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伦敦举办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专场”拍卖会上，公众的目光再次被这一艺术流派所吸引。作为20世纪全球文艺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尽管超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依然持续至今。这一运动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更是一场彻底改变人们思想观念的艺术变革。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以及独特的表现技巧，激发了众多创作者的灵感火花，同时在当代社会中，依旧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布勒东（1896—1966）资料图片
马格利特作品《人类的境况》资料图片
马格利特作品《凝固的时间》资料图片
基里科作品《情歌》 资料图片
弗里达·卡罗（1907—1954）资料图片
“不可能的相遇”
20世纪初，欧洲文化及思想领域发生了巨大转变。工业革命的技术飞跃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对人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动、艺术形态的创新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共同促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超现实主义运动应运而生，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潮流之一。
在这一阶段，摄影技术作为一种捕捉现实的新兴工具迅速流传开来，导致人们对传统绘画的实用价值和功能产生了疑问。众多艺术家开始对艺术的根本属性进行深思与重新诠释，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复制。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潜意识、本能论以及梦论等理论，为艺术家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人类内心深处的窗口，开辟了新的观察和创作的途径，从而让他们得以挣脱现实世界的局限，迈向更为深邃的精神空间。
1924年，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发布了《超现实主义宣言》，此举标志着这一艺术流派的问世。布勒东提出，超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借助“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来挣脱理性与逻辑的束缚，揭示人类内心深处的原始情感。他提倡运用梦境、自动写作、自由联想等手段，深入潜意识领域进行创作。布勒东的这一思想深受达达主义思潮的启发，然而，与达达主义有所区别的是，超现实主义更倾向于深入挖掘人类心灵深处那些尚未被发掘的领域，而非仅仅停留在反叛与破坏的层面。
布勒东及其同属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诸如路易·阿拉贡、保罗·艾吕雅等诗人，他们通过文学实验和集体创作的途径，对梦境、潜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挖掘，力求开创一种与传统艺术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探讨超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时，皮埃尔·勒韦迪曾发表过一段广为人知的观点：当两幅看似毫不相干的现实画面并置，它们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原本的间隔越遥远，所形成的意象就越鲜明——这也意味着它们将拥有更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诗歌的真挚感。将那些难以类比、相隔甚远的现实放在一起，超现实主义文学便塑造出了鲜明独特、全新的形象与抒发情感的方法，例如：“人心宛如地震仪般美丽”，“在这鱼缸之中，鸟儿们欢快地歌唱，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还有那句广为人知的艾吕雅的名言：“地球宛如一只蔚蓝的橙子”。超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理性类比预期的依赖，使得人们得以窥见一种超越逻辑的万物联系与心灵慰藉的新途径。
理论进步的同时，超现实主义艺术流派逐步延伸至视觉艺术界。实际上，该运动最引人注目的特质之一就是：它是一场由文学家和艺术家共同发起的变革。运动的核心人物布勒东不止一次将兰波的诗歌与基里科的油画、内瓦尔的小说与贾科梅蒂的画作相提并论。然而，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在运动的初期阶段，皮埃尔·纳维尔曾明确表示：“大家其实并未真正意识到，超现实主义绘画并不存在。无论是蜡笔随意涂鸦、描绘梦境的线条，还是想象中的奇异景象，都不能成为评判的依据。”同样，马克斯·莫里斯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基里科的作品并不能代表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典范：尽管其图像呈现出超现实的特点，但表现手法却并非如此。”尽管有些评论者觉得超现实主义画作与野兽派画作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甚至有更为激进的评论者认为超现实主义画作是学院派技巧与抽象派布局的结合，然而，鉴于涉及其中的艺术家风格差异巨大，学术界更愿意把“超现实主义绘画”看作是一种不断演变的共识，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定义。正因这种包容性，乌切罗、莫罗、马蒂斯、德兰等风格各异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得以汇聚在“超现实主义精神”这一共同理念之下。
超现实主义绘画与文学创作有着相似之处，它们都试图运用非理性的方式来打破现实世界的逻辑框架，进而塑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抒情性意象。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的核心在于“表现”，这是情感与主观表达之间紧密相连的体现。布勒东同样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艺术创作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情感与表达之间必须紧密相连；其次，艺术应当被转化为内外辩证法的表现主义理念。为了阐释这一艺术趋势，布勒东引用了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著名观点，他提出：“请关闭你的生理视觉，这样你才能用心灵之眼去审视画作。接着，将你在黑暗中感知到的景象展现出来，以便通过这种外在的表现来触动他人的内心。”正是在这一观点上，德国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两者均着重于梦幻状态，然而德国浪漫主义的梦境旨在追求最终的“觉醒”，而超现实主义的梦境则旨在更加深陷于“黑夜之核”。在布勒东尤为推崇的画作《孩子的大脑》中，画家基里科通过直观的画面描绘了这种回归的呼唤：为了实现视觉上的洞察，父亲以闭目状态呈现。
尽管基里科的画风与形而上学艺术更为贴近，他却同样被誉为超现实主义的开拓者，其杰作《情歌》亦被视作对超现实文学的一种视觉诠释。在这幅让马格利特深感倾心的油画里，我们能够观察到一尊阿波罗的雕塑，一只外科医生所佩戴的手套，以及一个用于速写的球体模型，三者被巧妙地安置在一种类似城市街道的背景之中。雕像、手套抑或球体，这些物品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但仅仅展示它们，却无法激发人们的情感。然而，若将它们从日常环境中抽离出来，并将它们放置于一种平行的关系中，便会瞬间营造出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画面。在现实生活中，阿波罗的雕像与外科医生的手套本是不可能相遇的。将原本毫无关联的物品汇聚于同一框架内，并对其尺寸进行适当的调整，基里科巧妙地让这些物品的现实感消失，进而融入了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新颖结构之中。在画家们尚未借助不同元素的“偶然相遇”来重塑现实之前，诗人们早已在作品中描绘了“缝纫机与雨伞在手术台上意外相逢”的情景。洛特里阿蒙，这位将文学比作雨伞翻转的作家，以及他的作品《马尔多罗之歌》，均被誉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正是他构建的不可思议的相遇，打破了诗歌长久依赖的以理性现实为基础的隐喻传统，开创了无序的新自由主义诗歌。
《个人价值》这幅马格利特的作品同样展现了独特的视觉呈现。在这幅画中，一个以天空图案为背景的封闭空间里，梳子、酒杯、肥皂等日常用品以超乎寻常的尺寸呈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床和柜子显得格外微小。马格利特巧妙地将这些日常物品放置在一个奇异的背景之中，成功再现了基里科在《情歌》中所展现的诗意，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物体与空间、规模与意义之间微妙关系的深入思考。
借助视觉元素的巧妙融合，超现实派艺术家们持续打破常规艺术形式的桎梏，进而塑造出洋溢着梦幻气息、挑战传统观念的艺术样式。达利的《记忆的永恒》与马格利特的《形象的背叛》等作品，堪称这一艺术领域的璀璨明珠。达利的作品中那些变形的时钟，以及马格利特所创作的充满悖论的视觉形象，都促使观众重新思考对现实与梦境、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认识。此类作品不仅对传统艺术理念提出了挑战，更激发了观众对于自身与世界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逐渐显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它鲜明地对抗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在布勒东所著的《超现实主义的政治立场》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艺术应当与社会的现实紧密相连，并应积极投身于现实斗争之中。以西班牙内战为例，达利创作了《内战的预感》这幅作品，用以传达战争对人类带来的创伤。超现实主义起初仅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尝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成一股反抗压迫、抨击现实的强大力量。
多元化美学
二战落幕之后，国际政治与文化版图发生了显著变化，超现实派艺术家们亦在更为宽广的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伴随着众多超现实派艺术家在战争期间流离失所，这一艺术风格逐步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与成长。马克斯·恩斯特和伊夫·唐吉等艺术家的作品在美国展出，为当地艺术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思维革新，这一现象还直接催生了抽象表现主义和行动绘画的蓬勃发展。杰克逊·波洛克受到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创作技巧的启发，进而创造出了标志性的“滴画法”。此技法着重于绘画时情感与潜意识的无拘无束流动，因而成为了20世纪最为显著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
拉丁美洲亦成为这一艺术风潮的关键战场。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将民族文化特色与超现实主义的视觉表达巧妙融合，孕育出一批展现个人情感及民族过往的杰作。她的作品往往以鲜明的自画像形式呈现，借助繁复的象征符号，深入挖掘了关于身份、磨难以及文化归属等深邃议题。《两个弗里达》是其作品中的佼佼者，这幅画作通过生动的心脏与血管图像，深刻揭示了她对自我身份分裂的深刻感受，以及对殖民历史深度的思考，从而成为了超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杰作。
非洲大陆见证了超现实主义的独到成长轨迹。1938年，埃及画家拉姆西斯·尤南携手诗人兼记者乔治·海宁，共同创建了“艺术与自由团体”。该团体由一群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组成，他们与国际上的同仁保持着紧密的交流，布勒东便是其中一员。正是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为超现实主义在埃及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南在其著作《现代艺术家的目标》中对超现实主义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剖析，既对其开创性给予了认可，又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并将其描述为“资产阶级的神话”。为此，埃及的超现实艺术家们致力于打破达利、马格利特等西方艺术家的传统风格，他们主张将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与埃及本土的现实相融合。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追求完全的自由，将易于识别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这不仅展现了个体在内心自由与社会传统之间的矛盾与挣扎，同时也映射出国家在贫困和战争中的艰难处境。
塞内加尔的视觉艺术巨匠伊巴·恩迪亚耶曾在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摇篮，生活并创作了几乎半个世纪。即便如此，他对祖国的情感始终如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他被总统桑戈尔邀请回国，创立了一所艺术学府——国家艺术学院，并在那里辛勤耕耘直至1967年。恩迪亚耶的作品中频繁展现的是市场中的女性形象、爵士乐演奏者以及乡村风光，他试图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技巧来刻画非洲的日常生活画面，并通过文化符号系统深入剖析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在非洲艺术家们将超现实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他们基于自身经验，创造出了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从而拓宽了非洲当代艺术的范畴。
在中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亦十分显著。作为20世纪中叶我国现代艺术的杰出代表，赵无极在巴黎的绘画生涯里，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与超现实主义的时空观念，开创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抒情抽象”艺术流派。他的作品在色彩运用和形式构建方面深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依然保持着东方哲学的审美理念。他运用抽象手法描绘自然与人类内心，揭示了人与宇宙的深层联系，为我国现代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赵无极的创作不仅展现了超现实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演变与重塑，同时也揭示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艺术交流与融合的潜力。
从缪斯到创作者
2024年，在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行了一场名为“超现实主义”的百年纪念展览，以此向这一先锋艺术流派百年诞辰致敬。该展览特别突出了女性在超现实主义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过往岁月里，女性形象在超现实主义中往往被塑造成“女神”或“缪斯”的象征。在布勒东的代表作《娜嘉》中，他塑造了一位曾与自己有过短暂交往的女子娜嘉，将其描绘成“超现实主义的象征”。他通过展现娜嘉坎坷的命运和卓越的才华，使这位出身低微的女子在文学中得到了升华，成为了一个经典形象。
《娜嘉》的开篇部分，抛出了一个引人遐想的问题——“我是谁？”。布勒东的这一发问，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延续法国文学的固有传统，但实际上却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他并非主张通过深入剖析自我来探究普遍的人性，反而坚信这个问题应当指向每个个体的独特之处。意识到了这种不同之处，我才得以向自己揭示，在这茫茫人海中，我降临于世，肩负着何种使命，又独担着何种责任的承担者……在《娜嘉》这部作品中，布勒东实际上是在探寻自己生命的价值。娜嘉在1926年11月1日给布勒东的信中提到，阅读了《娜嘉》的初稿后，她觉得那只是“一幅不太真实的我的画像”。显而易见，娜嘉在作品中显现出的是布勒东哲学思想的体现，而非独立存在的个体形象。她似乎承载了布勒东的哲学理念，而非独立展现自我。
此次展览中，诸多如娜嘉般曾助力超现实主义发展的女性形象，得到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呈现。特别是朵拉·玛尔、利奥诺拉·卡林顿等杰出女性艺术家，她们不再仅是灵感的源泉，而是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通过自己的作品和独特见解，融入了艺术潮流的追溯之中。
朵拉·玛尔，这位出生于法国的艺术家，在阿根廷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1931年，她在巴黎创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开始在艺术界崭露头角。同年，她与著名艺术家毕加索相识，并成为了他的模特与伴侣。在这段时期，她不仅捕捉了毕加索的创作瞬间和日常生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而且凭借她独特的蒙太奇手法，成功跻身于超现实主义的艺术领域。玛尔的摄影作品《无题》中，一位头顶着巨大星辰的女性模特的背影，巧妙地运用了构图手法，生动地展现了女性的强大力量。
来自英国的另一位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被布勒东幽默地称作“女巫”，她的创作洋溢着浓厚的神秘感。在1938年，年仅19岁的卡林顿邂逅了47岁的德国画家马克斯·恩斯特，两人迅速陷入热恋，随后一同迁往法国南部，开启了他们的艺术协作之旅。卡林顿凭借其锐利的艺术洞察力迅速领悟了超现实主义的精髓，她将动物形象、机械装置以及梦幻般的视觉元素巧妙融合，从而创作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画作。在这些作品中，《绿茶》尤为突出，画面中一位被茧状物环绕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深刻揭示了女性内在的强大力量和无限的可能性。
此次展览不仅彰显了女性艺术家在超现实主义领域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也呈现了科技的强大魅力。声学研究所（IRCAM）运用复制技术重现了布勒东的声音，使其在背景中持续回荡，带领观众步入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近年来，伴随着数字艺术、虚拟现实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崛起，超现实主义艺术亦迎来了它的重生。生成对抗网络，这一先进技术，凭借海量的数据资源，能够自主地创造出超越常规认知的图像，从而让观众感受到与传统视觉艺术截然不同的强烈精神冲击。此类新颖的艺术创作，不仅彰显了技术革新的成果，同时也映射出超现实主义的精髓——即打破既定框架，探寻无尽的想象空间。
超现实主义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流派，而且对人类生存的根本属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随着数字技术对文字和视觉呈现方式的重新塑造，这种艺术风格也以崭新的面貌，继续保持着其百年来的艺术活力。自1924年起，这一艺术运动无论以视觉艺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创作形式呈现，都始终以前卫的姿态挑战着认知的极限；它不仅为跨文化交流贡献了独到的视野与手段，而且不断为文明进步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5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