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所著的这部有六百多页的穆旦传，令人期盼已久。在十几年前，他的穆旦三书，即《穆旦年谱》《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穆旦评传》先后推出，这极大地推动了穆旦研究的历史化进程。新版的传记和年谱吸纳了近年来穆旦史料挖掘与整理方面的许多最新成果。它们规模更为宏阔，内容也更加丰赡。这些传记和年谱无疑能将这位“沉默的诗人”的生活、写作、思想的复杂面向以及内在经纬，更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出来。
穆旦青年时期照片
在方法方面，如同引言所讲，全书的写作并非仅仅只针对传主自身的单一文献，而是“尽力去提供一种宽广的传记知识背景”。在对穆旦本人的诗文、日记、书信进行细致解读的基础上，还最大限度地运用了档案、友人的回忆以及政治史、教育史等多方面的材料，这确实是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综合多方面材料的时候，怎样去保持“必要的平衡”呢？这自然也成为了“不小的考验”。易彬已经在穆旦研究领域深耕了二十余年，并且在现当代文学史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他虽然自谦说“这方面的想法还没有进行非常系统的总结”，但可以推测他早就有了自己的心得，并且也摸索出了独特的方法。读完全书后，我的感受是，以穆旦的生平为线索来展开多方面的知识背景。其目的不只是将各种材料进行衔接和平衡，更是意在构建某种多维的透视视野，努力把诗人的一生还原到他所处的那个变动的历史情境之中。例如，1954 年 11 月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对穆旦后来的境遇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易彬借助学校档案、报刊记录以及当事人回忆等材料，极为细致地梳理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最终，他将事件的发生与当时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关联起来，指出穆旦、巫宁坤等的发言，实际上是受到了当时“反权威”风气的激励。这一段“余论”蕴含着特别的深意，尤其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个体姿态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
穆旦在 1976 年的《冥想》一诗里发出慨叹。他冷眼回顾过去，而后明白自己的全部努力，仅仅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从某一角度来看，易彬似乎有意去刻画一位诗人。这位诗人身处“普通的生活”中，正面对诸多考验。他不断提及自己四处游走的情况，还有他“渴望安定生活”的“小职员”形象，以及处于“社会文化网络边缘”的“小人物”身份。在“大历史”里写“小人物”，这种方式并非是为了追随后现代的史学趣味，非要把“诗人英雄”拉回到平凡的人间。我认为，他的意图是舍弃单一的文学视角，更多地将穆旦视为现代中国众多“普通”知识分子的代表，借此来展现 20 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中个体精神史、生活史的广阔图像。穆旦在最后作品里，因“对生命即将消亡的强烈预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笔触全面铺开”日常性的生活细节、友谊、离别、爱情、人生、理想等。而易彬似乎在进行类似的努力，他用细致入微的笔触，全面铺开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热情、执着，他一次次地求索，一次次遭遇挫败，遭遇困惑，在生活中背负艰难，包括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子女的工作四处奔走，最终因此摔伤了右腿。这些段落，读来让人颇为触动。
1976年《友谊》一诗手稿
穆旦晚年的名作《智慧之歌》中有“幻想底尽头”这一标题。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易彬提及这一书名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幻想”，另一层是“尽头”。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穆旦曾有过热烈的幻想，也有过美好的幻想。然而，他无一例外地都遭遇了挫折。比如，1942 年他主动前往缅甸战场，1946 年又北上东北去办报等。这种不断经历“幻灭”的精神历程，似乎能够被收纳进某种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叙述当中。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幻想的尽头”未必就是“幻灭”的荒原，未必仅仅是凛冽的寒冬，在凛冽之中或许能有带有亮色的生命洞察，“普通的生活”里还有“韧”的工作与战斗。实际上，在穆旦一生的关键时刻，总是能够看到挫折与热情相互交织、否定与肯定的辩证关系以及幻灭之后某种“幻想旅程”的再次开启。分析四五十年代之交穆旦的选择时，易彬把“出走”和“归来”进行对照，强调二者以一种不可割裂的方式彰显了意蕴。有了“归来”，诗人的“出走”并非弃国而去，而是基于对民族国家的强烈关切。有了“出走”，“归来”便有了在个体生命实现的意味，就像好友巫宁坤所说，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晚年的诗人同样感到死亡阴影正在迫近，对于当时的历史变动也存在着疑虑。然而，正是在幻想达到尽头、生命走向尽头的寒冬感受里，因为受到《唐璜》可能出版等消息的鼓舞，他再次燃起了对文学事业的热忱。
这种生命史图像是错综流动的，显然单一的“受难史”叙述无法容纳它。这部传记要着力追踪和描画的，正是其内在交织的精神线索。在历史评价上，易彬没有掩饰自身立场。他不追求过度的“共情”，也拒绝演义式的挥洒。在各种史料参差不齐的对照中，他始终保持着审慎的姿态，不断以推测性的语气去探问，去辨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层次。王佐良于 1946 年所写的《一个中国诗人》对后来的穆旦研究影响深远。然而，其中一个观点却很少被人注意，那就是末尾的评价：“他懂得受难，却不知至善之乐”。对于“至善”二字该如何理解，易彬结合中西语境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大致是指对道德上的愉悦的追求，也就是用这种追求来抵消受难对心灵造成的冲击。王佐良的评价若包含某种批评或期待，那么诗人在晚年处于“严酷的背景”下写“冬之乐趣”，是否包含了某种接近“至善”的自觉呢？与此相关的是，奥登是穆旦最为喜爱的现代诗人，或许由于对拜伦、普希金翻译所产生的排斥性，在穆旦晚年的评价体系里，奥登却被放置在“次一等的位置”上。在同一时期，他以往对“风花雪月”这种传统诗意一直是拒绝的，然而此时却有了细微的转变。在“现代诗”以追求新异为标准的同时，他开始思考文学接受的“永久”问题。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某种精神的转折，是否意味着诗学上有新的突破呢？易彬把这些现象集中到一起，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1954年穆旦将译著《欧根·奥涅金》题赠给巴金。巴金故居藏
当然，穆旦过早离世了。“事实似乎处于一种难以断定的状态”。要完整领会他留下的诗学遗产，使其成为可转化、可被激活的资源，而这“虽连贯却未及全部展开的奇异图景”，蕴含了一些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线索。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传记思考深邃。它不仅要用“丰富的史料”来充实穆旦的形象以及其周边，而且透过由史料交错形成的缝隙，或许更多地指向了“丰富的问题”的开启。
（本文图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6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