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从初涉文坛到多部作品改编，创作之路精彩不断

马伯庸在会面时身着一件黑色长袖上衣，搭配着褪色的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显得既随和又放松。他的上衣胸口位置印有粗犷的白线条构成的框，框内以细腻的白线条描绘了飞碟、流星以及它们即将降落或撞击的星球表面，周围点缀着繁星，一眼望去，宛如在胸膛前开启了一扇通往宇宙的窗户。

马伯庸在与我交谈时，展现出的心态平和而轻松，怀揣着对宇宙的无限遐想，这八字精炼地勾勒出了他的心境。多年来，他随心所欲地享受着写作的乐趣，同时深入历史小说的世界，描绘了众多历史人物的形象。令人好奇的是，这两个不同的面向似乎早已蕴含在他的笔名“庸”与“伯”之中。

当被问及“伯庸”这个名字是否来源于《离骚》中的“朕皇考曰伯庸”时，马伯庸面带笑容地摇了摇头，表示：“这实际上与屈原的父亲并无关联。”回想起多年前，他在一个以航海为主题的小型论坛上负责管理东亚地区的板块，那时他随意挑选了一个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名字——“曹伯庸”。他觉得“伯庸”这两个字听起来非常顺耳，“伯”意味着“大”，“庸”并非指“平庸”，而是指“中庸”。他选用笔名之际，将姓氏曹改为本来的马，于是得名“马伯庸”。不久后，他得知这个名字在历史上也有所记载，原来元代有一位诗人名叫马祖常，字伯庸。

观察之下，“伯庸”这两个字笔划众多，字体显得庄重大方。他认为这个名字“颇为稳重”，与他自己随遇而安的个性相契合。小说一经走红，他签名时甚至患上了腱鞘炎，这足以证明选择一个“稳重”的笔名并非没有代价。在交谈过程中，提及了一部外国作品，他对作者的名字有些不确定，于是立刻拿出手机查询。在核实了作者名字之后，我们便继续展开了讨论。

以历史为圆心

马伯庸视历史为小说创作的素材与灵感源泉，同时它也是滋养其小说美学特色的肥沃土壤，这一观念贯穿于他阅读与写作的始终。

在谈论他个人对历史文学的兴趣来源时，他特别提到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以及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在《三个火枪手》的序言中，大仲马分享了他如何从《达尔大尼央先生回忆录》中汲取创作灵感，这种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感悟深深触动了当时尚为高中生的马伯庸，于是在他心中种下了对历史文学的向往之种。大学时期，他才开始尝试创作历史小说，那时他阅读了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对历史小说的写作方式感到十分惊奇。后来，在2004年，马伯庸在新西兰撰写毕业论文的空余时间，他开始动笔创作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

马伯庸在涉足历史小说创作伊始，便不满足于单纯记录历史事件，而是刻意从新颖的视角切入历史叙述，借助一些非同寻常的元素来诠释历史主题，力求实现一种“陌生化”的创新效果。在《风起陇西》这部作品中，他独具匠心，选择从间谍战的角度来剖析三国历史，以诸葛亮北伐为故事背景，描绘了蜀国间谍在魏吴之间的秘密斗争，对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重新演绎。马伯庸坚守着这种“古为今用”的创作理念，在创作初期，他不仅创作了一系列视角独到、风格新颖的历史小说和散文，而且在悬疑、科幻、玄幻、灵异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展现出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历经各类文学体裁的探索，马伯庸近年开始将重心转向历史小说的创作。他感叹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聚焦于某一特定领域，而随着生活经历的丰富，他对历史的认识也愈发深刻，撰写历史作品使他得以更好地表达个人见解。对于这种转变，他曾戏称：“这恐怕是中年男性难以逃脱的命运，试图挖掘历史的规律，试图总结人生的经验，我亦未能例外。”

尽管马伯庸经常用“马齿徒增”来谦虚自嘲，然而在数十年的生活历程与阅读积累中，他已逐渐领悟到了许多宝贵的写作技巧，确立了自己的历史见解，并基于此见解，创作出了众多风格独特的历吏小说。

马伯庸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巧妙地融入了现代气息，他重视历史在当今时代的意义，经常引用克罗齐的名言“所有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强调历史文学作品应聚焦于那些能够引起现代读者共鸣的元素。他不禁感慨，绝大多数历史记载都聚焦于帝王将相，他渴望通过自己的笔触，让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普通人重新焕发生机。尽管被贴上了“历史小说家”的标签，马伯庸在创作中真正关注的却是当代普通人的生活。正如大仲马所言，历史于他不过是小说的依托，而在马伯庸眼中，历史则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小人物的命运，并反映出当下的现实。他力求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挖掘历史的现代价值，塑造出能与大众产生共鸣的历史人物，从而使作品充满时代气息和广泛共鸣。

当然，历史写作的焦点并不仅限于历史本身，历史小说并非孤立无援的文学体裁，它能够融合悬疑、奇幻、灵异，乃至科幻等元素。马伯庸凭借丰富的写作经历和明确的群众史观，塑造了一种更为宽广的历史小说视角。这种视角使他得以跳出历史题材的局限，探索全新的创意叙述方式，从而创作出极具想象力的作品。当人们读到“一骑红尘妃子笑”这句诗时，往往聚焦于杜牧所表达的统治阶层奢华放纵的寓意。然而，马伯庸却从一名职场打工者的视角出发，关注到了“一骑红尘”背后所蕴含的工作强度。他的脑海中迅速浮现出一系列策划方案：如何将“一骑红尘”这一概念具体实施，所需的预算是多少，需要哪些部门的协作，路线该如何规划等等。在马伯庸的笔下，历史写作充满了无限可能，他正致力于以历史为基点，探索各种类型的写作，尝试不同的题材，这正是他当前努力拓展的写作蓝图。

保持对生活的敏感

2015年，马伯庸作出离职的决定，于微博上留下这样的话语：“我已迈入35岁，渴望去体验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不过，他对“无拘无束”有着独到的见解。自兼职写作转为全职写作以来，他的创作效率显著提升，平均每年都能出版一部新书。到了2022年，尽管他在采访中自嘲为“无力再卷的人”，但他的三部小说已陆续与读者见面。在掌握这些资讯之后，我深刻体会到了马伯庸所言“写作本质上仍旧是依赖兴趣驱动的”这句话的重量。对写作的痴迷化作持续创作的力量，引领他稳健地经历了从兼职写作到全职写作的转折与变化。

尽管如此，生活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对写作产生了某些影响。在工作期间，生活似乎始终围绕着公司运转，大部分时光被工作占据，而在这其中抽时间写作总让人感到一种偷懒的愉悦；然而，辞职后，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控，成为自己的老板，这便迫使自己进行规划，思考接下来要写什么，以及大致在多长时间内能够完成。这种写作生活似乎井然有序，合乎逻辑，然而马伯庸却对此持有警惕态度：“若一旦陷入计划性的束缚，写作便可能沦为职业，终将导致创作热情的消逝。”为了摆脱这种计划性的束缚，他努力排除出版方的干扰，坚决拒绝编辑为他设定写作计划，以确保写作的独立性。他偏好于在喧嚣的环境中创作，频繁地离开书房，选择在咖啡馆、机场候机厅等地挥笔，甚至深入大学教室的最后一排专注写作。他一度被误作旁听生，甚至被老师点名。马伯庸仿佛一位“e人作家”，热衷于从周遭环境中汲取灵感，嘈杂的氛围和偶尔的意外能打破常规的节奏，增添生活的变数，进而削弱了全职写作的既定计划。

总而言之，他珍视写作的随性自由。

投身专职写作生涯后，马伯庸深刻意识到，闭门造车可能导致与现实的脱节，唯有融入日常生活，方能获得最深刻的感悟。他与过往的雇主和同僚维持着联系，甚至偶尔会造访前公司或朋友的办公场所，坐在他们的工位上，体验职场那份繁忙的氛围。这并非一位历史小说家应有的行为，然而马伯庸却表示：“你必须弄清楚当代人们最牵挂的是什么，最担忧的是什么，最渴望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最最排斥的是什么。只有深入了解了这些人的情感波动，你才能保持对生活的敏锐感知。”正是对现时生活的敏锐洞察，马伯庸得以在浩瀚的史料中挖掘出能够触动当代人心弦的素材，进而将这些素材巧妙融入小说，精准地触及当代读者的痛楚与愉悦之处。

于赓哲曾对马伯庸的小说作出评价：“他笔下的古人，总能让我们在阅读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马伯庸通过对人性欲望和社会逻辑的深刻理解，随着对历史细节的深入挖掘，愈发能够描绘出我们现实生活的各种面貌。那些叙事看似虚无缥缈，实则考证详实，我们从中领悟到了古人的境遇，不禁感叹“今人所见之古，恰如后人看待今朝”，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窥见了自身的渺小。

以现代时空观讲述历史

频繁转学的成长经历也在马伯庸的小说创作中留下了痕迹。

马伯庸在求学期间，名叫“马力”的少年时期，因父母工作地点的频繁变动，他在不同城市间不断迁徙。他曾回忆起自己经历了13次转学的历程，涉足过赤峰、桂林、三亚、上海等多个城市。这样的经历使得马伯庸难以与同学们维持长久且稳定的联系，从而使得他身边几乎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因此，马伯庸当时经常在网络上结识朋友，然而网络费用高昂，上网的机会也相对较少，所以他在家中的日常主要是阅读书籍，而这些书籍数量有限，他反复阅读，并在阅读完毕后自己为故事续写结局。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他的阅读习惯正是在那个时期逐渐形成的。

马伯庸在不断的迁徙中，逐渐养成了留意时刻表与地名的习惯。在他从赤峰转学到三亚的漫长旅途中，每到一站，他都会细看站名，甚至拿出地图，将每一个站点都标注出来，观察路线是如何延伸的。这些行为原本只是旅途中的消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变成了习惯，并培养了他对地理的敏锐感知。这让我们依稀辨认出了《食南之徒》中的主人公唐蒙的形象，他是一位擅长分析地形并绘制地图的人物。在《食南之徒》的结尾部分，马伯庸提到，对于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边界有清晰的认识，这是现代人的特权。这种对地理的深入理解，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探索和积累才逐渐形成的。正是凭借对地理的敏锐洞察、对史料的深刻掌握以及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的理解，马伯庸才得以构建出《食南之徒》的核心脉络，使得人物得以在古代的地理环境中自由穿梭，为读者带来仿佛置身其间的沉浸体验。

马伯庸历史小说的叙事魅力还源自对时间和空间的极限处理。故事情节往往如此：某个不幸之人（或幸运儿）肩负重任，面临紧迫的时间限制和繁重的任务，面前还横亘着众多距离和障碍。正如《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的书名所透露出的那种时空紧迫感，而《长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点烦》、《食南之徒》等作品则进一步描绘了古代劳动者（即便是神仙）如何在紧张的时间压力下，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辛勤劳作。这种情节模式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众多当代劳动者。他们观看古代劳动者急匆匆地赶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的场景，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又感到站在一旁观看的庆幸和内心的愉悦。

鲜为人知的是，这种情节模式的心理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马伯庸的童年经历：那就是极限换乘。由于频繁转学，他不得不频繁转车，而每一次转车都要求他精确把握时间。许多次，他刚下车就立刻奔向地下通道或天桥，疾步跑到下一趟车的站台，“若是稍微慢上半步，就有可能错过下一趟车，这样一来，后面所有的计划都将化为泡影”。马伯庸对时间的恐惧感油然而生，并且这种恐惧感一直持续至今。当他送儿子马小烦去学校，大约需要步行四公里的路程，年迈的父亲马伯庸下意识地在这段路上划分了十几个关键点，并且能够准确计算出，每经过一个节点，他们离学校还有多少分钟。一想到这里，我脑海中便浮现出他不停地踩脚、低头看时间的画面。这种紧迫感同样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马伯庸在写作过程中会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将时间安排得过于精确和紧凑。然而，随着笔触的流淌，他还是会不自觉地让小说中的时间感变得非常明确：“在创作小说时，我内心总有一个倒计时在滴答作响。”

马伯庸将其称作一种“幸运的诅咒”。在古代，人们习惯于以时辰、日、月、年为单位来衡量时间，这种时间划分相较于现代来说并不那么细致。而历史小说则通过展现鲜明的时间感，有助于现代读者快速融入古代的故事情境，感受那种悬念不断、情节紧密相连的阅读体验。而且，这种“倒计时式叙事”与当代人的DDL感受不谋而合，悄无声息地将现代时间观念融入历史小说之中，既不破坏历史逻辑与真实，又能让古代故事呈现出现代气息。“因此，小时候那种时间恐慌感反而变成了幸运的诅咒，让现代读者能迅速沉浸于小说的历史氛围之中。显而易见，除了那广为人知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三明治写作法”之外，马伯庸的小说还凭借其巧妙地运用符合现代人心态的时空观念来构建历史故事，营造历史氛围，这一特点同样成为其吸引当代读者的一大关键。

慢下来，往小处写历史

令人惊讶的是，当马伯庸谈及最近的创作安排时，他并未立刻提及正在创作的作品，反而郑重其事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要让自己放慢脚步。”正如他所说，工作应当有张有弛，持续创作过于紧张的内容对身心都不利，而他对于时间的焦虑感也在逐渐好转。此外，他还将持续关注历史中的普通人物，“关注他们在面临困境时的挣扎”。随着时间步伐的放慢，马伯庸倾向于将小人物所遭遇的故事情节进行细化，“将这些故事逐渐缩小”。从《长安十二时辰》过渡到《长安的荔枝》，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的使命由拯救长安缩减为运送荔枝，这一转变正是这种风格变化的体现。将事件描绘得细致入微，并不意味着将细节描绘得繁杂冗长，实则应通过细微之处展现宏大的背景，通过描绘小人物来映射广阔的时代变迁，这一点在《显微镜下的大明》和《食南之徒》等作品中均有体现。

谈及目前正在创作的这部新书，他显得颇为随意：“这其中的内容并无什么不便公开之处。”并透露自己正以郑振铎在抗战期间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古籍的英勇事迹为创作基础，着手撰写一部关于藏书保护与文脉传承的小说。“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他补充道，“我写作时习惯性地会选取一个真实事件作为参考，这样我才能感到内心的踏实。”

在交谈中，我们常听到“稳”、“踏实”、“慢下来”等词，这些词汇映照出这位当红作家的内心世界。经过近年来的火爆之后，马伯庸依旧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既未随市场波动而迷失方向，亦未让流量所左右，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写作初衷，珍视着写作的自由与随意，潜心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历史题材。他主动放慢脚步，调整写作与生活的步调，这种做法正是他如今所追求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