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年末，苏联知名文学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推出了苏联抗战文学第二次高潮的开山之作——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亦称《人的命运》。据悉，翌年一月，海明威与雷马克便通过电报向这位卓越的苏联作家表示了由衷的祝贺。
索科洛夫，这位苏联农夫，性格纯朴又坚强，他曾在战火中历经磨难，渡过了一段段艰难的岁月。在归途上，他偶然遇见了一名战争孤儿，一个无家可归、空手而归的退伍军人。出于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他决定收留这个无亲无故的孩子。于是，他带着这个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毫不犹豫地踏上了战后艰难的重建之路。
有限的篇幅中，详细描绘了主人公从苏俄内战初期直至卫国战争胜利的漫长而充满挑战的人生旅程，通过其微不足道的视角，深刻反映了苏联一代人在战争中所经历的创伤，同时也彰显了苏维埃人民的坚韧和仁慈。
在这部被誉为“短篇史诗”的战争小说里，其中一句名言后来广为传颂：“两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如同两颗被无形力量卷入战争狂潮的沙粒，被抛掷到了陌生的异乡……他们面前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言，俄罗斯人民似乎永远行进在征途之上。肖洛霍夫在其作品中，将硬汉索科洛夫的形象置于春日归乡的泥泞小径，借此象征那代俄罗斯人即便身处困境，心中依旧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正如《静静的顿河》中那句著名的格言所揭示：“人唯有依靠希望而生存。”
《一个人的遭遇》在小说创作领域展现了独特的创新之处：它以短篇的形式承载了史诗般的深刻内涵。作者巧妙地将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那四年惨烈的时光与一位顽强不屈的个体所经历的磨难融入紧凑的篇幅之中，彰显了其惊人的艺术提炼能力；作品不仅塑造了一位苏维埃式的“坚不可摧的勇士”形象，同时也传承了俄苏文学中推崇的史诗精神。
难怪小说的问世会立刻引起海明威的强烈共鸣。
尽管肖洛霍夫在获得世界文学最高荣誉后，他的文学成就达到了顶峰，然而，他的文学故事实际上在获奖之前就已经延续了三十多年。
在俄罗斯近代文学领域，此类传奇故事与自学成才的“最大痛苦者”高尔基不谋而合。这位大文豪在三十岁之时，其作品的发行量便能与世界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同样，肖洛霍夫在二十五岁时便已逼近这一纪录，他的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的发行量亦能与苏联当时最知名的作家作品相媲美。
凭借这些卓越的成就，这位未满三十岁的文学新星，荣幸地成为了苏联首次作家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一员，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轰动：“新时代的托尔斯泰诞生了。”
之后，他作为苏俄作家的代表前往西欧进行访问，向外界介绍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新气象。在北欧的访问中，丹麦的文学界对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
肖洛霍夫，于1905年5月24日降临人世，他的出生地是顿河流域的一个哥萨克家庭。他的家庭背景颇为艰辛，他的母亲曾是农奴的后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出身可以追溯到那个清贫的哥萨克劳动者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这位作家在初中阶段便被迫辍学，历经艰辛，他曾做过装卸工，担任过泥瓦匠，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成为征粮队员的一员。不幸的是，他曾被白匪军抓捕，但幸运地逃脱了险境；尽管年纪轻轻，但他的人生经历却异常丰富。
苦难砥砺了这位未来作家的意志，同时也赋予了他一个宝贵的机遇，那就是在社会的最底层，他得以多角度地审视丰富多彩的人生百态。
尽管未曾有机会接受专门的创作训练，自幼年起，他的文学梦想便始终未曾远离。自16岁起便着手创作，到了19岁，他的短篇小说《胎记》正式与读者见面。21岁时，他已开始着手史诗巨著的撰写。这位源自哥萨克故土的文学新秀，其文字自然流露着未经雕琢的乡土气息和野花的香气。而哥萨克家族那神秘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命运，更是成为吸引众多读者的一大亮点。
肖洛霍夫的非凡文学天赋迅速引起了他的文坛伯乐——同样是顿河哥萨克同胞、长篇小说《铁流》的作者绥拉菲莫维奇的注意，进而受到了他极高的评价和大力推荐。
哥萨克骑手悄无声息地驱策着坐骑前行，道路向南延伸至远方。橡树沟的林子位于东方，仿佛在旋转。野兔留下的脚印，形状奇特，伴随着马蹄声在旁掠过。银河宛如一条精美的哥萨克皮带，在夜空中璀璨地悬挂。
此处展现的哥萨克文学新秀的文字多么独特而新颖，其审美意象多么引人注目！不仅对顿河平原壮丽景色的描绘，而且对顿河草原上天空的描绘，都深深烙印着哥萨克风物的鲜明特色。
孙美玲在序言中赞誉道，肖洛霍夫同志的短篇小说犹如草原上盛开的花朵，充满生机，色彩斑斓。作品风格质朴，内容鲜明，讲述的故事让人身临其境，宛如眼前发生。语言生动，采用了哥萨克人特有的富有色彩的语言表达。简练而不失生活气息，充满了紧张感和真实性。
自《静静的顿河》问世之后，这部作品多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静静的顿河》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剧照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在绥拉菲莫维奇的大力推荐下，这位出身于偏远乡村的文学新星迅速踏上了文坛的快速通道。
自近代起，俄罗斯涌现出众多文学巨匠，普希金在16岁便声名鹊起，莱蒙托夫则在二十余岁之际创作出了不朽之作《当代英雄》，肖洛霍夫更是以21岁的年纪勇敢地描绘了哥萨克民族的过往与未来。仅仅三年之后，《静静的顿河》问世，这部散发着草原气息的传奇作品使得苏联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肖洛霍夫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文学上的自我认同。
苏俄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高尔基，而其巅峰时期则与肖洛霍夫的名字紧密相连，这种说法并非对肖洛霍夫的过分赞誉。苏俄建国初期，那些抱有偏见的西方文学评论家戴着有色眼镜，对崭露头角的无产阶级文学嗤之以鼻；他们却未曾意识到，就在那个时期，一位出身底层的初中辍学生，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已着手开启哥萨克乡土文学的新篇章，他的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便是他立志为自己的族群创作史诗的初次尝试，而当他23岁时，便已创作出了一部震撼世人的史诗巨著。
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提到，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在创作关于俄罗斯人民生活各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时，展现出了非凡的艺术魅力和坚定的品格。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苏俄文坛孕育了肖洛霍夫，他极大地改观了西方文学界对苏联主流文学的看法；正如德国评论家魏斯柯普夫所言，“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实现了年轻苏俄文学通过作品向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西方世界所承诺的诺言。”新文学之崛起得以证实，其凭借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它如同俄罗斯版图般辽阔无边，亦如苏联新一代青年般充满活力与坚韧不拔。（孙美玲 译），此言不虚。
他在史诗创作领域中的杰作，包括描绘上世纪30年代苏联农村集体化进程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展现卫国战争风貌的《他们为祖国而战》，以及先前提及的原本计划撰写长篇却最终以“微型史诗”形式出版的《一个人的遭遇》；当然，对于世界文学读者来说，最为熟知的仍是那部极具代表性的巨著《静静的顿河》。
在肖洛霍夫漫长的创作生涯里，《静静的顿河》无疑是其最为璀璨的文学象征。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列宁的亲密战友，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和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在向国内外媒体推荐这部作品时，曾明确表示，《静静的顿河》堪与同时期俄国文学的所有杰出作品相媲美。到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时期，无论是西方的马德里还是东方的上海，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文学界纷纷将目光投向并着手翻译这部源自苏俄的崭新史诗作品。
鲁迅对这部新俄文学巨著的品评显现出中国文学评论的独特风格：“风景各异，人情迥然，行文则清晰明快”，特别推崇肖洛霍夫独到的文风，认为其摒弃了旧式文人的矫揉造作，不再刻意雕琢，自然流畅（《后记》）；对于“清晰明快”的文风予以高度评价，同时也点明了肖洛霍夫对普希金关于小说（散文）创作精髓的精准理解。普希金曾将“简洁”视为小说创作的首要优点。从对民族文学优秀传统的忠实继承这一角度出发，肖洛霍夫的少年成名并非出于巧合。
黑格尔宣称史诗文学的书写在近代文学创作中已不再适用，然而，他在俄国的追随者别林斯基却坚信史诗文学并未消亡，它实际上是在长篇小说中得以延续。鉴于俄国小说家们对长篇小说体裁的偏爱，加之批评家的推崇与激励，俄苏长篇小说的繁荣便显得顺理成章。托尔斯泰更是将这种文学形式提升至史诗般的境界，并在新俄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与弘扬。
2023年11月，上海文化广场迎来了一场名为《静静的顿河》的八小时史诗话剧，该演出由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马斯特卡雅剧院倾情呈现。这部作品聚焦于那些平凡而又非凡的顿河哥萨克人民，描绘了他们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一段既伟大又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附图为《静静的顿河》话剧的剧照。
“震撼世界的十天”这一事件（里德语）引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对现代俄国文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转折性影响。这一影响在文学创作上具体表现为，正如文学史家马克·斯洛宁在《现代俄国文学史》一书中所指出的，“新史诗”体裁在苏俄文学初创时期的大行其道；高尔基的《克里木·萨姆金》、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费定的《城与年》等长篇小说纷纷问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肖洛霍夫之所以早早地倾向于史诗型书写，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正源于此。新纪元的到来无疑将促使俄国作家们投身于描绘“史诗级”的社会变革的文学创作，而小说家们本身也早已深受托尔斯泰经典作品的深远影响。
肖洛霍夫的作品聚焦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哥萨克主题。在俄国文学史上，哥萨克题材并不少见，普希金曾创作了《普加乔夫暴动史》和《上尉的女儿》。而在十月革命时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亦以哥萨克的觉醒和新生为题材。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一书中，以苏俄文坛新人的年轻视角，凭借其独特的哥萨克革命生活经历，对故乡族群的独特风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家族历史进行了深入挖掘和聚焦。这使得他的作品在当时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以新颖的方式展现出其璀璨的创作个性。
《静静的顿河》描绘了跨越1912至1922年这一历史阶段的十年时光，从一战的爆发前夕直至苏俄内战的落幕，生动地呈现了20世纪初广阔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巨变，其史诗般的气势显而易见。在这期间，1914年至1917年的两次重大历史转折点，如同风暴一般，将原本宁静的顿河流域推入了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之中。若提及托尔斯泰的史诗创作所聚焦的战争与和平这一核心主题，那么肖洛霍夫的作品则着重描绘了战争与革命的画卷，这一主题贯穿于《静静的顿河》的始终，构成了其基本色调。
《战后的顿河》这首古老的哥萨克民谣，被选为小说的开篇题词，为肖洛霍夫的史诗创作奠定了基调，那是一种既悲凉又壮烈的情感氛围。
“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金人 译）
这部作品的名称源自一首古老的哥萨克民谣，作者在歌谣中多次引用了关于“静静的顿河”的片段，多达八次，这种反复的吟唱使得读者对顿河两岸那悲怆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在俄罗斯近现代文学领域，那古老顿河的景象早已深植于广大读者的心中。被誉为“诗歌的太阳”的普希金，曾多次在作品中提及顿河。在1829年，这位诗人于《顿河》一诗中，用温馨的诗句歌颂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这条壮阔河流。
“在辽阔的原野上闪耀着的
正是他的洪流！……你好，顿河！
我来自远方，和你长久的别离；
你的远方的儿子向你敬礼！
……
许多河水像是你的小兄弟，
它们都知道你，静静的顿河。
……”（查良铮 译）
普希金对顿河的景色以及当地农民的英雄故事印象深刻，这些记忆难以忘怀。俄罗斯文学的前辈们对顿河题材的描绘对肖洛霍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显而易见。肖洛霍夫将普希金诗中的“静静的顿河”这一意象作为小说的标题，不仅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更让俄苏读者感受到了民族文学的温馨亲切。实际上，在肖洛霍夫的这一部史诗般的作品中，顿河之水不仅成为了小说中至关重要的结构元素，而且它本身也转化成了一个承载着丰富象征意义的艺术意象。
苏俄“新史诗”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对顿河草原革命历程的生动描绘上，以及十月革命对顿河流域哥萨克族群生活与社会心理带来的根本性变革。作者深刻感悟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古老的哥萨克宗法制度，并将哥萨克的生态变迁真实地呈现在自己的文字之中。
革命主题主要通过主人公的个人历程和认知展现出来。麦列霍夫，一位起初朴实的农民，先是投身于家乡的农业生产，接着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参与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并因战功显赫而受到表彰。然而，帝国主义发动的残酷战争让他这个本性善良的人深感厌恶；在与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交往中，他在探寻人生意义的道路上逐渐领悟并接受了革命的理念，随后他还加入了红军骑兵部队，并担任过师级指挥官的职务。
小说生动描绘了顿河流域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的纷繁复杂历史画卷，记录了哥萨克村庄内外共产党人为追求新生活而奋斗与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生动呈现了红军与白军之间激烈交战的场景，讲述了哥萨克人民所经历的苦难以及他们在历史迷雾中的摸索；同时宣告了哥萨克民族与苏联广大民众携手迈向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坚定决心。这部作品以其真实而鲜明的革命描写，毫无争议地跻身苏联早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
苏俄的“新史诗”创作是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史诗书写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作品中展现了广阔的历史背景、明确的历史观念、丰富的文学人民情怀、犀利的批判精神、温柔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深入剖析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心灵辩证法”。在四卷巨著中，《静静的顿河》在这些方面均充分吸收了前辈大师史诗创作的精华。
肖洛霍夫巧妙地将古典史诗的精髓与悲剧色彩融入对苏联新时期的生动描绘，不仅生动呈现了哥萨克人民在革命中的艰辛历程，而且全面预示了他们迈向新生活的光明前景，在时代主题与传统文学体裁的结合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亲身经历革命且深谙哥萨克地区的风土人情，为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增添了独特的活力。在小说中，对麦列霍夫个人经历的刻画，生动展现了一代革命哥萨克的坎坷历程，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包括中农阶层在内的（列宁所倡导的团结革命力量）复杂的历史走向。他们在苏俄历史的狂风暴雨中经历的种种遭遇，内心的迷茫与挣扎，那场无奈且残酷的族群冲突，以及他们最终做出的历史抉择——融入苏维埃的新生活，这一切都在这部巨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让人叹为观止，感慨不已；而男女主角之间错综复杂的悲情纠葛，也描绘得充满了温情，令人动容。以“人情复异”为小说核心的叙事线索，鲁迅所言的情爱故事，在哥萨克文学巨匠生花之笔的描绘下，蜕变为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叙事杰作，使读者沉醉于顿河草原那独特的异域风情中，流连忘返，难以忘怀。
1957年上映的电影《静静的顿河》剧照
与那些专注于挖掘史诗巨著中农民阶层悲剧意义的评论家和研究者不同，作家本人持有不同见解，他立志要呈现的是俄罗斯大地上“人的独特魅力”。正如作家所说，“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角色上，我希望能够展现这种魅力”。这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作者不惜笔墨细致描绘的麦列霍夫与阿克西妮娅那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虽然从道德角度来看或许存在争议，却依然能够深深触动读者的心弦。这是因为，读者在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感受到了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人性之美”，并被这种魅力所吸引。同时，读者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令人着迷的“心灵波动”。
大众普遍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多为正面英雄。尽管《静静的顿河》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麦列霍夫的形象却显得与众不同。他并非与绥拉菲莫维奇笔下的郭如鹤同属一类革命战士，也不同于奥斯特洛夫斯基塑造的坚不可摧的英雄柯察金，而是早期革命文学领域中的一个独树一帜的典范形象。借助这一鲜明的特色，作家实际上揭示了顿河流域那既艰辛又充满活力的历史轨迹。
麦列霍夫既非无产阶级的楷模，亦非反面典型，他身上哥萨克中农的纯朴与仁慈，为他投身布尔什维克正义事业提供了道德支撑；在战场上，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曾与他争风吃醋的斯捷潘；他对初恋的阿克西尼娅情深意重，对家庭亦怀有真挚的眷恋；对顿河哥萨克的土地，他更是有着生死相依的情感；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他无法容忍对哥萨克民众实施的极端左倾政策，从而本能地进行了反抗，最终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徘徊不定，命运多舛；主人公在时代的洪流中迷失方向，一无所有，如同野狼般返回故土，唯一依靠的是给予他希望的独子；毕竟，他也是依靠自己的希望而生存，而那位同情他的作者，也特意为他保留了这个希望。
读者同样感到遗憾，因为小说中最迷人的女主角阿克西尼娅令人惋惜。她既不像卡拉姆津笔下那位令人同情的丽莎，也不似托尔斯泰所倾力塑造的安娜·卡列尼娜，而是在苏俄文学的领域中，这朵绚烂的哥萨克“野花”独自傲然盛开于世界小说的百花园中。俄罗斯文学中，自古以来，女性形象作为生命的颂歌，在作家心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伊戈尔远征记》中的雅罗斯拉夫娜，到卡拉姆津笔下的丽莎、普希金塑造的塔吉雅娜、屠格涅夫的阿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菲亚、托尔斯泰的娜塔莎、契诃夫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高尔基的弗拉索娃、拉夫列尼约夫的玛柳特卡，直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阿克西尼娅，这些女性柔情形象都凭借其独特的人性魅力，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
就让我们回味再一下肖洛霍夫对阿克西尼娅魅力的展现吧：
自那割草之事后，阿克西妮娅整个人都焕然一新。其他姑娘们对她心生嫉妒，而她却自豪地昂起那充满幸福却带有耻辱感的头颅。“女性的爱情来得晚，并非如紫红色花朵般绚烂，却如路边那些迷人而狂野的野花。”（金人 译）
作家深切地同情那位在少女时代便遭受身心折磨的女主角，对哥萨克人纯朴而真挚的爱情之花绽放予以热情赞颂，并对她最终收获真爱进行了颂扬；同时，他巧妙地勾勒出了俄罗斯劳动妇女阿克西尼娅的真挚情感和勇敢精神。然而，肖洛霍夫最终为《野花》塑造了一个悲剧收场，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作家对小说中另一位更加值得同情的女主角——麦列霍夫家族中美丽而命运多舛的妻子娜塔莉亚——的一种“补偿”或“歉意”。因为，俄罗斯传统女性的忠诚、贤淑、仁慈与理智，这些品质在娜塔莉亚这一经典形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回顾苏联类似革命文学的创作，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静静的顿河》追求着一种独特的艺术境界，那就是作者致力于挖掘民族历史的根源。原本，这部小说是从1914年的战争开始叙述的，但作者后来深刻认识到，为了在作品中全面展现哥萨克民族的命运，他必须深入挖掘部落生活的历史底蕴。于是，读者便开始了解哥萨克古老家族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1887年，在静静的顿河岸上，老麦列霍夫家族从俄土交战之后，迎来了一位神秘土耳其女性的过往。
相应地，众多原始的哥萨克民间歌谣为《静静的顿河》增添了历史的印记和现实的描绘，生动活泼地描绘了哥萨克生活的各个场景，从而使得新史诗文学进一步增强了民族文化的美好传承。
《静静的顿河》在全球文坛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肖洛霍夫所倡导的这种深入民族根源的文学创作手法，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苏联文学的范畴。
十多年过去，奇戈纳克的废墟上再次升起了炊烟，众多新迁来的和历经磨难幸存下来的哥萨克人纷纷在此安家落户。小镇随之恢复了生机。自那时起，沃罗涅什派遣了一位皇家密探和耳目——农民出身的莫霍夫·尼基什卡。这位莫霍夫·尼基什卡日后逐渐发展成为莫霍夫家族的商人。
在阅读当今世界文学作品时，若遇到“多年后……”这种追溯家族历史的叙述方式，是否会让人感到一种熟悉感油然而生呢？
今日，肖洛霍夫的杰出作品已在全球文学创作领域树立了典范，赢得了众多文学家的广泛赞誉。因此，也不难理解著名作家莫言在其《再谈长篇小说》一文中，满怀敬仰之情地感叹：“撰写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理应效仿列夫·托尔斯泰与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笔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