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通过提升进口关税的举措，旨在捍卫美国国内产业，却触发了全球性的贸易冲突。这一举措导致美国进出口贸易额急剧减少，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随之下降，失业率急剧攀升，最终使得经济危机演变成了一场地缘政治危机。相较之下，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更加健全，金融监管和风险对冲机制的加强，显著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然而，特朗普的关税策略依然揭示了类似的逻辑难题：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去化解全球化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矛盾，这或许会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走向分裂。
重商主义主张国家介入、贸易防护以及追求贸易盈余，而新自由主义则推崇市场的自我调节和资源的自由流通。特朗普新一届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呈现出一种“双面性”：在国内，美国继续实施减税、放宽金融监管等新自由主义策略；在国际贸易方面，美国则全面实施关税限制、推动产业回归等保护主义措施。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该模式以追求生产成本最高效为目标。这一政策导致了国内产业空心化现象加剧，有效需求受到压制，以及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根据相关数据，从1960年到2022年，美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从38.7%下降到了18.5%，而制造业在就业市场中的比例也从20%减少到了8%。资本收益对劳动收入的挤压现象日益明显，跨国公司通过海外生产降低成本，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导致国内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不断减少。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整体消费需求逐渐减弱，进而对生产活动产生了进一步的压制作用。从1980年到2022年，美国跨国企业的利润增长了16倍，与此同时，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增长比率却同步下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当这种不平衡现象达到临界点，经济问题便演变成了政治认同的危机。特朗普借助“美国至上”的叙事手法，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势力，以此掩盖国内社会阶层的冲突，并给保护主义政策罩上了“民众支持”的假象。在2024年的选举中，大约有60%的无学历白人选民站在了特朗普一边，这一现象凸显了社会底层对于产业流失的强烈不满。
美国的代议制民主选举机制已经变成了“短视政治”的温床，执政团队把总统当选的目标放在了社会治理长远目标之上。产业空心化揭示了自由市场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而选举制度则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政治影响。特朗普将经济上的不安转化为了身份政治，这实际上是制度性困境中的应激反应，然而，如果美国不能解决产业空心化的根本性问题，那么政策的极端化趋势将难以避免。
特朗普政策的调整背后，反映了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策略调整，即从原先的“效率至上”转变为“安全至上”，企图通过设置关税和运用地缘政治策略，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有限度全球化”。这种转变并非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而是寻求在市场自由化与国家干预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可以视为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一种补充性调整。
然而，若美国不能实现新一轮的生产性投资积累，那么社会中的精英群体与劳动大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持续加剧，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的分裂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显著提升，最终陷入“自由主义的扩张——矛盾的累积——保护主义的收缩”这一周期性的循环困境。
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内部矛盾的集中显现，其核心反映了美国在产业空心化及政治竞争压力下的制度性调整。从理论层面来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虽与极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发展观念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是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补充性修正”，旨在通过国家干预手段来弥补全球化生产对美国本土制造业产生的结构性问题。
然而，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内部存在的深层问题，实施贸易关税壁垒的策略效果难以打破“自由主义扩张、资本劳动矛盾累积、保护主义收缩、自由主义扩张”这一周期性的循环。未来，美国是否能够摆脱“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之间的摇摆不定，不仅关系到美国自身的命运，还将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