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和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的标志。这两大河流共同孕育了“江河互济”的理念，这一理念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河流被视为文明的发源地。它源自雪山，历经险峻的山岭和急流险滩，汇聚了众多河流和湖泊的水流，长江流经青藏高原、四川盆地、长江三峡以及长江中下游平原，横贯我国的三大地理阶梯。其长度超过6300公里，流域面积达到约180万平方公里，形成了优越的地理条件，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滋养。在长达百万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长江以其独特的地理风貌，见证了中华民族一万年的文化传承；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程里，它更是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辉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长江两岸湖泊星罗棋布，四周被山峦和丘陵所环抱，孕育着温和湿润的自然环境。在距今百万年前，先民们便选择在此洞穴中安家落户。在长江上游，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现，以及下游繁昌人字洞遗址的出土，均将历史追溯到170万至200万年前。从元谋人、郧县人直至南京人，长江这条巨龙见证了东方这片土地上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全过程。2022年，在湖北地区出土了一块距今约100万年的“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这化石是迄今为止在欧亚大陆内陆地区发现的、同期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之一。与此同时，四川皮诺遗址的持续挖掘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发现了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制品。这一发现不仅推翻了国际学术界关于“莫维斯线”的假设，更为探索早期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证据。
长江孕育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多种生态系统，为人类族群定居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一万年前，长江流域诞生了我国乃至全球最早的稻作农业。位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通过种植水稻，实现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在下游的上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镰形石器等用于收割的农具以及石磨盘等加工工具，而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则展现了以耜耕技术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方式。2020年，在浙江余姚的施岙遗址，人们发现了面积达700至1900平方米的良渚时期大稻田和呈“井”字形的田埂结构。水稻、稻田以及相关的农具，成为了长江流域的文化特色，并得以代代相传。
五千载之前，长江上游的宝墩文明、中游的石家河文明以及下游的良渚文明均呈现出繁荣景象，筑城、琢玉、冶炼等活动在长江流域兴盛，文明的曙光洒满了长江沿岸的每一个角落。湖北的石家河古城和浙江的良渚古城以其宏伟的城市规划和卓越的水利设施，初步具备了地域国家的特征。安徽的凌家滩遗址通过其复杂的玉器制作工艺，展现了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深厚的礼仪信仰。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在湖北大冶铜绿山至江西瑞昌铜岭一带尤为丰富，其开采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因其庞大的体积和精湛的工艺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两周之内，长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形成了巴蜀、荆楚以及吴越这三大文化圈，这些区域文化各具特色，相互交织融合，共同构成了包容并蓄的长江文化。今年发布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正是以长江干流作为核心纽带，贯穿了千年的文化脉络，凸显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它围绕巴蜀、荆楚、吴越等长江流域的地域文化，将上中下游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串联起来。
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庞大的江河文化遗产网络。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的省份中，拥有世界级的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以及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共计50多处，全国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超过2000处。这些遗产不仅是揭开长江文化奥秘的钥匙，更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的核心内容。丽江古城的风采，苏州园林的雅致，哈尼梯田的壮观，兴化垛田的精致，都江堰的无坝引水，白鹤梁的水文石刻，这些遍布长江流域的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其中蕴含着华夏民族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智慧，展现了我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因此，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第一要务，便是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而系统的保护。
长江流域人文景观丰富，其文化底蕴深厚悠久。楚辞、黄梅戏、吴门画派等艺术形式，在长江的见证下，展现了传统文化的辉煌与绚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南昌起义、长征等一系列革命活动，都在长江流域留下了红色文化的印记。南京长江大桥、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则见证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蓬勃发展。新时代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源于长江线性文化遗产的独特属性，旨在对长江文化进行系统的维护、全面的呈现以及协调的进步，使人们深刻体验到从青藏高原到巴山蜀水，再到江南水乡这一条美丽的中国文化景观带，并向全世界展示出璀璨多姿的中华文明。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11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