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影731引发争论，重大历史题材影像表达引深思？

在中国现当代电影领域，所有创作一旦涉及民族苦难和历史印记，就必须在两种责任之间谨慎维系平衡关系。

它既是承载历史记忆的看护者，要激发人们对于民族过去的回忆与珍视，同时它又需作为电影作品独立存在，其情节编排、角色刻画和艺术表现都要经受住审视。

新近公映且引发热议的《731》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题巧妙融合于一身。电影在触动观众内心深处情感的同时，也迅速激起了接受层面的意见分歧。

其争论焦点主要循着两条路径展开：

首先，需要评估作品对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其次，要质疑其艺术表现是否和谐统一，以及审美传达是否到位。

这两种观众反响，正说明了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像呈现，根本不是简单的艺术评价议题，而是融合了历史认知、道德标准与审美取向的复杂层面。

同1988年的《黑太阳731》相较，尽管两者在情节构成上存在不少共同点，但《731》在呈现手法上出现了明显变化。前者凭借触目惊心的画面呈现，让观众在惊骇与愤慨中直面罪行的凶残；后者则摒弃了血腥场面的渲染，将故事重心放在普通人王永章的个人蜕变上，通过“人”的觉醒来传递这段沉重历史记忆的内涵。

这种转变，无疑显示了制作者的人文追求，不过也引发了新的麻烦：

个体叙事如何避免被过度的传奇化稀释？

美学表达如何在奇观与讽喻之间自处？

观众的情感动员究竟源自电影本身，还是源自既有的历史记忆？

一个假冒抗日英烈的平民，在极端环境下最终蜕变为真正的英雄，这是影片主角王永章的主要经历，也是整部影片的核心线索。

王永章的情节构思，是要展现普通人面临极端状况时逐渐醒悟的历程，阐明个人际遇同时代大背景的密切关联。不过，从讲述方式来看，电影上半部分特意让角色身份和目的显得模糊不清，直到故事过半，才通过旁白交代出"真豪杰"王子阳逃亡的故事。

这种讲述节奏上的缓释，既延缓了观众与角色间的情感共鸣，又悄悄地形成了理解过程中的悬念，让角色内心的反响，直到影片的下半部分才慢慢形成。

接下来，当王永章显露出生死搏斗日军、依靠听觉判断方位等非凡的本领时，故事的可信程度就变得十分微妙，令人感到别扭：这个角色本应来自普通民众，却拥有了几乎如同神话一般的才能，这种做法无意中降低了他作为典型人物的形象。

应该知道，塑造具有代表性的角色需要在个体身份的特殊性和集体经历的共性之间找到恰当的衔接点。如果角色被描绘得过于非凡，就会脱离真实的生活基础，从而失去对大众经历的反映能力；而如果角色显得过于单薄，又难以产生应有的艺术感染力。

《731》同样探讨了这一冲突：它既想借助王永章来表现广大民众的苦难与抗争，又想让他拥有近乎英雄的非凡能力。然而，这样一来，他既无法充分反映普通人的典型经历，也难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被认可。

历史创作讲究“标杆”，电影制作注重“角色”，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创作过程中往往难以兼顾。《731》的探索，显示创作者意图通过“具体化”手法来超越以往作品的暴力表现，然而当前的表现方式让观众在“真实感”与“故事性”之间感受到心理距离，进而造成了隐性的情感共鸣阻碍。

假如人物刻画的偏颇源于讲述方式，那么电影在画面表达上的倾向，就显露出更加难解的审美观感难题。

与《黑太阳731》相比，该片减少了对残酷行为的真实记录，转而运用一系列极具艺术化手法的象征性画面，意图通过审美上的“距离感”来讽刺和谴责法西斯主义。但是，当表达批判思想的视觉符号过于密集，甚至形成一种怪异的艺术感时，这种做法就接近了批判的极限：原本想要达到的讽刺目的，极有可能被无意的奇观化所破坏。

最鲜明的景象，就是日军在冰雪里行驶的列车同军乐声交织在一起。士兵们穿着笔挺的军装，看上去非常有纪律性，但这画面，跟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走投无路的真实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又跟影片想要营造的气氛格格不入，让人感觉很不协调。这个结局导致本该揭露和谴责法西斯罪行的电影，在呈现方式上却意外地产生了“威权感”，这既与影片的批判精神相悖，更在传达效果上引发了显著的偏差。

那个囚犯被宣布“解放”（实际上是离世）的时刻，艺妓的炫目亮相，还有小女孩爬上类似“魔法箱”取药的场面，都充满了近乎浪漫的奇幻色彩。这种手法虽然加大了画面的冲击力，但在讲述故事方面却可能减弱了罪行的无情，甚至从形式上造成一种用美观掩盖暴力的假象。

因此，这不仅仅是关乎艺术风格的问题，更是对我们审视事物的道德层面的深刻反思。

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论他人之痛苦》里，已经向世人指出了这一难题的两个极端情况：影像的连绵不绝传播，会使人耗尽怜悯，导致情感变得迟钝；更为不易察觉的威胁在于，影像的“艺术化”趋势，会把真实的残酷行为变成一种无伤大雅、适合深思的景象，进而抽离掉事件中那毋庸置疑的惊悚。

桑塔格发出的关于“奇观化”的告诫，正好让我们得以探究历史伤痛被重现的现象。一旦影像把苦难当作奇观来呈现，它就不再能激发深刻的思考，反而会助长情感上的不断重演。

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在探讨集体创伤时，融合了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付诸行动”和“修通”。影像奇观往往诱导观众产生强烈反应，它让我们深陷于被安排的震惊、愤怒或感伤之中，却阻碍了我们对创伤历史和伦理层面的深入思考。这种状态与需要保持距离和进行理性分析的“修通”过程完全相反。

因之，影片《731》的内在矛盾便清晰地呈现出来。

它力图摆脱《黑太阳731》那种可能造成生理冷漠的直白暴力描绘，另辟蹊径，寻求通过风格化画面营造反讽的“恶之花”式艺术风格。但是，这条游走在危险边缘的创作道路时常出现偏差，其刻意营造的视觉冲击力，最终非但没有激发起人们的深刻思考，反而变成了一种促使人们冲动行事的导火索——这恰恰中了桑塔格所告诫的学术误区。

它力图营造强烈的视觉冲击，却没能持续为受众提供审视现实所依赖的反思余地，进而造成了含糊不清，甚至同创作者本意相背离的后果。

果然如此，电影公映后立刻在公众讨论中分出明显对立的两种态度，这反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

他们属于“历史派”，首要原则是“亲身经历”，他们的评价几乎完全不考虑电影内容：画面是否对历史暴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确认？

另一派是“本体派”，他们主张艺术样式的独立，视线总是聚焦于作品构造：情节条理是否周全，审美取向是否得当，角色发展是否真实

而如今，“本体派”深感遗憾，因为影片最终没能构建出一个合乎逻辑、形象完整的艺术天地，这削弱了它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说服效果和感染力量。

因此，这两种说法表面上看立场不同，实际上核心思想殊途同归。第一种观点着重指出，影像的根本作用在于记录与证明，是对逝者与痛苦的郑重回应；第二种看法则强调，影像必须在艺术表现上独立自主，不能仅仅作为激发情感的媒介。

但二者观点一致，就是主张重要历史影片既需肩负记录与纪念的使命，又必须在艺术呈现上形成独特风格。

根据创伤学说，极端的痛苦常带有“无法言说”的特质。创作者难以直接“重现”过往，只能凭借艺术上的自觉，构建一个让观者得以重新感受与思考的场域。《731》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关键在于它在“记录”与“质疑”之间反复横跳。

它既试图借助人物与场景留存民族文化印记，又致力于在艺术风格上寻求创新手法；它既期望激发观众的强烈情感，又忧虑会变成纯粹的情感宣泄。

这一冲突，也是未来处理相似重大历史作品时无法绕开的内在矛盾，需要持续面对。

因此，《731》的意义，并非完全由它在影院收入中所取得的领先地位决定，而在于它展现了重大历史作品背后所潜藏的核心议题：

这类影片假如仅仅致力于激发公众对过往的认知感受，其深度必然有限；只有其故事编排具备清晰的逻辑框架，视觉呈现又能体现明确的创作理念，才能为这种群体情感构建更为扎实可靠的寄托空间。

换言之，唯有历史的深邃与审美的清醒相互辉映，影像的记录才不会沦为情感的泛滥，对苦难的审视，也才能拥有穿越时空的稳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