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三个选择，你更倾向于哪一个？
A：等待一个更便宜的价格，代价是有可能错过牛股；
B：只要价格适合就行了，牛股少有，不能错过。
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具备实际的市场需求、清晰的技术发展路线以及稳定的订单来源。
AI的应用领域，目前尚缺乏成熟的产品和稳固的市场基础，其发展主要依赖于对产业整体发展趋势的信心。
A：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不是这个系统选出来的股票；
B：相信这个系统选出来的股票，而不是自己的经验。
若你在选项中倾向于A选项较多，那么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你的思维方式更偏向于“经验主义”；而若你更倾向于B选项，那么你的思考方式则更接近“理性主义”。
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我们需深入探究多个“为何”，然而，这一连串疑问的终点，往往触及到深奥的哲学议题。
巴菲特与芒格尽管投资观念相近，但在诸多细节上仍存差异，芒格所挑选的部分股票，巴菲特并不完全赞同，例如对阿里巴巴的投资。正如古人所言，君子可以和谐相处却各有见解，外行往往更看重和谐，但在投资领域，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差异，这实际上是对个人投资体系的一种深入反思。
投资股市即是投资于一家企业的发展前景，而购买指数则是基于对经济走势的预测，但那些尚未到来的未来都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哲学领域被称为“认知论”问题，自古以来便存在两大对立的学派。若想探究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立场及其演变，就必须先深入掌握这两大学派的差异之处。
二、理性主义：解释一切
若有人向你宣称，他掌握了一套能够精确预测股市未来动向的神秘指标，那么，这背后可能有两种情况：首先，他可能是个“骗子”；其次，他或许是一位深信不疑的“理性主义者”，他坚信认识论中的“理性主义”理念。
笛卡尔被誉为“理性主义”的开拓者，他的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常被误解。
众多人将此言解读为“个体生命之意义在于深思熟虑”，此种诠释颇具激励色彩，然而笛卡尔所要传达的实质却是——我之所以存在，其依据正是思考。
或许众人会想，既然我能够呼吸、视听言谈，这难道还需额外的证据吗？这显然不可能是虚假的。然而，笛卡尔却提出，“我存在”这一事实也可能只是一种错觉（比如《黑客帝国》所描绘的，或是缸中之脑的假设，亦或是人工智能的例子），对于所有事物，我们都应当通过理性的途径来加以验证。
这便是“理性主义”的核心观点，主张知识主要源自理性论证和先验理念，而非感官感知。因此，“理性主义”的信奉者通常也倾向于“形而上学”的探讨。
“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形成鲜明对比，在理解“1+1=2”这类问题时，前者主张通过大量类似“一个杯子加上另一个杯子便构成了两个杯子”的实例来阐释，而后者则认为单纯举例不具科学性，因为无法涵盖所有事物。因此，它主张超越具体形象，借助数学手段来论证“1+1=2”，从而得名“形而上”。
斯宾诺莎，被誉为“理性主义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按几何顺序证明伦理学》独树一帜，全书以数字证明题的形式展开，深入探讨了关于神、心灵、情感等方面的伦理议题。
“理性主义”在认识论领域经历了牛顿运动定律和工业革命的推动，迎来了其巅峰时期。人们开始相信，世间万物如同物理学规律一般，遵循着几条简洁的法则。将人与世界比作机器，一旦掌握了当前的状态和一系列法则，便能够预测未来的走向。“理性主义”进而演变为机械论和决定论。
《基地》这部阿西莫夫的科幻巨著里，存在一种名为“心理史学”的学说。它以银河系内超过两千万颗星球上居民的经济、社会、政治活动作为历史的大数据，从中提炼出普遍的规律。这些规律被用来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并且还预言了银河帝国的衰败以及拯救之道。
然而，进入20世纪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类从自大的顶峰跌落，意识到经典物理学仅是局部真理。人类自身的理性也变得难以捉摸，先天的理性或许根本不存在。整个20世纪，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领域，都弥漫着非理性的气息。
然而，“理性主义”依旧构成了现代教育的基础手段，在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人们首先对某一理论进行验证，随后以该理论来阐释世界的种种现象；即便是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也是先构筑起一个宏观的理论体系，然后利用这一体系来剖析所有的人文领域。
投资理论亦然，众多技术分析手段，不论是波浪分析还是K线图表分析，均旨在构建一个能够阐释所有现象的体系，并且其中融入了大量的理性主义思想。
在众多投资理论中，“理性主义”的影子在“缠论”中尤为显著。该理论的分析方法秉承了“笛卡尔式”的逻辑，对市场中的各类结构和走势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在缠论中，系统被视为各部分之和，这一观点与“机械论”的经典理念不谋而合。而缠论的核心观点“走势终完美”，几乎可以看作是决定论的一种变体。
早期的价值投资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特点，在1933年出版的《证券分析》一书中，格雷厄姆首次将公司财务报表与投资价值联系起来，从错综复杂的资产负债和现金利润的会计数据中，揭示出一家公司的真实价值。与后世那些主要关注理念的价值投资著作不同，这本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价值分析框架体系，因此，除了被誉为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还被称为“CFA（金融分析师）之父”。
宏观层面的分析与投资理论，尤其体现在“理性主义”的盛行，宏观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数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科学，其核心追求便是“解释万般”。美林时钟这一理论，以利率、增长速度和风险偏好为依据，构建了一套庞大的资产轮动体系。尽管它在现实中的应用解释力有限，但其中蕴含的经典理论之美，仍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小结一下，投资中的理性主义至少具有两大特点：
1. 致力于打造一套完美的体系，解释市场或股价运行的规律；
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更倾向于关注“形而上”层面的逻辑推演，而非仅仅停留在“形而下”层面的现象总结。
因此，在充斥着各类数据的技术分析与宏观投资范畴内，往往更易滋生“理性主义”倾向；然而，在价值投资领域，唯有格雷厄姆展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他所评估的企业价值均是通过精确的计算得出。
投资领域的研究与其他研究有所区别，它不仅需要具备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还必须具备预测未来盈利的能力，并且能够持续产生盈利效应，而这正是许多理性主义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众多价值投资领域的专家，他们所重视的是对企业运营现状的深入了解，这实际上代表了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验主义。让我们追溯至笛卡尔的时代，重新审视这一思想。
三、经验主义：人教人不如事教人
理性主义虽重视逻辑与演绎，但其理论基础的根基部分却大多是一些无法得到证实的前提，这些前提要么是几条无需证明的“公理”，要么是所谓的“先验理性”的设想。
技术分析理论的起源，不是源自于阴阳五行等玄奥的学说，便是心理学，后者则是基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总结。这情形宛如一座宏伟的城堡，其基础却是一个缺乏原理的“黑箱”。因此，即便是自称“理性主义”的信徒，也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正是“经验主义”者对理性主义嗤之以鼻的原因，他们认为，唯有经验才是真理的源泉。
经验主义哲学流派中，培根曾言“知识即力量”，此语与其理论观点相契合，毫无歧义可言。其中所强调的知识，主要是指从“事实”中提炼出的，而非通过“理论”演绎得出的。
因此，培根所倡导的关键方法是归纳推理，他强调对日常生活的现象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升华，形成理论体系。
“经验主义”观念与众多民众的思维模式更为契合，俗语有云：“亲身实践胜于口头传授”，就算你向孩子反复强调“火很危险，不能触摸”的理论，也比不上他亲自体验一次来得更有说服力。
归纳法存在一个显著的不足，那就是因为人类无法彻底了解所有事物，因此通过归纳得出的结论，未必完全准确；众人普遍以为天鹅都是白色的，然而，直到有人发现了“黑天鹅”，这一观念才被颠覆。
归纳法在投资领域中所暴露的不足，其显著程度几乎与它的优势相当，你所从某只股票中提炼出的经验，在另一只股票上可能就不再适用，这使得人们对于归纳法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众多人觉得，经验法则不必追求完美，达到较高概率的准确性即可，然而在投资领域，“较高概率”却潜藏风险，你越是对某事物深信不疑，就越可能加大投资比例，若遭遇失败，损失可能难以弥补——以至今仍坚信万科的投资者为例，我们也不能断言他们的判断绝对错误。
总的来说，经验主义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然而在投资等更为复杂的领域，总有一部分人渴望探寻更为理想的策略，“理性主义”所倡导的市场观念正是基于这种需求而形成的。
实际上，在归纳法存在的不足之处，诸多哲学家早已提出了一种更为高明的见解，那就是源自巴菲特的基本理念——持怀疑态度。
四、怀疑论：一切因果，皆为虚幻
自巴菲特始，众多价值投资领域的泰斗均秉持“经验主义”观念，然而，他们的这种经验主义观点却蕴含着浓厚的怀疑主义倾向；追溯这些思想的起源，我们不得不提到英国哲学家休谟。
休谟的怀疑主义思想后来被罗素归纳为“农场主理论”，这一理论随后因在《三体》一书中的引用而广为流传，为众人所熟知。
农场中的火鸡每逢农场主到来，便会获得食物，据此，“火鸡科学家”归纳出一个定律；然而，在感恩节来临之前，当农场主再次出现时，他们带来的却不再是食物，而是屠刀。
休谟提出，人们所感知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仅是心理上的错觉，并非真实存在。实际上，我们只能观察到A事件在B事件之前发生，然而，我们却无法证实A是导致B发生的真正原因。
归纳推理的基础在于“因果论”这一理念，即我们坚信任何事件的发生都必定有其成因。一旦“因果关系”不复存在，归纳推理便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而这正是归纳推理容易犯错误的关键所在。
尽管休谟揭示了归纳法的缺陷，然而他依旧坚持经验主义立场，原因在于他提出了两种“可信”的认知类型：
之所以对“可信”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休谟期望人们对待个人经验需格外谨慎，否则稍有不慎，便可能误入“因果律”的误区，从而接纳一些虚假的知识。
休谟所提出的两种“可信”的知识似乎并未透露出什么，然而，它们却是价值投资最基本的原则。
五、巴菲特：伟大的怀疑主义者
巴菲特的“能力圈”理论充满了经验色彩，他曾经这样表达：“我偏爱那些我能理解的商业，这一标准筛选出了大部分企业，90%的公司因此被淘汰。虽然我还有很多不懂之处，但所知已足够应对。”
巴菲特极其重视企业的管理才能，然而，他鲜少对管理学说有所论及。在他眼中，投资的核心在于持续关注企业的运营、市场的动态以及管理层的实际行动，秉持着常识的信念，并运用最基础的数学工具来估算企业的合理价值。
巴菲特曾言：“诸如甲骨文、莲花、微软等企业，我对它们十年后的护城河走向感到困惑。比尔·盖茨是我所遇见的最杰出商业天才，微软亦享有显著的市场优势，然而，我对微软十年后的命运一无所知。同样，我无法预知微软十年后的竞争对手将如何发展。尽管如此，我对口香糖行业十年后的前景却有着清晰的认识。”即便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也无法撼动我们嚼口香糖的习惯，似乎没有任何因素能够改变我们嚼口香糖的习惯。
巴菲特对互联网的变革表示赞同，也对人工智能引发的深刻变化给予肯定，然而，他并未选择投资，原因在于这样的结果难以通过以往的经验来预判。
格雷厄姆构建了一套庞大的价值分析理论，然而，巴菲特却并未形成一套固定的投资理论体系。他倾向于规避繁复的金融模型，并对那些过度依赖假设与公式的投资策略提出过批评。他时常告诫投资者，不应盲目预测未来，而是应关注企业长期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这些观点均体现了休谟怀疑主义的精髓，他天生对任何庞大的理论框架持怀疑态度。
在这一点上，芒格与巴菲特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尽管芒格总体上属于经验主义者，但他却多次提及“若你手中仅有锤子，所有难题皆似钉子”的比喻，这正是休谟所提出的“因果错觉”理论。
芒格不断提及“跨学科思维模型”，他提倡从数学、物理、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汲取普遍的原理，以洞察现实世界。他通过理性的综合分析和推理，以此指导决策。这种做法背后显现出一种明显的“理性主义”思维模式。然而，巴菲特并不倾向于这种思维模型。
因此，芒格在投资领域展现出了比巴菲特更为冒险的风格，他经常采取一些超越个人经验范畴的激进策略，以此试探自己的投资极限。值得注意的是，芒格仅在2010年访问过中国一次，那次他考察并投资了比亚迪；至于后来他对阿里巴巴等多家中概股的投资，则更多地是依据某些特定的投资理念，而非传统经验主义，这一做法并未得到巴菲特的认同。
所有价值投资者均恪守的“安全边际”原则，更深刻地反映了休谟的怀疑主义精神；该原则的基础在于，任何人都可能犯错，犯错便需承担损失；对此，并非构建一个永不失误的系统，而是借鉴巴菲特的理念，即以较低的价格购入价值更高的资产。
巴菲特昔日对IBM情有独钟，于股东会上屡次赞誉有加，然而，7年光阴过后，他终究坦诚自己误判了形势。尽管如此，他在IBM的投资并未遭受损失，关键在于其购入价格低廉，2011年的购入价大约在170元上下，市盈率仅为13倍，持有6年后以约150元的价格卖出，加上6年间的分红，总体上实现了盈亏平衡。
股价相对较低较为直观，然而对企业内在价值的评估却颇具挑战。巴菲特在评估企业价值方面展现出非凡的洞察力，对商业动态和社会趋势有着独到的见解，即便如此，他依旧对自己的判断持谨慎态度，始终先思考——若判断失误，又将如何？
巴菲特自幼便以质疑的态度审视着这个他目睹了近一个世纪变迁的世界，始终保持着一触即发的离去准备。
六、从经验主义到贝叶斯主义
在接受了16年以上的传统教育并成为金融领域的佼佼者之后，这些专业人士在投资生涯的初期阶段，对“理性主义”理念产生了天然的青睐，他们渴望构建一个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投资框架。
非专业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极有可能深陷“经验主义”的泥潭，他们往往凭借零散的知识和经验来指导自己的投资行为，结果常常陷入一种困惑，即不清楚自己究竟做对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
但总体上说，经验主义更符合投资这种高风险活动的要求。
哲学领域内，认知论仅占其一小部分，而在投资领域，“研究”同样只是其中的一环。理性主义投资者往往抱持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坚信只有全面了解所有规律，方能实现盈利。然而，经验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怀疑论者，却持有一种更为灵活的观点：
你无需深入了解电视机的运作原理，只需明白它能播放引人入胜的节目即可。同理，你无需掌握所有信息，只需关注那些能确保你盈利的知识领域（即你的能力圈）。
经验主义者需要构建一个“认知价值”的框架，此框架并非旨在阐释市场动态、股价走势或企业价值，而是旨在提供指导：一方面，是一个基于经验、具备较高概率正确性的决策体系；另一方面，是一个帮助识别并纠正错误的退出策略。
正如休谟所言，明智之人会依据证据来调整其信念——而贝叶斯主义的起源亦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