讲‘背后的故事有多鲜活’。”王欢说道 。
例如，西安美术学院原本担任院长一职的刘蒙天，在奔赴延安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其所携带的皮箱，在此之前进行展出的时候，是放置一个用以说明情况的牌子；当下呢，是以这个皮箱作为核心要点，借助时间与空间进而串联起地理方面的内容，来讲述一个具备丰富细节、生动形象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他究竟怎样从浙江的家乡开始启程的，在行程途中遭遇了路费被偷走等一系列磨难的情况下，依旧坚决地保持着内心理想，依靠徒步的方式最终抵达延安 。
《我要去延安》主题展览将舞台给予年轻人，联合高校，让学生深度参与文物保护工作，联合高校，让学生深度参与策展设计工作，共同策划表演“我要去延安”实景剧，开展学校巡展，开展学校巡讲，参加“新时代青年延安行”，鼓励他们创作主题Vlog……
王欢透露，展览开幕一年多以来，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达75万人次，与去年相比增长幅度为136%，其中年龄处于18至35岁的群体所占比例达到65%，巡展还进入了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博物馆，并走进了包括北石油、北科大、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在内的40多所高校 。
王欢于观众留言本上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原来“坚定理想信念”并非口号呀，它是纺车转动一圈积攒起来的，是信纸翻动一页积攒起来的，是补丁打了一摞积攒起来的。
为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的，是周恩来在1944年从重庆带回延安的意大利小提琴。
纪念馆成为大课堂
要使得文物发出声音，让历史进行言说，让文化予以表述。当文物面向青年讲述抗战期间的故事时，革命纪念馆它自身便是极为出色的课堂 。
到现在，全国革命纪念馆数量超3000家，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这样一批标志性革命场馆建成且开放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改扩建工程竣工并开馆，革命纪念馆的建设质量以及展陈水平明显提升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所建之地是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于1985年8月15日建成并开放。自2014年起，此地成为举办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地方。
《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这类，属于该纪念馆内设立的基本陈列，《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中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审判日本战犯史实展》 为主题展览，《二战中的性奴隶——日军“慰安妇”制度及其罪行展》 是 “慰安妇” 受害者专题陈列 ，等等 。
该馆副馆长时鹏程作出介绍，纪念馆致力于打造“六个一课”，以此讲好国家公祭仪式举办地的“大思政课”。所谓“六个一课”，分别是入伍一课，从教一课，行前一课，复兴一课，归国一课，入职一课。每一课都针对特定的授课对象，从不同的切入口来“定制”内容。入伍、从教、入职是依据职业进行划分；行前、复兴、归国，则是针对特定群体。
行前一课，是面向南京普通高中以及职业学校那些即将出国的学生，向他们开展教育，要让他们在出国后能够成为爱国主义的践行者、可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还当成和平种子的传播者。从2017年到如今，有9000多人参与上了这堂课。时鹏程讲，复兴一课，是面向港澳台同胞，目的在于引导他们去进一步深化民族记忆、以此增强国家认同；归国一课，是面向留学归国人员，用意是激励他们心里要心系“国家事”、肩膀能肩扛“国家责”。
从时鹏程的视角来看，纪念馆开展思政课教学，首先是依靠文物史料以及纪念设施，将文物当作“教材”，把场馆作为“教室”，把遗址作为“课堂”。中山码头集体屠杀遗址所出土的遇难者遗物，日军在南京常府街慰安所的留言墙，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胶片等，构建起了最为优质的课堂。
9月5日，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学生，香港培侨中学的学生，澳门濠江中学的学生，东南学校近70名学生，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陈韶君，曾通过历史课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此次实地探访让她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纪念馆里的文物，幸存者的真实经历等史料，铁证如山。如今祖国繁荣昌盛，与过去积贫积弱的面貌截然不同，我们更要珍惜”。
师生们和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夏媛进行面对面交流，夏媛的外婆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香港培侨中学教师谭小铭第三次走进纪念馆说，这次听到幸存者后代讲述，学生们将课本上文字知识和实地看到文书搭配听到的故事结合，能更深刻理解历史，也能更清晰认识祖国从苦难走向繁荣历程 。
华侨青年王唯真的抗战手绘本。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
从文物看到历史的现场
8月的末尾时分，在北京，有 一个名为《怒吼吧，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抗战版画展（1931 - 1945）》的展览开幕了，这个展览精心挑选馆藏的 132 幅抗战时刻的木刻作品，还有 13 种版画图书刊物以及 3 封画家信札，它系统地展现了“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种朴素艺术形式所激发出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是版画这门技艺的起始之地，古时称为“绣梓”，14世纪它借此丝绸之路传入欧洲，渐渐发展成画家自行绘制、自行雕刻、自行印刷的创作版画，到20世纪30年代，鲁迅察觉到这种形式特别契合现代中国，其成本低，只需一块板子、一把刻刀，随时随地能够进行创作，并且易于复制、传播速度快，于是经鲁迅有力引介，创作版画重返故土。
1931年8月17日，鲁迅于上海发起一场为期6天的木刻讲习会，其鼓励青年艺术家，既要吸收外来技法，更要表现“中国向来的魂灵”。历史转折猝不及防，讲习会结束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艺术家立刻行动起来，日夜赶制抗日画报与木刻传单，将其张贴于街头巷尾，践行了鲁迅所说的“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展览为何叫“怒吼吧，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姜异新作出介绍，其源自李桦于1935年创作的经典之作，该作品塑造了一个形象，一个被缚的、仰天怒吼的巨人形象，蒙目的布条遮不住沸腾的血性，半跪的身躯如盘虬的山岳，粗绳深陷皮肉却勒不垮挺直的脊梁。
姜异新说，今年，我们依旧能够于这些版画之中，体会到年轻艺术家处于极其艰难条件时一刀一刀刻下的民族苦难以及不屈脊梁，它们并非仅仅是展品，更是一代人的生命印记且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
8月末，专题展览，名为《改变世界的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域的中国抗战》，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与延安革命纪念馆两地，同时面向公众开放 。
“长期的，并且是广大范围的抗日战争，同样是一场聚焦于文化领域的战争。在展览之中，诸如《黄河大合唱》这类经典的文艺作品，串联起了数量众多的抗战故事，借助展示、讲述以及情景互动等方式，彼此关联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使展览具备了可观性，同时也具备了可讲述的条件，能够与观众在情感和理智层面产生共鸣。”延安革命纪念馆任职的馆长刘妮如此表述 。
刘妮从事文物工作34年了，迄今已经征集文物上万件，冼星海的音乐指挥棒，花费15年迎回延安，周恩来1944年从重庆带回延安的意大利小提琴，耗费10余年回到延安，今年，用22年征回延安的华侨青年王唯真的抗战手绘本，是珍贵的抗战故事……
刘妮说，我的体会是，文物征集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并非一时的发力，而是长期对于文物背后研究以及阐释的漫长进程，所谓心用到、情至深、力竭尽，才能够使得文物回归到历史的发生地，讲好历史的故事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