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城市构建创新生态，上海大零号湾科创空间如何促生长？

在全球城市纷纷致力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背景下，上海如何塑造其科创空间，以有效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

对科创企业来说，真正想要的科创街区，究竟应该满足哪些诉求？

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出击”

位于上海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的智能配用电房，原为老厂房改造而成，其内部高达5米，运转着数百公斤的精密设备。此处不仅是“能优网”的办公地点，更是上海交通大学刘东教授科研成果转化梦想的承载之地。

扎根于大零号湾，这一选择主要得益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得教师和学生能够在教学、科研和企业运营之间轻松地实现平衡。刘东，作为能优网创始人，这样说道。大零号湾凭借其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地理优势，已发展成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和孵化的重要基地，产业政策与高校资源紧密相连。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大零号湾与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教师们掌握着校内科研成果，若要将这些成果转化为产品并在市场上创业，必须经历校内三级答辩，以及“成果转化评审流程”。学校先进技术产业研究院为此专门设立了办公室，技转专员则负责一对一地与教师对接，对他们的成果转化项目进行评估和审核，以保证整个流程的合规性和高效性。

在校方邀请的第三方评估嘉宾名单中，不仅有对行业技术了如指掌的资深专家，还包括了投资领域的专业顾问，以及由大零号湾直接支持的孵化器平台的管理者。

过去，我们宛如那位守株待兔的农人，只能被动地等待高校教师主动带着项目前来寻求合作。孵化器平台的负责人坦陈，这种被动的合作方式效果不佳，不仅对项目成果的了解不足，而且当项目方来挑选场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孵化时机。

如今，大零号湾与高校紧密合作，实现了“前端介入”。校内教师的科研成果如何走向市场，作为评估专家，他们对此了如指掌。我们的总经理本身就是交大校友，对学校的科研架构和成果转化流程有着深入了解。孵化器平台的工作人员这样介绍。

一旦科研成果在校内完成转化评审，大零号湾驻校的专职办公人员便会迅速与创业团队进行一对一会谈，协助初创企业办理包括工商注册、政策咨询、融资指导以及员工培训在内的多项繁琐事务。

大零号湾园区会依照评估结果，给予场地租金的减免以及装修费用的补助，并严格执行各项扶持措施。这种模式的改变，显著缩短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时间。据数据显示，自该机制实施以来，上海交大项目在大零号湾的本地转化效率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从刘东的视角来看，高校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科技成果仅停留在纸面上。在成果转化过程中，首要应对的并非市场的考验，而是政策层面的限制。

老师的校内研究成果系职务发明创造，其专利权能否成为企业市场核心专利，存在产权冲突问题。

当前实施的方法包括：教师作为专利的发明者推动专利的转化与应用，并由第三方进行评估以确定其研发专利的经济价值；学校将专利视为无形资产注入教师创办的初创公司；此外，双方还约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专利价值的增长收益将按照一定比例与学校进行分成，从而实现个人、企业和学校之间的“三方共赢”局面。

从专利的认定过程到经费的分配使用，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可依。刘东指出，学校特别设立了技术成果转化专员这一职位，主要负责处理教师创业相关的内外部事务。此外，大零号湾还在交通大学派驻了专员，这样的安排使得高校与园区之间的资源得以实现深度融合，宛如鱼得水。

这条科研成果转化的途径被老师们亲切地称作“阳光创业”，它意味着政策的放宽、制度的革新，旨在激励老师们公开透明地利用科研成果，将其转化为实际产品，勇敢地投身市场创业。

大零号湾作为科创街区，在“阳光化”渠道建设上，从对前端项目的评估到终端软硬件的提供，几乎全面深度介入，助力企业轻松应对挑战。

自“阳光化”政策实施至今，上海交通大学成功助力203家成果转化项目公司完成注册，其中闵行区承接了98个项目的落地，占比达到了48.3%。在这其中，近九成的项目落户于大零号湾，整体估值已超过500亿元人民币。2024年，该区域在牵头或合作下，共取得9项重大科技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同时，有43个项目或个人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这两项成果均占据了全市的五分之一左右；此外，该区域有效发明专利的持有量达到了17406件，几乎占据了全区近一半的比例；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创新基地共有60家，这一数字占全区总数的75%；而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数量达到了1441人，这一比例超过了全区总人数的90%。该区域的主导产业为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这两大产业共同贡献的营收，占据了区域总营收的大约80%。

因此，我们不应仅被视为普通的园区房东、二房东，亦或是科创空间场地租赁及运营的参与者。大零号湾副总经理叶隆指出，作为国有企业，我们肩负着建设科创中心的艰巨使命，而确保高校科研成果从无到有的孵化工作，现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筑梦之队的未来尝试

那么，科创街区如果没有核心高校，又该怎么发力呢？

近期，一场以“创新街区”为主题的SEA-Hi！论坛在张江科学城的张江之尚创享中心成功举办。在此次论坛中，众多科创领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纷纷分享了自己对于理想“科创街区”的构想。

朱同玉副院长表示，在我心中，一个理想的创新街区应当融合建筑之美、艺术之韵、人文之深和创新之魂，它不仅吸引科学家们前来，更让他们愿意长久驻足。在这样的街区里，诺贝尔奖得主们常与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士共饮咖啡，相互交流、碰撞，甚至融合，这些互动不断点燃了新的思想火花，催生了无数创新灵感。

未来的创新街区不仅应具备坚实的硬件设施，而且需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气息和人文环境，以此激发科学家们的艺术感悟、人文情怀，促使他们的思维碰撞出更多火花，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创新灵感。

也就是说，科研人员尤其偏爱那种多元碰撞、充满生活气息、人与人相遇、科创灵感交织碰撞的“外部环境”。

鉴于观察到这些变化，张江科学城，一个早已享有盛誉的地方，目前正在着手开发一个新的建设项目——张江之尚。此外，SEA-Hi!论坛还特别授予张江之尚“SEA-Hi!论坛特别基地”的称号，期望它能够成为更多跨领域对话的举办地。

张江之尚原为张江水泥厂，由上海地产集团与张江集团联合建设，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色中环发展带”，是这一区域内的重点项目之一。该地致力于打造三大先导产业的创新前沿高地。

此次张江之尚工业遗存改造项目中，集结了包括安藤忠雄、马岩松、雅克·菲尔叶、柳亦春、张斌在内的12位国内外知名设计师，他们各自挑选了一栋建筑或建筑群组，依据个人见解，对未来的科技创新街区进行了独特的解读。

将水泥筒仓改造成文化艺术中心，将万米仓改造成科创方舟，以及将窑尾剧场与未来科创展演相连接，这12位设计师的作品各具特色，均细致考量了科创人员对艺术、文化等生活服务的需求。

柳亦春，负责设计这四栋办公楼的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在设计初期，他始终关注着周边其他建筑的设计技巧。南侧，那里是马岩松将万米仓改造成科创方舟的地方；北侧，则是安藤忠雄将筒仓改建成园区文化艺术中心的地方。

我所负责的这四栋办公楼正位于核心地段，却反而扮演起了协调者的角色。因此，柳亦春巧妙地让建筑以较为低调的姿态立于场地之中，以轻盈、细腻且略带工业气息的风格，与周边那些尺度较大、较为粗犷的建筑体量相得益彰，实现了互补与和谐。

由众多跨国设计师共同打造的梦幻团队，依托上海浦东张江地区一处距离市中心大约三十分钟车程的老旧水泥厂，挖掘并拓展了空间的无限潜能。该团队将占地达117,000平方米的工厂成功转变为一个科技创新园区。这个园区具备容纳超过500家研究机构、企业孵化器、初创企业、技术中心和各类服务平台的能力。

在张江着手构建科创街区之际，它不仅着力凸显历史区域独有的风貌，还着重于塑造未来科创街区的公共特性，同时彰显浓厚的艺术与文化气息，这亦是上海在创新领域的一次领先探索。

彭晖，作为张江之尚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指出该项目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不同领域间的非正式交流，以此激发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潜能。为此，项目将专门预留一半的室内外空间，用于举办展览，涵盖“科技与艺术融合”、“文化与艺术交汇”等多种跨界的展示形式。此处不仅展示了一个具有科创功能性的场所，而且致力于为科创工作者打造一个多元、多彩、充满乐趣的环境，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对话、深思与思想碰撞，进而激发他们的创新灵感。

这类科技创新园区在国内较为罕见，然而在国际舞台上却日益流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科技创新正逐步转向尊重个体，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向。

轻量化,回归“都市型社区”

从全球趋势看，科创街区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几个阶段。

在初始阶段，这类科技创新活动并非独立发展，而是作为产业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配套模块”的形式融入其中。

当时，创新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既有的产业基础。以制造业聚集区为例，周边可能分布着一些小型研发机构和技术升级工作室。这些机构规模较小，功能较为单一，主要职责是满足产业端的具体需求。

这种“寄生式”的形态，使得科技创新活动始终紧贴产业圈的核心业务进行，缺少了独立的空间支撑和发展理念，更似是产业体系向外伸展的“创新臂膀”。

在第二阶段，独立园区开始实现规模化的聚集效应。这时，科技创新活动逐步从对单一产业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迈向了独立园区化的发展路径。

以上海张江科学城为标志的创新型园区，代表了当前阶段的典范。这类园区多位于偏远郊区或城市外围地带，它们设有明确的规划范围和完善的配套设施。它们注重“大设施、大体量、高密度”的集群效应——从国家级实验室到中试基地，从孵化平台到人才社区，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创新生态闭环。

此布局之优点在于可高效整合有限的科研资源，有效减少创新主体之间合作的开支，然而，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导致其与城市中心区域的功能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分离。

在第三阶段，都市化进程中呈现出的轻量化渗透。当前我们所看到的“科技创新重返城市”，其实质并非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回归，而是创新活动形态的转变所引发的全新空间布局。

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的兴起，使得科技创新活动展现出明显的“轻量化”趋势——仅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支研发团队，即可进行核心创新工作，无需再依赖那些动辄数千平方米的实验场地或重型设备。

这种转变使得创新平台得以超越实体空间的束缚。它可能位于繁华市中心的商务大楼中的一处创业席位，也可能是经过改造的老工厂所形成的联合办公区域，亦或是社区内设立的共享实验室。

它们显著的特点在于“快速反馈链”：从创意萌生至原型测试，进而至市场检验，整个过程能够在城市的脉络中迅速形成一个闭环，并与消费者、应用方实现即时交流。

这种分布式的布局使得科创活动得以深度融入都市生活，成为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它也打破了创新活动在特定园区内的局限，实现了从“集中聚集”向“全面渗透”的转变。

鉴于观察到此类变迁，张江科学城内所孕育的项目张江之尚，着手在相关领域寻求突破。

自1988年，我国首个科技园区——北京中关村诞生以来，在科创街区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已历经漫长的岁月。

在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形态各异的街区。这些街区中，有的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有的则是经过自上而下的精心策划与设计。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指出，通过一系列的调研与访谈，对上海的科创街区进行了全面审视，总结出其大致可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

高校驱动模式是其中一种。以大零号湾为例。此类高校不仅向周边科创街区输送了大量人才及科研成果，而且其教学与生活活动与城市的商业、居住以及公共服务等功能紧密融合，共同构建了一个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综合性发展环境。

这是一种由研究机构主导的模式，例如中国科学院管理的各个研究所，亦或是医院及其所设的医学研究室和科研机构。

以位于上海徐汇区的枫林路街区为参照，该区域凭借几家知名医院的支持，吸引了众多生物医药企业的入驻。这些企业同医院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机制，共同在临床试验、技术研发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从而加快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步伐。

第三种模式是龙头企业引领型。在初期阶段，借助龙头企业的强大影响力，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进而构建起产业集群。从长远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些龙头企业往往不再局限于单一企业身份，而是逐渐转变为开发与运营的核心主体。

这三种模式均具备一个显著特点，即均拥有一个核心机构，该机构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主导角色。

第四种模式是依托环境与城市服务设施驱动的。以上海西岸为例，它并非依赖单一机构或资源，而是将整个滨江区域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城市品牌。在此，文化、艺术与生活方式得以融合，吸引了众多技术人员，他们因西岸的年轻、时尚、艺术气息而愿意在此办公，进而吸引了AI产业及相关人才在此汇聚。

该模式的主要吸引力源于其所处的环境优势，以及周到细致的城市生活服务，同时强调场景的共享性，并凭借其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

这种模式属于成本驱动型。它主要在偏远郊区或工业转轨地区较为常见，例如宝山的一些区域。那里土地和厂房等成本较低，因此吸引了众多注重成本的企业入驻，这些企业成为了该区域产业发展的早期推动力量。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指出，上海资源类型繁多，然而受限于高昂的房地产费用，在产业聚集方面，难以实现如杭州所拥有的特色小镇那样的紧凑型布局，实际上也无需追求这种“产业小镇”的模式。

在上海的每一座建筑里，都可能孕育出多样化的科技创新力量，这些力量涵盖产业链上下游；而在每一个共享办公区域，也可能孕育出创新成果的转化。

上海表面上看似乎缺乏在科创领域的知名企业，然而实际上，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硬科技板块，它一直拥有强大的实力。只是，部分技术并未借助互联网进行广泛宣传，因此并未成为广为人知的“明星企业”。

上海的产业配套相当完善，成果转化效率极高。在科创领域，其积累既深厚又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一位长期关注科创领域的专家如是评价。

面向未来，上海科创街区的发展应着重于哪些方面呢？应当着力打造科创人才所偏爱的“都市型”创新区域——这样的区域应拥有与中心城区相仿的生活、艺术及文化休闲氛围，并配备一系列专为激发科创人群灵感碰撞而量身定制的环境。

于往昔被视为仅存工业厂房、冷硬机械、钢铁水泥的科创园区中，艺术、人文与生活被置于显要地位。此举乃上海之探索，亦或预示着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