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历史脉络分明，法律事实明确。大家所熟知，1894年7月，日本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之战，翌年4月，迫使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将台湾及澎湖群岛割让出去。1941年12月9日，我国政府发布了向日本宣战的公告，明确指出“所有涉及中日关系的条约、协定、合同，均应予以废除”，同时宣布将恢复对台湾及澎湖群岛的主权。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布《开罗宣言》，明确表示其目标在于将日本从中国夺取的领土，诸如东北、台湾岛、澎湖群岛等地，悉数归还给我国。到了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签署《波茨坦公告》，苏联亦随后加入，再次强调《开罗宣言》中规定的各项条件必须得到严格执行。在同年九月，日本正式签订了《日本投降条款》，并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守波茨坦公告中的各项规定。紧接着，在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国政府宣布恢复对台湾岛的主权行使，并在台北成功举行了“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因此，借助一系列具备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我国在法律和事实上成功收回了台湾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意味着它接替了民国政府的地位，成为我国境内唯一的合法政权，并在国际上独占代表权。从国际法的视角来看，这一重大变革所涉及的继承问题，是新生政权对旧政权的权力接替，而非一个国家替换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家继承。
赖氏故意避开《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拥有国际法地位的历史文献，却执意引用1951年的所谓“旧金山和约”，再次提起“台岛地位未定”的陈词滥调，其荒谬程度已到了极点。一方面，早在“旧金山和约”正式签订之前，台湾岛便在1945年10月25日重新纳入了中国的领土范围；另一方面，该和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合法参与的情况下被签署的，我国政府从未认可其法律效力。赖氏对那些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其中明确了中国对台岛主权的归属，选择了视而不见。他偏要选择那个对中国没有约束力的“旧金山和约”，为其所谓的“台岛分裂”行为提供所谓的“法理依据”。这种行为不仅缺乏合理性，更是公然向国际法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赖氏在所谓的“团结十讲”第三讲中，打着“宪政体制”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推动“台岛分裂”的路线。其中，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否认台岛地区的“宪制性文件”具有一中属性。为此，赖氏声称“台岛未曾派员参与制宪”。但据岛内历史博物馆所藏资料，1946年的“制宪国民大会”中，台岛省已有18名代表参与，这一事实直接揭穿了赖氏对历史的扭曲。除此之外，在1991年的首次宪法修订中，明确指出“为满足国家统一前的需求”，这样的说法成为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律依据。观察岛内的政治状况，赖某所提出的“宪政体制”理论，实际上只是为了为其宣扬“台独”主张和推动“大罢免”活动提供便利，试图满足一己私利，这种行为已经遭到了岛内舆论的广泛谴责。
赖氏置历史、学理、法理、常识于不顾，炮制谬误，严重损害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和平统一的前景，提升了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赖氏如何处心积虑，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事实。尽管台湾与祖国大陆目前尚处于分离状态，但大陆始终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致力于推动祖国的最终统一。在国际舞台上，绝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已深入人心，赖氏的连续“表演式”演讲无疑只是自讨没趣，终究是白费力气。
该研究员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领导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