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历史的界限，当现代科技与古老遗物交汇，又将演绎出何种传奇？
在安徽武王墩墓的发掘现场，经过千年水浸依旧柔韧如丝的古代竹席，已被考古团队成功取出；而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实验室中，成千上万的甲骨碎片数字复制品、数字拓片，借助现代技术实现了自动拼接……科技的力量使得文物得以发声，让历史变得生动起来。我国文物科技领域近年来不断实现新的突破，有力地保障了文物本身及其历史、艺术、科学信息的长期保存与持续利用。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历史脉络的延续，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关于文物科技创新及其应用的实际成果如何，如何有效汇聚文物科技创新资源以实现协同效应，以及如何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文物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这些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此，记者特地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千秋妙手展风采——一场聚焦科技考古与遗产保护领域经典成果的展览于我国首都北京的中国考古博物馆隆重启幕。现场，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位于第二位，从右数）正向观众们详细解说实验室的观测仪器。此图由新华社提供。”
科技为钥，解锁历史精微
在2024年的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览中，一尊色彩斑斓的御手俑引起了广泛关注——该俑身着及膝的长袍，身披坚固的铠甲，双臂向前伸展，仿佛正在驾驭骏马，其袖子上的彩绘呈现出不常见的紫色。
这抹深不可测的紫，源自两千年前的人工调配色彩，被学者们誉为“中国紫”。往昔，这种色彩的绚烂犹如流星划过天际——一旦出土，兵马俑上残留的颜料便在短短15秒内开始发生转变，并在4分钟内彻底失去水分、翘起、最终剥落。
科研攻关取得突破，文物保护人员成功运用聚乙二醇与聚氨酯乳液相结合的处理技术以及单体渗透和电子束辐射聚合两种方法，对彩绘进行了加固处理，使得秦俑的绚丽色彩得以保留。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携手上海科技大学，借助电镜技术揭示了“中国紫”的化学成分为硅酸铜钡，并模仿古代颜料制作工艺，成功合成了纯度高达99%的“中国紫”。
2024年8月，全国政协委员袁京连，作为农工党陕西省委会的副主委，跟随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对“推动文物科技创新”主题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实验室，她亲身体验了“中国紫”的实物，并且首次详细了解了“中国紫”的发掘历程。
袁京连不禁感慨万分，表示这次调研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我深切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古代文物的对话，它们共同揭示了深藏于历史长河中的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这让我深感震撼。”在调研过程中，袁京连与委员们一同目睹了，从考古挖掘到文物保护，从价值解读到展览传播，文物与科技的融合日益紧密，科技在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所发挥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愈发显著。
自此次考察活动起，袁京连将关注的焦点转移至文物科技领域。他先后访问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岭博物馆以及石峁遗址等众多文化博物馆，对文物科技的应用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工作人员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内进行考古调查。新华社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袁京连提出了关于加速推进文物科技革新的建议案，该提案已由国家文物局受理。她提议将文物科技革新体系的建设融入国家文物事业的“十五五”规划之中，以便实现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全面对接。
袁京连强调，需进一步增加对文物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同时，在文物遗址的勘探、保护、挖掘、修缮、研究以及展览展示等各个环节，主动推广运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此外，要集中资源攻克文物安全等关键技术难题以及核心科学问题，从而使文物得以生动地呈现。
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代表委员们发现，我国在文物科技领域的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因此，对于文物科技的有效供给尚未达到充分水平，同时在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
昔日，简牍文字的提取主要依赖手工绘制，而今，借助先进的红外线扫描技术进行文物图像的搜集，并辅以数字化工具进行制图，使得肉眼难以察觉的细节得以清晰呈现。身为从业超过三十载的简牍修复专家，全国人大代表、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亲身经历了文物修复领域“科技含量”的显著提升。在调研过程中，他注意到我国简牍研究领域所采用的红外扫描设备大多依赖进口，国内尚无企业能够生产出此类设备，这或许会带来“卡脖子”的隐患。因此，他提出，应增强文物科技装备的研发投入，积极推动关键科技装备的自主研发和生产，以确保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得到充分的技术保障。
郑喆轩，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的所长，认为在文物科技应用这一领域，其范围相对较为局限，这一现象进而限制了科研资金的投入以及市场化的资金支持。
当前在文物领域，众多科技应用多采用“借力”方式，将建筑、交通等领域的通用设备直接引入，却难以精确适应文物考古的独特场景需求。郑喆轩提出，应全面推动技术、组织、制度创新体系的整合发展，确保技术需求提出者与成果应用者之间的有效对接，进而致力于关键技术的研发、文物专用装备的制造以及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
游客在陕西西安临潼区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参观跪射俑。新华社发
协同创新，守护千年之美
在云冈石窟宏伟壮丽的大佛面前，凝望着它那安详的微笑，每个人都被这镌刻于石壁之上的壮丽史诗深深打动。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座雄伟璀璨的艺术瑰宝之中，竟有一群全球最小的“守护者”，他们正默默地守护着这份千年来的美丽。
菌群，这一普遍存在的生物群体，在科学家与文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正逐渐演变为石窟病害防治领域的一项新兴技术。我们与重庆大学的刘汉龙院士携手合作，致力于培育适合本地的菌群，通过引导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以及代谢活动，促使矿物质沉淀，进而将松散的砂体转化为坚固的岩石。杭侃，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及云冈研究院院长，他指出，微生物修复技术相较于传统的高分子材料修复方法，具有更高的兼容性、更环保的绿色特性以及更强的耐候性，同时也能够满足文物修复中对最小干预和可逆性的特殊要求。
云冈研究院近年来汇聚了众多学科的研究力量，并与国内最优秀的学术科研机构携手合作。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山西省文化遗产保护院士科技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相继设立于云冈研究院，这些举措显著提高了文物保护研究的科技水平。
杭侃指出，要促进文物科技的创新与应用，必须依靠文博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等单位的共同努力。然而，他也坦承，当前科研合作机制在需求与供给的对接上尚存不足，有时掌握尖端技术的团队并不契合我们的具体需求，而我们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团队也未必愿意协助我们解决难题。
杭侃提出，需强化顶层架构设计，精心编制文物科研的合理规划，打造高效的创新平台及科研合作机制，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不同学科间的紧密配合、以及不同团队间的紧密协作，共同构筑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文物科技创新体系。同时，在国家级基金和项目等方面，应加大对文物科技创新政策的扶持力度，激发科研团队进行跨学科研究，以解决文物领域的实际问题。
文物科技创新并非仅是文物保护机构的职责所在。在西安，袁京连及其科技服务团队已深入古城墙的维护工程。他们借助大数据、测绘扫描、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为城墙进行“CT”扫描，实时监测其结构健康状况及病害状况。袁京连对数字方舱进行了多次考察，并深入思考文物在数字领域中存在的更多潜在价值。她的团队携手西安城墙管委会，对庞大的城墙监测资料进行整理，成功构建了一个具有鲜明创新特点的数据集合，并因此荣获了72项数据知识产权。
袁京连在多次实地考察和研究中发现，目前文物科技创新领域面临市场影响力不足、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以及研发资金投入不够等问题，这些因素构成了发展的制约。此外，大规模技术的应用成本较高，导致其难以广泛推广，而文物资源数字化后的成果共享和转化机制也尚未健全。
当前，文物科技企业的成长尚不完善，全国范围内专注于文物保护、管理及运营的企业数量有限，尤其是缺少领军企业。袁京连补充道，她提出，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促进文博资源在市场上的快速流通，并增加对关键技术领域研发的资金支持。推动文物科技创新集群的发展，寻求优化产业生态系统、拓宽应用领域、增强品牌影响力的策略途径，同时大力培养文博行业中的新兴生产力。
破解制约，激活科研动能
文物科技的进步使得保护方法更为精确，研究工作呈现多样化趋势，展示与数字化传播亦变得更加方便，这不仅为文物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一支能够突破传统局限、及时更新知识体系、具备跨学科技能的文物科技专业人才队伍。
委员们认为，目前科技力量与文物事业的融合正日益加深，然而，在思想观念和管理层面，考古与文物保护科技资源的分配仍显不够充分，且在体制机制上存在诸多限制。
考古机构将出土的样本送往大学的研究所进行检测，以往常常需要等待，比如一个年代测定的结果可能需要两三年才能得出，然而科学研究却不能等待。郑喆轩观察到，在新技术领域，专业团队的数量相对较少，这导致了文物保护科技领域的供需不平衡。方北松也注意到了一个相似的问题：我们这个中心的简牍修复小组中，技术人员不过十几人；目前有超过三万枚简牍正在等待修复；要完成全部修复工作，至少还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
2023年全国文物科技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文物领域科技人才数量有限，涉及考古、文物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总数未超过三万，这一数字与行业所需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文物科技专业人才的培育工作。
文物保护涉及历史、博物馆、建筑、化学、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其性质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需要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构建一个跨专业的教育体系。然而，目前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作为考古学下的二级学科，这样的设置并不利于彰显交叉学科的特性以及培养复合型人才。杭侃提出，应当强化我国文化遗产学科的建设，着重指出文化遗产学科应具备的跨学科特性及其实用价值，并优化文化遗产学科的教学课程及人才培养体系。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设立国家级的遗产学院，以此助力我国文化遗产的妥善保护与有效利用，确保人才和学术支持的双重保障。
方北松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座谈会上指出，应强化高校文物相关专业的建设，推动跨专业招生，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于文物事业。同时，需科学规划人才培养架构，借助师徒传承等方式，逐步构建起一支有序的文物保护科技人才梯队。
郑喆轩提出，激活科研资源、挖掘人才科研潜能同样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他的调研结果显示，全国31家省级考古院所中，大多数仍被笼统划分为“公益一类”或“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科研职责尚未得到清晰划分，而相关的科研政策、资金、项目以及专业设备等支撑性条件相对匮乏，激励机制也存在不足。
他提出，应将省级考古研究院等地方考古机构正式定位为科研性质的事业单位，并强化其科研支持体系。“人才培养和尖端科技研究都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建议增加财政投入，政策应向前瞻性研究和复合型人才培育倾斜，对在科技创新方面表现突出的机构和个人，应提供资金支持、项目申请便利和创新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激励，以充分挖掘科研潜力。”郑喆轩如此表示。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4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