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成经济新引擎，国际文化贸易网链跨越国界触达千家万户

【编者按】现阶段，文化消费已经变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背后，是一个连接不同国家和大洲并深入每个家庭的庞大文化流通网络。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研究员分析，数字化和智能化就像一轮辉煌的日出，为国际文化流通描绘了崭新的发展蓝图。数字文化产业的新型交易方式与商业模式，是文化领域中最具生机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是他于复旦大学发表讲话的全文内容。

中国创造的网络游戏品牌，在东南亚地区深受年轻玩家欢迎，被视为当地代表性作品；莎士比亚经典剧目改编的沉浸式演出《不眠之夜》，借助著作权交流与众多国家艺术家的合作，陆续推出了伦敦、波士顿、百老汇以及上海等不同版本……高效运作的全球文化协作网络，成功突破地域限制，将精彩内容传递给世界各地观众。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关键构成，对于促进全球市场繁荣和提升各国民众福祉正展现出日益显著的作用。

中国是全球文化贸易的建设者、贡献者、改革者和受益者。中国的文化贸易理念不同于美国所推崇的“自由竞争、效益优先”模式，也不同于法国所倡导的“文化例外、加强管控”模式，而是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形成了“发展优先、包容普惠”的指导方针，彰显了重视人的价值、兼顾国家利益与道义的核心理念，主张通过文化贸易来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体现了容纳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胸怀，提倡开放、交流、互利共赢的文化贸易格局；展现了依靠创新推动文化贸易进步的思路，使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体现了协调国内国际整体局面的方法，将国内的改革深化与国际文化贸易秩序的完善相结合，赢得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认可。本次发言，核心内容是探讨“全球文化交流领域的发展态势，以及我国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阐述我的若干见解。

文化贸易：全球性市场与畅通文化供应链

国际文化交流属于全球贸易的构成部分，涉及不同国家间文化商品与服务的交换活动，同时也是各国增强对外文化推广、促进文化丰富性、提升国际地位和作用的重要途径。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研究资料，文化领域的商业往来主要涉及文化商品的交换以及文化劳务的提供，后者涵盖了商标许可、计算机业务、工程项目与建筑作业和技术支持、音乐演出、影音制作外包等多个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其定义为创意商品的流通和创意劳务的进行，尽管在数据统计的范围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核心的划分理念是一致的。

亚当·斯密曾言，商品交换和实物置换是人的天性。人类不断寻求更优生活境况，这种欲望永不停歇。从公元前2800年起，人类便以贵金属为媒介，交换苏美尔地区的艺术制品，这种基于劳动分工的文化商品流通，奠定了文化贸易的基础；后来，工业革命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来临，使得被广阔海域阻隔的跨洋贸易得以顺畅进行，由此逐步构建起遍及全球的现代文化产品配送网络。它整合了北美原住民的文化传承、硅谷打造的顶尖平台和数字艺术设计作品、日本动漫文化中心秋叶原、上海举办的艺术品流通活动等，构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网络体系。

这个跨国文化交流的庞大网络系统，涵盖了不同国家的文化投资者、生产者、分销商、零售商，以及个人、公司、公共等各类使用者，它由所有参与的单位和企业构成，并融合了投资、技术、内容、人才等资源要素，整体上展现出统一协调、持续变化、相互渗透的显著特征。

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开展，是生产效能与生产结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整体。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迁移，使文化商品流通不仅汇聚了更多构思方案、技艺手段、经济资源等要素，也催生了包含自由交易协议与经济合作区、艺术作品价值评估体系、知识产权流转及衍生品开发维护规范等一系列管理框架。全球文化交流的各个环节，包括创作、分发和接受，都呈现出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状况。这种情况导致许多国家的文化制造和文化供应选择了节省开支、提升效率的联合策略。任何一部电影电视节目，或者一个网络视听平台，其构思、技能、资本、人力都可以向全球流动，目的是实现最理想的组合。

新千年伊始，即便面临地缘政治纷争、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壁垒抬头等挑战，加强各国之间相互联系，推动文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依然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一个包容性的国际文化交流网络，旨在促使经济实力各异的国家在产业链条上实现协作，为世界上的投资方、制造者及购买者提供平台，使他们能够借助最恰当的手段，经由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率，促进文化创造和文化接收的繁荣。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文献表明，伴随全球货物交换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地球上最贫困人群，也就是每日收入不足1.90美元的群体占比，从1990年大约的百分之三十五降低到了2015年低于百分之十的程度。在1970年至2020年之间，全球商品和服务商业的增长与全球生产总值的发展之间，展现出一种对数型的紧密互动和相互推动的联系。

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近些年文化创意行业在国际上提供了将近五千万个就业机会，相当于整体就业构成中的六分之一点二。创意商品输出和创意劳务输出在全球商品输出和服务输出中所占比例分别是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二十一。前者在二十年时间里增加了三倍多，后者在十年时间内提升了两倍有余。2022年全球创意服务出口总额创下历史新高，为13780亿美元，创意产品出口总额也达到7130亿美元。这种显著增长主要得益于新兴经济体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推动。同时，国际文化贸易的规模扩大，为更多国家进入全球文化产业链提供了基础，并创造了参与协作生产与分工的条件。中国近些年文化交易领域扩张迅猛，其价值地位也快速提升，堪称全球发展的关键动力。

新型业态：数字文化贸易与焕发创新活力

全球文化贸易在科技革新、行业演进、社会变迁的合力推动下不断进步。当人类社会迈入工业革命4.0与Web3.0阶段，数字化与智能化宛如一轮辉煌的晨曦，为国际文化贸易描绘出崭新的发展蓝图。数字文化产业的新型交易方式与经营模式，是整个文化领域中最具生机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珠宝玉器、美术作品、书籍发行等传统文化商品交易，也遭遇了数字化浪潮的显著冲击。经合组织把数字贸易解释为各种用数字手段进行订购和/或用数字手段完成交付的交易活动，并且把数字化订购明确说明为：借助计算机网络，运用专门为接收或下达订单而设立的方法，所开展的商品或服务的跨国买卖行为。依据前文提出的结构，数字文化贸易的核心，在于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文化商品或文化项目的国际流通，包括以数字形式完成订购，或以数字形式实现交付，以及相关的买卖行为。

新兴的生产力要素一旦产生独特的搭配，就会像春天雨后竹笋那样，迅速创造出许多新的经营模式。新兴行业如网络出版、数字音乐、虚拟游戏、互动体验、数字影音、数字艺术等，采用二进制编码展现形态，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的摩尔法则、吉尔德法则、梅特卡夫法则等特征，将文化创造的三种主要模式即本地创作、现场创作、云端创作结合起来，将以往难以保存、难以压缩、传播范围有限、传播效率不高的文化服务（例如现场演出、节日庆典、感官体验），转变为能够保存、能够压缩、能够保持原真性、能够跨地域传播、能够精确投放的新型传播方式，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板块。它们通过虚实结合的途径构建了全新的供需联系，将碳基世界的实体制造和硅基世界的数字构思，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全球文化交易中发展势头最猛的全新板块。

音乐行业可以作为一个参照。1999年，全球音乐市场的营收达到21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实体媒介的音乐产品（如唱片、磁带、光盘等）进行的交易。然而到了2024年，由互联网推动的新商业模式——网络音乐服务，其交易金额激增至204亿美元，在全球音乐市场总收入中占据了69%的份额，与此同时，传统唱片等音乐产品的销售额则下滑至48亿美元，其市场占比仅为16%。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音乐平台 Spotify，它的曲库收录了超过七千万首各类乐曲，遍及世界上的183个国家与地区。

以艺术品流通领域来看，2016年之后，美国、中国以及英国稳居全球艺术品交易体量前三的位置。数字科技的发展与新的商业形态融合，慢慢解决了传统艺术品交易在鉴定真伪、确认所有权、组织拍卖、完成交割、保管以及跨国流转等诸多方面的瓶颈问题，促使全球艺术品网络销售不断扩容。2023年全球艺术品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的比例为19%。中国在该领域是全球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从更根本的角度而言，数字化改变了全球文化贸易的运行准则，强调了资源整合、革新制胜的互动法则。全球化最显著的标志是生产资源跨国界调配，收益回报率是衡量贸易优势的关键，跨国资本运作是资源转移的主要途径。自20世纪末期起，先进经济体在技术、文化产品及品牌等高端生产要素方面，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土地、自然资源及基础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方面相互融合，由此构成了当前以要素合作为基础的全球贸易形态，这种模式在文化产品交换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国际文化产品交换中的优质部分涉及优质内容、尖端技术与一流资本，其中内容涵盖了知识产权版权、商标标识、软件著作权以及专利权等核心项目。文化产品的收益水平及其流转效率，取决于不同类型要素的合理搭配，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知识技术含量高、资本投入大、附加值高的优质文化商品和配套服务。无论国家或地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需要着力培养和吸纳顶尖资源，这样才能逐步摆脱全球文化产业链的底层位置，进而提升在国际文化交易中的影响力。

根据默瑞·坎姆理论，当两个国家同时积极研制类似的产品和服务时，因为各自拥有的资源条件与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不同，会促使它们依据自身的不同之处和长处开展贸易往来，这样有助于优化创新要素的搭配方式，或许能够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高水平。例如，爱尔兰在全球创意服务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二，其国土面积不过7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538万，然而在2022年，该国创意服务出口总额达到了231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爱尔兰的自然资源禀赋并不突出，涉及矿产、森林和耕地等要素，然而该国实施具有远见的产业规划，并辅以政策扶持，着力挖掘人力资源中的智慧潜能，由此构筑了高效运转的商业环境，并且形成了出人意料的优质文化产品输出水平。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主张和重大贡献

国家领导人强调，我国既是当前国际架构的参与者，也是其建设者和贡献方，同时还是其中的受益者。调整和优化现有国际架构，并非要另立标准，而是要促使它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前进。在构建人类共同未来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在国际文化交易规则方面同样扮演着建设者、贡献者、改革者以及受益者的角色，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易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正面支持。

当今世界对于国际文化贸易秩序的诉求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美国提出的注重货物自由往来、市场保持开放、激发创造活力、抵制服务器和数据本地部署的“自由角逐、效益至上”理念，还有法国等一些国家坚持的突出文化商品特殊地位、对数字信息传播实施严格管理、迫使平台机构履行公正“把关人”职责的“文化特殊、监管维护”理念。这两种观点持续交锋，但由于难以协调各方诉求，因而无法赢得广泛支持。中国提出第三种理念，主张在增长与稳定、开拓与融合之间找到平衡点，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创造普遍参与的机会，这一理念被称为“注重发展、融合共赢”。

中国倡导建立人类共同体，打造全球互助的文化交流新格局。这种理念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整体社会经济，旨在将西方主导的文化贸易模式转变为包容共享的国际体系，以匹配全球文化发展水平，满足人类整体利益。

中国调整国际文化贸易格局的核心原则和推进方向能够归纳为四个层面：首先，注重进步，将永续发展作为中心议题，依靠科技创新和资源整合激发文化交易的新活力。其次，强调广泛，照顾到不同经济阶段的国家和区域的需求，将跨国文化商业活动纳入世界协同管理的体系之中。第三，协作——促使政府、公司、社会团体及其他集体单位共同参与，建立合作共赢的互动体系。第四，互动——引导国内改革与全球贸易规则完善相互配合，寻求在发展中实现转型的方法。中国的倡议在全球范围内正收获更普遍的接受。

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不仅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构想，还根据理想和实力采取了坚定有力的措施。中国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顺应了全球化发展趋势并抓住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起初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后来逐步发展出一种“要素协同的国际分工”模式，主动吸纳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品牌以及知识产权等资源，并将其与中国拥有的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基础劳动力等要素进行有效整合。刚开始介入世界文化往来时，我国主要进行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文化商品的生产和输出。自2010年起，国家将创新视作推动经济进步的核心引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着力点随之出现显著转变，构建起以创新为引领的合作平台模式，中国倡导在技艺、构思、经营等层面进行突破，发展新型的文化制造能力，推出高附加值的文化制品与供给，积极拓展海外的文化交流途径，促成资源与信息交互的新态势。

实际工作中，我们推动了许多制度革新，例如在上海创建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后，各地自贸区在文化交易领域实现了负面清单管控、单一通道服务、过程后监督等创新实践；自2009年起，建立了国家对外文化输出骨干企业和重点工程制度，到2025至2026年周期，国家文化输出骨干企业增至404家，重点工程达121项，突显了外向型文化机构与重点工程的整体实力。中国正在转变为世界文化流转的关键节点，这一进程目前仍在持续发展。中国向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输出丰富的文化商品、过渡性物资和金融资产，同时也向成长中的经济体和欠发达地区供应大量的文化制品和文化劳务。上海企业开辟的“中国影视IP海外再造”等渠道，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通过版权交流、产品输出、联合出版、国际征稿等方式促进文化走向世界，这些举措都为相关国家和区域带来了多样的合作平台和潜在市场。

2002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的创意服务出口总额增长了近四十倍，创意产品出口总额则增加了七点八倍。2022年，中国的创意产品出口总额创下新高达到两千四百九十九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创意服务出口总额达到六百七十亿美元，成功跻身世界前五名，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后，该国创意产品与创意行业的对外输出量实现了显著增长，然而在2022年，中国在创意服务方面的出口总额仍然落后于美国（2443亿美元）、爱尔兰（2313亿美元）、英国（870亿美元）以及德国（786亿美元）等经济体。这表明，中国在拓展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构思密集型的文化产品交换领域，还有相当可观的进步潜力。

根植传统，借鉴新知，展望前景。我国正与各国携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民生活改善目标，不断向全球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迈进，凭借走向全球文化贸易领先地位的战略与能力，为世界人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利益。

【思想者小传】

花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也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者，同时担任上海国际文化学会的副会长，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他还是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并且是《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的主编，该报告的执行主编也是他，作者的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