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和浩特市，对于计划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他们最多可以领取总计达16万元的育儿补助金。
3月13日，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公布《关于促进人口集聚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育儿补贴项目的具体实施办法以及相关服务流程。自今年3月1号起，符合规定的家庭在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将一次性获得一万元育儿补贴；若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可获得五万元育儿补贴，此补贴每年发放一万元，直至孩子满五岁；对于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的家庭，将一次性获得十万元育儿补贴，同样每年发放一万元，直至孩子满十岁。
这并非是地方上实施育儿补贴政策的首次尝试。但呼和浩特所实施的补贴措施，以其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气。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政策也在积极筹备之中。3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在全国两会期间，于代表团组会议中透露，国家卫健委正联合相关部门，着手制定育儿补贴的具体实施计划。
2022年，我国人口呈现了自6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现象，并且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24年，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布数据，2024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仅为约-0.1‰。与此同时，2024年，我国新生儿的数量达到了954万人，这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在育儿补贴政策实施后，新生儿数量的阶段性回升能否持续保持？
一、各地育儿补贴能领多少钱？
呼和浩特市有明确规定，领取育儿补贴的家庭需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必须是2025年3月1日及以后合法生育的家庭；其次，还需遵守《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规定。此外，夫妻双方中至少有一方的户籍需在呼和浩特市，且双方在呼和浩特市有居住、工作和生活的记录。同时，还需确保人、房、户信息相符，并且新生儿的首次落户地也应在呼和浩特市。
本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补贴的滥用，并确保新增人口能够留在本地区。在接受中青报的采访时，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副主任杨钟表示，发放育儿补贴仅仅是众多政策中的一项，其核心目标是推动呼和浩特市人口的集中。此外，呼和浩特卫健委计划在“婚姻登记”、“育儿”、“托管”等整个生命周期中全面发力，并推出一系列的便民政策。
呼和浩特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财经》栏目报道，在人口政策领域，呼和浩特市已实施了一系列辅助措施，这些措施涵盖了为新人提供免费的婚前健康检查；对新生儿进行免费的耳聋基因、遗传代谢疾病筛查以及儿童用药安全指导；对于2025年3月1日及以后在呼和浩特市出生并落户的婴儿，以及他们的母亲，每天将免费提供一份“一杯奶”，这项服务将持续整整一年。产妇能够领取一张价值3000元的电子优惠券，随后可以在网络商城中随心所欲地挑选各式各样的牛奶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出台了扶持措施，此举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在义务教育阶段，二孩入学实行“幼随长走”和“就近择优”的原则，而三孩及以上的孩子则可在本市范围内自由选择入学学校。据杨钟介绍，呼和浩特市还将为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家庭每年提供600元的托育机构照护补贴。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的人口净增长量每年大约达到五万，这使其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增长数量最多的城市。
呼和浩特并非是育儿补贴政策的首个试点。在此之前，云南和宁夏已经实现了这一政策的省级全面覆盖。自2023年开始，云南为生育二孩的家庭提供2000元的一次性补贴，对于生育三孩的家庭则提供5000元的一次性补贴。除此之外，每年还会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800元的育儿补助，直至孩子满3周岁。自2023年度开始，宁夏地区对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的家庭提供2000元及4000元不等的单次育儿补助金，并且对拥有第三个孩子的家庭，每月提供至少200元的持续补贴，直至孩子年满三岁。
东北三省的人口流失问题持续受到广泛关注。在2023年，哈尔滨市推出了一项试点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有二孩和三孩的家庭，每月分别提供500元和1000元的育儿津贴。此外，对于打算购买新建住房的二孩和三孩家庭，分别提供1.5万元和2万元的购房补助。同时，在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和租赁提取方面，也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在同一年，杭州市实施了针对二孩家庭的一次性育儿补贴，金额为5000元；对于三孩家庭，补贴金额则提高至20000元。此外，还设立了孕产补助，对生育二孩的家庭提供2000元的一次性补助，而生育三孩的家庭则可获得5000元的一次性补助。山东省济南市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实施每月每孩600元的育儿补助政策；同时，对于家庭中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供养条件的人员，以及处于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女性，每月额外提供200元的育儿生活补贴；这一补贴措施将持续至孩子满3周岁。
二、补贴能否促进人口增长？
2021年便有生育补贴政策的先例，四川攀枝花市作为先行者，最早推出了相关措施。该政策针对二孩、三孩家庭，对每个孩子每月提供500元的补贴，这一补助将持续至孩子满3周岁。此外，对于在攀枝花市普惠托育机构入托的0至3岁婴幼儿，将按照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发放托育补贴券；对于拥有多个孩子的家庭，将提升房贷标准，对于夫妻双方及单方正常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多子女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上调至90万元和65万元；同时，对于女职工的生育津贴计算天数也将增加，每增加一个孩子，津贴计算天数便增加15天，以确保育儿母亲有更充裕的休息和恢复时间。
在2024年12月的四川省新闻发布会上，攀枝花市政府副市长许军峰透露，自政策实施以来，已连续三年发放了总计3200万元的补助资金。在这些受益者中，来自农村户籍的补贴领取者占据了77.8%的比例。在政策实施之前，2018年至2020年间，攀枝花的出生人口平均每年下降12.26%；政策实施之后，从2021年到2023年，该市的出生人口降幅逐渐减小，平均降幅降至0.8%，并且该市常住人口连续三年呈现增长态势。
今年两会期间，生育政策问题频繁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全国人大代表张强提出，应当对生育补贴体系进行优化，不仅要在国家层面统一实施补贴措施，还应当激励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对生育多个孩子的家庭实施有差异性的奖励政策。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董事长兼CEO姚劲波提出，应通过发行超长期国债等方式筹集资金，设立专门的国家人口发展基金；同时，对拥有多个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此外，对于养育子女的家庭，在社保、所得税、购房土地出让金等方面，根据孩子的数量实施逐步增加的减免政策。
中信证券的报告中提到，观察国际上的经验，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经济发达国家在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后，都实施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中，现金补贴的实效性与其补贴金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将我国的生育补贴水平与国际标准进行对比，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我国在生育补贴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若参照呼和浩特市的补贴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预计到2030年，国家在生育补贴方面的财政投入将达到2870亿元，这一数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0.2%。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宋健教授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在低生育率环境下，实施育儿补贴是关键的经济手段，用以支持生育。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这种做法值得肯定。与此同时，必须灵活应对家庭的具体需求，以保证生育支持政策能够达到既定目标。另外，还需对政策的长期可行性进行评估。经济刺激政策通常“启动简单，收尾复杂”，需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实力，制定出既实际又有效的策略。
三、年轻一代为什么不愿多生孩子？
需要指出的是，宋健指出，依据国际上的经验，众多发达国家都实施了发放育儿津贴的政策来扶持生育，然而，这种政策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所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在宏观层面，经济扶持政策总体上对提高生育率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微观层面，育儿津贴对于不同家庭在促进生育方面的效果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韩国晚婚和不婚趋势日益显著，这一现象在近年来尤为明显。韩国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生育率低于1的成员国之一，显得格外突出。自2006年起，韩国便着手实施降低生育率的对策，包括提供育儿津贴以及为支持职场母亲灵活工作的小型企业提供补贴。进入2024年1月，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将大幅提升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津贴水平。拥有不满一岁婴儿的家庭每月可领取100万韩元（相当于约5450元人民币）的津贴；而抚养1至2岁幼儿的家庭，每月则能获得50万韩元（约合2725元人民币）的津贴。
今年二月末段，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资料，韩国在2024年的总生育率实现了自九年前以来的首次年度上升。有观点指出，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疫情期间被抑制的结婚意愿的反弹。在2024年，韩国的婚姻登记数量显著增加，同比增长达到了14.9%，这一增幅是自197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值。2024年是农历龙年，这一生肖的生育偏好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育率的提升。然而，也有人担忧，鉴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文化因素，年轻人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或许只是暂时的现象。
最终，东亚地区的育儿问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专家指出，韩国的结婚率与出生率偏低，背后有多种因素，比如育儿费用的高涨、房价的猛增，还有激烈的社会竞争以及获得高薪工作的不易。此外，职业女性所承受的双重压力也不容忽视，她们既要兼顾事业，又要承担起大部分家务以及照顾孩子的责任。
在中国，类似的现象也颇为普遍。据艾媒智库的调查数据表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经济压力是左右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随着教育、医疗、住房等费用持续攀升，许多家庭在面临生育问题时，往往因忧虑难以承担额外经济负担，而选择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在2020年的新生儿数量达到了1200万，而同期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这一数据揭示了我国正面临着极低的生育率状况。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记载，2023年间，我国共有23个省份呈现出人口自然负增长，这一数字相较于2022年增长了3个省份。尽管如此，我国庞大且年轻的人口基数依然是各大城市经济迅猛发展的坚实支柱。即便在科技革新和人工智能迅猛进步的当下，充足的人口数量依然是维护社会稳定运行的根本保障。宋健指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对各地精准掌握人口变动趋势、科学制定相应政策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四、打造生育友好的文化支持体系
3月7日，在参加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的过程中，雷海潮强调，人口问题依旧是一个亟待深入和持续关注的关键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减少生育、抚养以及教育领域的开支。同时，应着力推进托幼服务的一体化，为那些有托育需求的家庭提供更加广泛和实惠的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各省份普遍实施了超过60天的产假延长政策，同时配偶陪产假约为15天，父母育儿假则介于5至20天之间。而且，各省份的产假延长至158天以上。在医疗保险方面，国家医保局在调整医保药品目录时，也将符合生育支持条件的药物纳入了医保支付范畴。
自2024年1月1日起，江西省取消了住院分娩的医保起付线限制，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可全额报销，而三级医疗机构则可报销90%。从2024年7月1日开始，浙江省将灵活就业的参保职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他们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的待遇。
茅倬彦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专家，提出，除了儿童津贴、税收减免、服务补贴、住房补贴和生育津贴等经济援助措施之外，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还应当涵盖文化层面的扶持以及高层制度的安全保障。放眼全球，我们常见的文化扶持政策涉及强化家庭纽带、营造生育友好的社区与工作环境、提升婚育文化的接纳度等方面。顶层制度保障措施涵盖将应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纳入国家战略层面、设立高级别的议事协调机构、构建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持续增强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
今年两会期间，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徐丛剑委员提出，应适当增加男性陪产假时长，以促使男性在育儿过程中承担更多责任。同时，北京大学医学部副教授米荣委员强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应让适龄女性因生育而遭受就业影响，亦不应让已就业女性因生育而担忧失去工作。贺丹，全国政协委员及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指出当前青年群体普遍持有少生优生的观念。面对晚婚、晚育以及少育现象，我们应当持有充分的理解、尊重以及包容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