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伊始，上观新闻报道了郑永年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大讲堂”上的讲话内容。他强调，在当前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需要保持定力，避免犯下重大错误，并致力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同时，他提醒大家，既不要小看美国对自由贸易体系构成的破坏力，也不要轻视中国对重塑自由贸易体系所拥有的影响力。进入三月，解放日报又报道了上海市组建了“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消息。在咨询委员会的首次座谈会上，郑永年提出，上海需构建一个庞大的科研体系，并以此创新科研与科创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近期，郑永年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的专访，这番对话是在他结合了国家领导人关于上海考察的重要讲话，以及他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
「以“新三驾马车”超越“中等技术陷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近期，您在沪及长三角区域展开了一系列实地考察，请问您对当地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态势有何感受？
郑永年提到，他出生在余姚，算得上是地道的“长三角”居民。尽管他现在在珠三角地区工作，但他始终对长三角的进步保持高度关注。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上海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引领角色。近年来，上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它早已是国家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近年的变化尤为显著。若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系统集成”。它所强调的并非单一产业的进步，而是整个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着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进而扩散和辐射，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整体发展。
以往，人们常提及“中等收入困境”。经过我们团队多年来的深入研究，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称之为“中等技术困境”。那么，一个经济体究竟该如何突破自身，迈向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呢？资源充裕的经济体因能源价格攀升而获得财富，小型经济体依靠单一产业的繁荣也能实现富裕，然而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若想跻身发达行列，依托科技创新和技术革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否则难以确保发展稳健、行稳致远。为了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局限，我们提出了科技创新的三大支柱，分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应用转化以及金融服务。通过回顾近代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若想摆脱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就必须依托这一“新三驾马车”的框架，去探寻突破的路径。
当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各异。特别是在初期阶段，“新三驾马车”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够保持平衡，这导致经济增长呈现出波动不定的态势。然而，上海却具备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这座城市拥有坚实的科研基础，技术转化为产业的能力亦不容小觑，金融服务业也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新三驾马车”已经实现了系统的整合，并实现了均衡的进步。这既是上海加速打造全球知名科技创新高地的优势之所在，也是其信心之源。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我们所说的‘新三驾马车’具体指的是哪些领域？它们又各自蕴含着怎样的内涵和具体要求呢？基础科研、技术转化与应用、以及金融服务，这三个方面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郑永年指出，通常情况下，进行基础研究的主体主要是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这类研究并不以资本投入为关键，而是依赖于科研人员的兴趣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主要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中进行。目前，政府在基础研究的发展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职责，不仅要为大学和科研单位提供资金支持，还需建立并扶持那些支撑基础研究工作的实验室等设施。
企业是推动技术转化的主要力量。在西方国家，这一转化工作主要由私营企业负责执行。即便政府有意推动技术转化，也通常采用招标等形式，将任务委托给私营企业。以美国的军工综合体为例，便可窥见一斑；而日本、韩国等经济体也呈现出类似情形。在苏联时期，国有企业扮演了这一角色，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其可持续性未能得到保障。
金融服务主要由金融机构承担。在部分发达国家，众多私营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基础科研，或是自筹资金来资助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然而，技术应用的转化风险极大，政府难以动用纳税人资金从事如此高风险的活动；同理，传统银行亦难以使用储户资金进行此类高风险投资。鉴于此，美国创立了风险投资体系。在我看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二战以来最突出的金融发明。
因此，“新三驾马车”将教育培养与成果转化、企业运营与产业融合紧密结合，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同时也梳理了科技创新体系整合的内在逻辑。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近期，我国领导人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关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座谈会。在会上，领导强调，必须统筹规划教育、科技和人才三大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以此为基础和战略支撑，巩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新三驾马车”这一框架出发，我们应关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哪些关键发力点？
郑永年指出，在现今的国际环境中，教育、科技与人才的价值愈发显著。基于“新三驾马车”这一概念，构建庞大的科研体系以及实现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已成为至关重要的目标。然而，要实现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我们仍需付出大量的努力。
观察“人才”这一概念，目前它主要还是通过所谓的“帽子”来界定。所谓的“帽子”主要依据研究成果来划分，并且更侧重于学术人才。在基础科研领域，这样的定义尚可接受。然而，一旦进入工业领域，我认为这种人才定义显得不够严谨。只有当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技术，才能真正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换言之，我们不应仅关注那些荣获“诺贝尔奖”称号的杰出人士，而忽略了诸如比尔·盖茨、任正非以及杭州“六小龙”的创始人等同样杰出的人才群体。
观察科研领域，我发现众多实验室宛如散落的土豆，彼此孤立，缺乏交流与开放。尽管在理论层面“产权”归属于政府，但实际操作中“使用权”却呈现出了过度的“私有化”趋势，有时甚至趋于个人化。那么，如何将实验室从“数量多但实力不强”转变为“数量多且实力强”呢？这需要我们进行一系列系统的体制改革。
继续观察“技术转化”这一领域。部分机构正激励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投身于技术转化的实践。既要从事基础研究，又要参与技术转化，同时还要负责筹集资金，这种所谓的“全能型人才”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然而根据实际经验，成功的案例却是寥寥无几。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可能会加剧基础研究向应用领域倾斜的趋势，从而对构建坚实的科研基础产生不利影响。
在产学研一体化的背景下，推进改革的节奏同样亟需提速。目前，我国在生物制药、互联网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涌现出众多具有原创性的科技成果。然而，由于监管政策等因素的制约，部分技术面临难以实际应用的困境，甚至不得不选择海外市场。在硅谷，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领袖为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移民。技术流失会引发经济新动能的短缺，进而引发所谓的“内卷”现象。这种“内卷”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现有经济活动的激烈竞争上。尽管偶尔会有新的经济活动出现，但由于种类有限，各地往往会纷纷跟进，例如在低空经济领域展开竞争。
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增长，这涉及到两个核心议题：一是亟需构建一个庞大的科研体系；二是推行类似试验区的改革措施，具体而言，就是设立“科研特区”。这里的“块”可以指代一个具体的地理区域，亦或是一个特定的功能领域。
在条块式的管理体制中，“条”的变革犹如牵动全局的枢纽，往往导致碎片化与分割化现象。因此，改革的有效实施往往从“块”着手。我国早期的特区便是采用这种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从某种角度来看，杭州“六小龙”的成就便是“块”式改革的成功体现。杭州的高科技产业主要分布在余杭、滨江这两个区域。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环境优越的区域，依照不同技术领域的具体需求，创建多种科技创新特区，并逐步将这些特区的经验和模式推广至周边地区。在这些创新“区块”内，国家将实施一系列基于“新三驾马车”理念的政策，旨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并助力传统产业升级。令人欣慰的是，上海在这一领域已经走在了前列。
上海“模速空间”这一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正致力于汇聚创新力量，优化产业链布局，并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其发展步伐正逐步迈向成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孵化器的宏伟目标。 海沙尔摄影记录。
「新阶段要“抓小放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关于杭州的“六小龙”，它们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可以提炼出来，并且进行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呢？
郑永年提到，近期他和团队前往杭州进行了实地考察，走访了宇树科技，意外地发现王兴兴与我竟出自同一所中学。此次杭州“六小龙”的成功突破，无疑是值得深入总结的一次经验。
有人认为杭州实行的是“保姆型政府”管理模式，企业所需之物，政府都能及时提供，并且全天候提供服务。杭州的政务服务确实做得很好，但我并不赞同将其简单定义为“保姆型政府”。我曾听闻一位领导作出过精妙的比喻。他这样说道：民营企业如同树木，一旦栽种，便不宜频繁摇动，而应给予充足的时间让其自然成长。
我认为，杭州的模式更近似于一种“导师制”。在平日里，你独自从事学术研究，遇到难题时便会向政府寻求帮助，这就像向导师请教一般。若用更官方的语言来表述，可以说杭州在执行“抓小放大”政策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施“抓大放小”政策，旨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我们借鉴了日本、韩国建立大型企业集团的成功经验，将经营不善的小型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但今年，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要改为“抓小放大”。
近期我阅读了一部著作，名为《大企业和国民财富》，书中阐述了在国民财富增长过程中大企业的角色。企业是财富创造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常探讨保守与创新的联系，切勿误以为仅有创新才能带来财富，保守型的大企业同样在创造财富。以腾讯为例，其与新企业的出现并不相冲突。若运营得当，企业间形成上下游的关联，便能催生众多新兴产业和财富。
从实际经验来看，确实需要解决那些占据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对创新形成的阻碍。我们并非反对大企业或大平台的存在，然而必须抵制它们因垄断而抑制创新的趋势及其具体行为。尽管目前美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该国的科技与经济环境依然保持良好。众多创新成果在美国涌现，并且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持续扩大影响力。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面对大型企业，美国政府非但不会提供协助，反而频繁挥舞反垄断的大棒；相对而言，对于中小型企业，政府却给予了强有力的扶持。此外，美国的投资风潮，对于我们这样的“专精特新”企业来说，在寻求资金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通常不大。
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常偏袒大型企业，对中小型企业关注不足。此外，部分大型企业行为不端，对供应链进行剥削，使得中小型企业难以生存。这种现象阻碍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紧密结合，因为众多创新灵感源自中小型企业。
杭州的境况尤为独特，当地的大型企业数量不多，并未承受“体量巨大无法倒下”的压力。加之近年来对大型平台进行的反垄断审查，政府项目不再过度依赖这些大平台，从客观上为众多本土中小型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资源。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从“六小龙”演变至众多新锐力量，这一变化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深层指标意义？
郑永年指出，近期杭州、深圳、上海等城市涌现出众多新兴产业领域的领军企业，这些企业正推动中国迈向以技术驱动发展的新纪元。一旦这一格局确立，我国有望进一步迈进“从无到有”的创新前沿。
在这片领域，众多行业先锋和开拓者的出现显得尤为关键。他们共有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们能够寻找到并坚守个人兴趣，实现由低至高的自我发展。众多杰出的企业家，正是在接受了广泛的学科教育之后，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取了丰富的知识，实现了自我提升与自主成才。培养人才不能仅依赖刻意、定向、有计划的训练，更要提供探索与成长的舞台和空间。
各级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营造一个有助于人才成长与进步的生态环境上，并需结合自身的条件和优势，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人才培养与引进的策略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各地政府应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来打造这一生态环境，这包括为市场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支持。至于业态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和人才的自主选择。对于哪些地方适合哪些类型的人才发展和聚集，市场将逐步揭示答案。
以人工智能为例，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上一代人倾向于基础科研导向，他们认为技术的诞生必须从基础研究起步，首先要弄明白理论，确保逻辑清晰之后才能推进。而许多年轻人持不同态度，他们并不拘泥于理论，更倾向于以经验、需求和实际应用为导向。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值得关注。
城市中的人口结构越年轻化，其创新能力也就越强。年轻人的流向往往预示着科技发展的未来趋势，这种趋势正是年轻人通过实际行动所体现出的选择。为此，政府需增强对年轻人才的扶持。正如总书记所言，人工智能不仅是年轻人的事业，更是年轻一代所投身的事业。
「上海何以“为国担当、勇为尖兵”」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上海肩负着“担当国家重任、勇当先锋”的使命。身为上海市“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您对于未来有何高见？
郑永年表示，全国范围内对上海的期望值相当高。为何改革开放选择在深圳先行？这并非因为上海态度保守，实则是因为上海不能有任何失误。一旦上海出现问题，整个国家的经济将遭受严重打击，因此才选择在深圳进行试点。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上海的改革开放以浦东开发为标志，实施的是增量策略，而非减量。这一发展过程充满挑战。
今日，探讨上海的地位与角色，需从历史视角出发，并审视其对国家经济的显著贡献。然而，有些现象令我深感惋惜，例如，上海曾孕育众多知名品牌，我求学期间所佩戴的首块手表便是上海制造，遗憾的是，许多上海品牌现已不复存在。
自然，创新才是关键所在。例如，进博会便象征着“单边开放”这一重要理念，我每年都会参与其中。“单边开放”这一理念，如今已转变为国家政策。我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出版一本专著，专门探讨“单边开放”这一主题。历史不断证实，开放的国家能够获益，而封闭的国家即便强大，最终也会走向衰落。
目前，我们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我看来，首先是市场潜力，其次是开放态度。进博会作为我国向全球社会贡献的一项公共产品，为众多产品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助其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早期国际贸易中，我们为何特别重视对等开放原则？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旨在拓展他国市场，同时亦希望将我国市场向其他国家敞开。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我们审视问题时，不应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
面对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我国坚定不移地推动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这涉及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实施制度化的开放，即对规则和标准进行开放性管理；其次，实行有序的自主开放，而非无序的盲目开放；最后，采取单边开放策略，允许在若干地区先行开展试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产业层面，“特斯拉速度”还能再现吗？
郑永年指出，在当今全球范围内，众多政治及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往往根植于经济领域，特别是产业体系的构建问题。从产业现代化的角度看，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掌握了尖端技术和经济优势，却普遍存在产业体系不完善、不全面、缺乏协调性的问题。这种产业结构的失衡进而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失衡，最终导致了政治层面的不稳定。在全球范围内，不论是在贸易往来、资本投入、技术创新，抑或是地缘政治领域，竞争的核心问题均集中于探讨哪个经济体系更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在新能源车行业以及其他各个领域，上海亟需一份更加精细的产业体系升级蓝图。如此一来，方能激发出更多的经济潜能，实现快速发展。正如我之前所述，构建一个“全面、宏大、多样、密集、强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上海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怎样理解“全、大、多、密、强”？
郑永年指出，“全”意味着要拥有一个全面而完善的产业系统。对于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和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产业体系的内涵是有所区别的。对于较小的经济体来说，拥有几个行业便已足够，因为它们既不具备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所需的能力，也缺乏相应的空间。而较大的经济体则不然，它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独立、自主、先进且可控的产业体系。如此一来，方能确保其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实现持续发展，并且还能维护国家利益。
“大”意味着产量必须充足。我国人口超过14亿，其中中产阶层约有4亿，占比约30%，构成了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此外，我国众多产业已成功实现规模化生产。
“多”意味着经济活动应当呈现多元化特征。尽管我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涵盖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活动种类达到了最多。经济活动种类若相对较少，竞争便会愈发激烈，进而容易陷入“内卷”的困境。在某些领域，由于监管过于严格，导致许多经济活动被取消，而部分经济活动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某些地区为了追求城市的“美观”，舍弃了充满生活气息的经济行为，导致一度出现了“城市无市”的景象。
“密”指的是经济活动的密集程度。它与“多”有着本质的区别。“多”一词专指经济活动的种类繁多，而“密”则更侧重于同一经济领域的细分。经济活动越加细分，其密度也就越大，这一点与劳动分工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社会层面，这种“密”也反映了是否能够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于消费需求的多样性。有些人偏爱在高级餐厅享受美食，而有些人更倾向于光顾街头小吃摊；有些人鞋子磨损后便购置新鞋，另一些人则倾向于修补再穿。一个成熟的行业理应具备满足各类社会群体需求的能力。
“强”这一概念，通常通过技术进步的层次来评估。在国际层面，需警惕“卡脖子”以及“脱钩断链”等潜在威胁；在国内，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发展新型生产力，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所在，也是关键所在。
参观者在一台正在上海国际机床展上展示操作过程的机器人前停留。新华社摄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国家领导人提出，必须将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发展新型生产力这一任务，置于更为显要的战略高度。针对这一观点，您有何见解？
郑永年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概念。然而，在学术界以及政策研究领域，部分人士将新质生产力局限于某些具体的技术和产业领域，这种看法显然过于局限。虽然新质生产力确实需要通过具体的技术和产业部门来体现，但若将其等同于这些部门，则无疑使这一概念的战略价值大打折扣。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曾遭受过深刻的教训。自撒切尔革命启动以来，金融业被认定为最具现代化特征且能够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行业。鉴于此，英国政府选择将发展重点转移到金融领域。尽管这一产业政策促进了伦敦金融城的崛起，但也导致了制造业的大量外流。时至今日，英国面临的就业不足、中产阶级规模缩小、社会不公等问题，几乎都与这一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和健全的产业架构。然而，在里根时代变革之后，美国开始放宽了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并且几乎完全放弃了依托中低端技术发展的产业。鉴于中低端技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同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又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种中低端产品的进口所形成的贸易逆差无法通过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来抵消，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贸易的失衡问题。
作为全球规模庞大的经济体，我们不仅需要引入新型生产力，还必须借助其来加强和增强既有生产力。产业升级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今日生产鞋帽，明日转向电子产品制造；另一类则是持续生产鞋帽，同时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根据过往经验，这两种升级模式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解应包括：首先，积极追求技术创新，以塑造具有前瞻性的未来产业；其次，利用新技术为传统产业注入活力，推动其实现转型升级。
「通过改革求发展是大趋势」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观察我国对美国实施“对等关税”等新动向，是否预示着这一百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变革正在加快其发展步伐？
郑永年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提出了“对等关税”政策，我国对此采取了反击措施。这表明我国有足够的信心和准备，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相关布局。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我们的理解和判断也日益明确。
二战以来，建立在全球化体系之上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瓦解。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联盟体系正经历着一段时期的衰落。在此前的传统国际秩序中，美国曾拥有绝对的强势地位，足以左右他国，然而如今其控制力已大不如前。
在第二个层面上，中美两国在最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的角逐，成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议题。过去，我们常常强调要抓住机遇。那么，这个机遇究竟是什么？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他人赐予我们的。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主动去创造机遇，并且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呈现出分散的特点。英国率先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随后技术迅速扩散至欧洲和北美。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亦呈现类似趋势。自互联网时代起，唯有中美两国实力日益增强；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依旧如此。可以说，当前我们所经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尽管他国在某些特定的分支领域或许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然而，其整体所带来的影响却相对较小。
观察中美两国内部情况，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呈现出集中的趋势。在美国，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主要集中在两个特定的区域：一是从西部的硅谷延伸至德克萨斯州的狭长区域，美国人称其为“新浮士德文明地带”，意指新兴的科技文明区域；二是位于东北部的地区，从波士顿至纽约一线。我国存在数个关键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域，诸如粤港澳大湾区，涵盖香港、深圳、广州等地；又如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此外，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其基础科研能力尤为突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面对产业革命的最新一轮，我们应如何提出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
郑永年指出，当前正经历着一场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变革，这一变革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紧密相连，其涵盖的范围和深度仍在不断拓展。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它涉及的技术层面包括芯片、计算能力、算法以及支撑这些技术的能源。随后，我们关注到数据层面，这关乎数据的规模和品质。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第三个层面，即大型模型。最后，我们还需考虑应用层面。我国在芯片、算力、算法等关键技术领域正努力寻求突破与进步，我坚信，尽管过程可能曲折，但我国终将迎头赶上，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接下来，我们必须致力于解决数据端的问题。我国的数据资源不足，仅涵盖14亿多人口的信息，相比之下，美国掌握了全球的数据资源。此外，我国的数据质量不尽如人意，存在众多“数据孤岛”。此外，我们还需开放视野，例如，近代以来的科技论文大多以英文撰写，其中不乏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亦以英文形式发表。
数据端若不进行优化，大模型的研发将难以实现。若模型端无法推进，应用端的全面推广也将面临重重困难。杭州的“六小龙”成功走出本地，仅说明我国有能力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然而，如何将技术与实际应用有效融合，仍需进一步研究。每一次科技的创新与进步，都必须转化为经济活动，否则其持续性将难以保证。当然，美国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问题，美国的情况甚至比我国更为严重。
发展离不开改革，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从长远角度考量，各国都必须推进教育领域的改革进程。随着人类步入人工智能的新时代，若教育体系仍旧停留在人工智能之前，必将导致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进步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专注于自身事务。短期内，应采取多种措施来减轻市场波动，包括稳定就业、企业、市场和预期，以此确保经济基础稳固，例如保持股市稳定；从长远来看，我们还需通过深化改革，全面释放内在潜力，努力打造区域和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