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受全球市场环境和商业网络调整的影响，走向海外市场已转化为众多机构的长期规划。与首批探索国际市场的公司主要聚焦于维持运营不同，现阶段多数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是为了实现业务扩张。现阶段中国公司迈向国际舞台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又展现出哪些特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家罗长远通过提出八个核心问题，旨在深入剖析中国公司全球化进程中的典型表现及其经济运行规律。以下是他在2025中国汽车论坛上的演讲。
近年来，国内公司走向国际市场的速度明显提升。这种情形下，有理由对这一状况展开全面分析。因此，我打算通过设立八个疑问点，来研究中国公司走向国际的议题。期望经由交流，能够归纳出中国公司走向国际的普遍特点和背后的经济规律。
问题一：企业出海的背景是什么？
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转变，具体表现为全球从受到“中国冲击”影响，转变为受到“美国冲击”影响。所谓“中国冲击”，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研究性术语，它描述的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后，对世界产生的效果，特别是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当前，全球正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即所谓的“美国影响”。这种“美国影响”指的是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采取的某些脱离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具体而言，可以用三个方面来描述这种转变：
美国开始采纳保守主义立场，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经济思想，都呈现出这种倾向。造成这一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财政赤字，2024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万8千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六分之一点四。美国同时开始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其核心主张是追求公平贸易，而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这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在于贸易逆差状况，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1.2万亿美元规模，相当于GDP的4.2个百分点。最终美国采取了孤立主义立场，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等国际事务上均体现出不愿投入更多资源的倾向。美国推行内向化政策及其引发的外部连锁反应，给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以及海外拓展带来了影响。
第二是国内状况，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3年期间，国家层面着重于吸引外部资源，具体体现为对外商投资指导清单的反复调整以及对外资进入限制的逐步放宽。1992年之后，中国持续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二零一三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年中国相继启动了“自贸区建设蓝图”与“一带一路构想”，政策重心从偏重“吸引外资”转变为兼顾“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发展策略也从侧重“单向引进”升级为强调“双向流动”。二零二三年，中国在吸纳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全球排名第二，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全球排名第三。近些年，由于生产能力的进步以及内外部状况的变动，我国在政策上开始关注新兴领域和先进生产力的对外拓展，并且着力加强品牌形象塑造和文化的对外传播，促进品牌与文化走向世界。
问题二：为什么出海？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从投资动机和投资类型两方面来看。
根据投资目的分析，对外投资存在四种主要驱动力。第一种是开拓市场型。字节跳动的TikTok、阿里巴巴的Lazada是典型范例，它们在东南亚取得的成绩，与当地互联网普及率迅速提高及年轻人口优势密切相关。第二种是获取资源型。例如，某些公司为保障新能源汽车电池关键材料的稳定来源而实施国际化布局。第三种是追求效益型。比亚迪在印尼和泰国进行投资，通过使用当地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制造并销售电动汽车到东南亚其他地区，这是一个实例。第四类是资产战略获取型，例如，二零一零年吉利购买了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二零一七年中国中化集团得到了瑞士先正达农业化工公司，一九一九年沈阳机床企业整合了德国茨默曼精密机械公司，这些都是比较突出的范例。
从投资方向而言，当公正交易逐渐胜过自由交易，安全考量日益重于便捷需求形成一种趋势时，公司进行投资便不能仅仅以获取最大收益为唯一目标，在这种情形下，公司对外拓展业务显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模式。
有一种投资方式叫“中转式”，过去公司投资多数是“一对一”，称作“直达式”。但在差别性贸易壁垒的情况下，部分企业的国际化活动体现为借助第三国为其他地区提供服务，这种投资方式可称为“中转式”。
第二种是规避风险的投资方式。当安全层面变得至关重要，公司进行投资就不能只顾追求高效，而必须更加重视规避风险。在这种情形下，公司的投资活动常常表现为借助多样化经营和分散布局来减少风险，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规避风险的投资策略。
第三类是连接式投资，部分国家在企业的生产协作体系里并不占位，安全考量日益突出后，以效益为中心的投资和商品流通变得不再那么便捷，必须在网络里增设新的单元和通道，将原本缺乏关联的环节对接起来，这种投资活动可称作连接式投资。
问题三：谁在出海？
1、从产业看
从产业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经历了如下一些变化：
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单一服务业主导到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并进的时期，2023年对外投资流量排名前三位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领域占30.6%，批发零售行业占21.9%，制造业占15.4%。以国内资本投入的行业分布为标准，工业领域的投资方超过三分之一个数，其次是商品流通业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再次是服务租赁及商业活动占百分之十四
其次，投资方向从非生产性服务领域转向了生产性服务领域，起初生活性服务行业如零售、住宿和餐饮在外资中占比较大，现在生产性服务行业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部分，2023年以宽口径统计，其比例已经高达71.8%。
第三点在于，从传统工业迈向当代工业领域，2023年，在工业对外投资方面表现突出的行业包括计算机及通讯与其他电子设备工业、专门设备工业、通用设备工业、医药工业、电器机械和器材工业。
从旧领域转向新领域，从常规生产方式升级为新型生产方式。自二零一五年起，我国在新领域和新型生产方式上的推进步伐加快，在工业制造层面，这些新领域和新型生产方式正构成企业走向全球和拓展海外市场的关键驱动力与突出表现。
2、从企业看
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也经历了清晰的变化。
最初，国有企业担当对外投资的主要角色。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进步，民营企业逐步增强自身实力，它们转而成为对外投资的关键力量。
接下来，发展动力从由大型公司单独引领转变为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共同推动。依据艾媒咨询《2023-2024年中国公司海外拓展调研报告》的资料，到2023年已经开展海外业务的公司里，中型、小型及微型公司的比例分别是39.4%、17.5%和13.6%。这涉及到出海实体的转变，一方面，国有实体的主体构成以大型企业为主，而民营实体的主体构成则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另一方面，这还关联到出海实体的行业特点变化，国有实体多集中在传统领域，而民营实体则迅速拓展到新兴领域。
问题四：出海去哪里？
从目的地来看，企业出海有四个发展趋势。
首先，投资流向发生了转变，从发达经济体移向新兴经济体。起初，中国的资本主要流向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活动。但自2013年起，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它们投资的热门选择。二零二三年，在中国大陆对外投资构成里，北美地区占比为百分之三点九，欧盟占比为百分之三点七，相比之下，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发展中国家则集中了绝大部分份额，其中亚洲占比高达百分之七十九点九，拉丁美洲占比百分之七点六，非洲占比百分之二点二。同发达国家的企业投资方向对比，中国的资本更倾向于流向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活动呈现出显著的“南南合作”态势。
其次，中国的对外投资目的地发生了转变，从大型国家转向了小型国家，在初期阶段，中国企业主要选择向大型国家进行投资活动，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企业逐渐将投资重心转向小型国家，这些小型国家涵盖了高收入和中高收入水平，以及中低收入和低收入水平的不同类别，在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增强的当前环境下，这一转变符合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因为大型国家往往具备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倾向，而小型国家则相对更加开放包容。借助出海，可以直接面向小国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也可以借助小国作为跳板进入大国市场，这些都是很好的策略方向。
转向邻近的亚洲太平洋国家，不再满足于遥远的国度，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上，习惯于选择远方，特别是对美欧的投资行为，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国内外的环境变化让近邻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东盟国家已经连续五年成为中国首要的贸易伙伴。当前，国内诸多公司愈发倾向于将邻近的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选作资本输出的对象。
第四点在于，要更加集中关注那些与我国关系友好的邻国。2013年，我国发起了“一带一路”计划，从这一行动开始，我国对“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经济投入逐步加大。从某个角度讲，“一带一路”能够看作是我国供应链布局的友好区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友岸”布局与美国的方式不一样，我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具有开放、包容且非排他性的特点。2023年，中国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资本注入，在全年资本流动总量中占比达到二十三成。依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所发布的《2023年国内公司海外投资实况与计划调研报告》中的内容，从地理角度分析，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公司在实施对外资本投放时，更倾向于将目光投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问题五：以什么方式出海？
对于以什么方式出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发展脉络。
首先，投资模式从企业并购转变为新建项目投资，即所谓的“绿地投资”。这种投资方式指的是，某家公司在海外市场全新设立生产机构或分支机构，通过从零开始进行直接投资。早期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采取并购手段，但随着投资动因、参与主体及目标地的演变，如今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绿地投资途径进入东道国市场。2004年，并购投资在外资中的比重达到54.4%，但到了2023年，这个比例已大幅下降至9.5%。
其次，公司进行海外资本运作时，决定采用哪种经济体制，既取决于自身条件，也受到目标地区的状况和规定的影响。全部资本由自己掌控的方案，好处是利润能完全保留，但弊端是亏损和危险也由自身全部承担。与当地伙伴共同出资的路径，好处是能和对方分担开支和风险，并且更容易进入当地市场，不过不足之处在于利润必须共同分配。在自由的国际贸易氛围和便利的资本引入条件下，独自经营是受欢迎的投资途径。不过，随着全球形势的演变，合作经营变成必须审视的方案，其中涉及向当地国家获取技术支持、利润分配等要求。
第三点在于，从独自行动到联合行动出海，过去很长时间，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是综合评估自身能力、目的地环境及运营方式后做出的决定，表现为单打独斗的模式，也就是公司单独前往某个国家进行投资活动，但现在，越来越多投资活动呈现出合作行动的特征，即多家企业共同前往东道国开展投资。联合行动拓展海外市场，能够借助生产与销售环节的协助，以及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帮助企业应对目标国家的市场不健全问题，进而达成投资目标。
现阶段，企业对外投资多集中于产业链某个具体步骤，这种模式正逐渐转变为整个产业链的对外拓展。当前，产业链整体出海正形成一种新动向，中国在新兴领域具备一定优势，能够为产业链出海提供充足资源；而其他国家在这些新兴领域相对滞后，对于产业链方面的投资需求较为旺盛。
从单一方式转向多种方式走向海外市场,以前主要是产品资本方面的输出,如今海外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涵盖基建建设、平台搭建、智能制造、消费领域、技术输出、文化传播等方向,这种变化不仅能让各个行业发挥自身长处,还促进了海外发展咨询服务的繁荣,可以直接为海外的终端客户提供服务。
第六点在于，从“制造能力输出”转变为“整体环境拓展”。过去，企业走向国际主要依靠生产实力的传播。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通过运用云计算和数字化平台，能够推动产业环节在海外生根，开展本土化运作，并输出相关规范，从而达成“整体环境拓展”的目标。例如，针对印尼动力电池计划，华为云为宁德时代搭建了从镍矿开采到电池制造，再到回收利用的完整数据支持体系，达成了能源消耗的即时调整效果，并完成了无废弃物管理目标。
问题六：出海的收益如何度量？
惯常情况下，公司追求经济效益最优，但当前全球形势促使跨国经营需兼顾其他因素，安全便是其中之一，其经营宗旨也随之调整，具体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借助拓展海外市场实现经营活动的多样化，以此增强产品销售渠道与营收构成的丰富性，确保市场需求与盈利前景的稳固，其二，通过国际化布局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利用对外投资加强供应方与销售方之间的联系，降低外部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增强供应链的稳固性。其次是借助跨国经营保障经济往来安全。目前，贸易争端和区域冲突屡见不鲜，部分意外事件难免会波及经济往来。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在全球各地分散投资，构建经济往来的“替代通道”，能够确保经济往来的整体稳固。
面对这一状况，衡量公司走向国际的成效，必须建立不同思路。不能只关注纯粹的经济效益。在充满变数的情形下，单从利润层面评价公司海外发展是存在难度的。同时，需要具备整体性思维。如果局限于个别行业、个别机构、个别计划或特定区域的得失，那么判断成败就会受到限制，必须运用整体性思维来分析得失。此外，还要有长远考虑。面对变幻莫测的局面，单从近期成败来评判海外发展的效果是片面的，应当秉持长远眼光。
问题七：出海需要什么政策支撑？
在出海方面，两个方面的政策支撑是很重要的。
中国需要改进政策和服务，推动更合理、更稳健的对外发展。企业在国内的供应链结构要理顺，以便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向海外。要充分利用国内积累的数据资源（比如税务信息），借助数据技术分析企业的国内供应链，为产业出海提供信息帮助。同时，要仔细研究投资接受国的环境，做好企业出海的准备工作。要充分借助外部专业组织（例如专门的研究团体和咨询机构等）以及先进科技工具（涵盖人工智能等），对目标国家的投资状况进行全方位、持续性和经常性的监测与评价。接着，需健全企业海外投资的整体支持系统，覆盖从开始到结束的各个环节，给予政策指引、资讯互通、危险提醒等集成式帮助。最后，要推行差别化治理，既坚守安全底线，又防止过度强调安全。
中国需要利用并拓展各种双边及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以实现更高效且长久的国际发展。首要任务是提升现有生效的双边贸易协议（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和区域贸易框架（比如RCEP等），对其中涉及投资的条款进行修订和强化。同时，应积极推进已达成共识的投资协议的落实。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可作为这一领域的示范。若能启动中欧CAI，便能为强化双边投资往来构建一个体制性平台，同时，要充分运用对外投资协作小组的职能，增强同东道国在商业环境方面的磋商配合，重点开拓新兴产业的合作空间，诸如环保、信息化及海洋经济等方向，此外，应争取更多的贸易磋商场合，主动将涉及投资的问题纳入讨论范畴。在现行贸易投资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应积极寻求增设更多贸易磋商场合，力求使双方资本往来也能获得相应规范。
问题八：是否存在企业出海的“中国模式”？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我提出来主要是和大家一起讨论。
根据前述探讨，能够概括出中国公司走向国际市场的普遍状况和其背后的经济规律。首先，中国体量庞大，同时经济水平处于中等阶段，这种国情构成了双向投资互利共赢的现实条件。一方面，这有助于持续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本国对外投资的需求。
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于曾处在转型经济状况下，国内企业对于投资场所的适应能力很强，无论面对的是市场体系比较健全的地区，还是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的地方。
中国区域发展极不均衡，企业整体水平参差不齐，既有部分企业达到甚至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准，也有众多企业仍处在欠发达经济体阶段。
中国兼具传统领域与新兴领域，在传统领域具备对外投资实力，在新兴领域也掌握了领先地位，并且处于领先水平。
五是，中国作为产业门类全的国家，拥有产业链出海的独特优势。
中国存在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前者有助于纠正市场不足时的海外投资行为，后者则能够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单位参与国际投资活动。
中国是15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重要贸易合作对象，这种广泛的贸易往来为企业走向全球市场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中国与众多邻近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周边的供应链布局和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便利。中国还同152个国家以及32个国际性团体签署了涉及“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为友好的供应链布局和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的独特国情、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以及经济改革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这些都给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打上了鲜明的标记。从输出基础产品到输出先进技术，从承接加工订单到打造全球品牌，从参与项目合作到输出完整产业链和制定行业规范，中国企业迈向国际市场的脚步日益扩大。可以预见，这样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也将为全球市场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思想者小传】
罗长远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以及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的会长，还是国家级人才项目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并且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照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