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31日夜晚，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的狂潮中正式诞生；紧接着，6月1日，它正式对外公开挂牌。回首过往百年历程，从五卅运动中的血雨腥风到新时代的拼搏与辉煌，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党的伟大事业始终紧密相系。
20世纪初的上海，外滩的洋行与里弄的纱厂，共同织就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风貌。《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期中的《上海劳动状态》一文提到，1920年，我国工人总数已达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一地就拥有513768名产业工人，这一数字超过了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馆中存放的恒温柜内，一册泛着旧迹的《内外棉工友日记》承载着往昔的记忆。日记中1925年2月8日的字迹略显潦草，记录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今日发放工资时，工头又擅自扣除两角所谓的‘茶水钱’，王阿弟对此提出质疑，却遭到了皮带抽打的惩罚。”这本日记是工人顾正红所写，在五卅运动前的三个月里，累计出现了47次工资被克扣的情况。
1925年二月，内外棉八厂里一位年仅十二岁的女童工因劳累过度在车间中打盹，不幸被日本监工残酷殴打，造成伤害，这一事件激起了上海日资纱厂数万名工人的大规模罢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工人们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艰苦斗争，最终迫使日本资本家作出妥协，初步赢得了部分权益。到了五月十五日，内外棉七厂以“纱线存量不足”为借口，突然关闭工厂，顾正红带领工友们前往进行交涉。面对抗议者的呼声，日本管理人员竟敢拔枪连发数弹，弹雨无情地击中了顾正红的胸脯。
在顾正红公祭大会和抗议活动中，工人和学生接连遭到逮捕和殴打。中共中央设立了罢工委员会，邓中夏、李立三等人深入工厂，将经济要求提升为民族觉醒的政治斗争。到了5月30日，2000多名工人和学生手持“收回租界”、“为顾正红报仇”的标语牌走上街头，然而在南京路却遭遇了英国巡捕的机枪射击，导致13人当场丧生。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过后第二天，虬江路46号内，油印机发出阵阵轧轧声，与热烈的讨论声相互交织。李立三等人迅速召集了117名工会代表，着手起草《上海总工会简章》。《简章》以“团结工人，谋求福利”八字为开篇，既是一份生存的宣言，也是一份革命的誓约。到了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宝山路宝山里2号正式挂牌成立。李立三以委员长的身份宣示，“本会旨在团结工人，致力于提升工人福祉”。在祥生铁厂的车间里，刘少奇身姿蹲于生锈的机床旁边，手持粉笔，在铁板上细心地勾勒出《工会组织法》的相关条款。到了6月中旬，总工会的旗下已经集结了67个工会组织，以及25万名产业工人，这一数字几乎占据了当时上海工人总数的一半。
这一新兴的工人据点迅速将“团结工人”的誓言付诸实践。6月3日的清晨，上海的电车轨道上出现了异常，电车轨道仿佛“生锈”了一般。1200辆电车静静地停放在车库中，驾驶室阴暗的角落里贴着传单：“今日停驶，为争取尊严！”而黄包车夫们也积极响应，将价目表改为“爱国价”，即每公里的车费减半，并且将一半的车费捐献给罢工基金。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巡捕房试图用警棍驱散人群之际，300名华捕竟突然取下铜制警徽，将警棍倒转握于掌中，从而完成了从“镇压者”向“同盟者”的身份转变。
广州珠江之畔，又响起了一曲激昂的乐章。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林伟民、刘少奇等25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通过了《上海问题决议案》，并提出了“建立全上海工会总联合机构”的指示。进入6月，为了支持五卅运动，一场省港大罢工应运而生。邓中夏和苏兆征两位共产党人引领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截至1925年年末，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势力范围已深入到矿井内部以及铁路两侧。在唐山开滦煤矿，党员王尽美率领工人们巧妙地将《劳动周刊》藏于煤车之中进行传播。而在郑州陇海铁路，机务工人们则将总工会的宣传单卷入机车烟囱，让反帝的口号随着滚滚浓烟四处飘散。在武汉关码头，林伟民尽管身患重病，仍坚持起草了《告全国工人书》。这位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首任委员长的人物，通过电报发送“支援上海同胞”的暗号，成功地将长江沿岸的码头工人与黄浦江边的纺织女工紧密团结，构筑起坚固的钢铁联盟。在此期间，全国党员人数已突破万人，党组织在工人群体中的影响力达到了37%。那些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磨砺成长起来的工人领袖，最终成为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核心力量。
进一步观察，在我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历史长河中，五卅运动犹如一声惊雷，划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浓厚黑暗。这不仅是党领导下的首个全国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运动，而且它承载着许多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首先，中国工人运动经历了从经济斗争向政治革命纲领的飞跃。以1922年的香港海员罢工和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例，这些早期的工人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工资、工时等经济权益，并未触及到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的特权。然而，五卅运动则明确提出了“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和“撤走外国驻军”等口号，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发的抗争走向了有组织的政治革命。
其次，关于跨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创新方面。五卅运动打破了工人阶级孤军奋战的局面，成功建立了由工人、学生、商人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联合战线。在此过程中，上海总工会公开领导了超过二十万的工人罢工，并与学生、商人携手，形成了“三罢”联合阵线。这一行动将反帝斗争的范围扩展至全国25个省的600多个县，其规模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次工人运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一经成立，中小商人便自发地停止了商业活动，他们甚至用“国家灭亡也不算过分激进行为”的言论来抨击总商会的妥协态度，从而迫使资产阶级作出暂时让步。这种跨越不同阶级的联合体在西方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它成功地将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共鸣。
第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来看，反帝斗争的实际行动。五卅运动不仅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同时也融入了国际反帝斗争的洪流之中。在莫斯科，五十万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支持，多国的华侨纷纷慷慨解囊，为运动提供资金援助，其影响力迅速扩散至全球范围。
随着历史视角的扩展，我们得以目睹五卅运动对中国工人运动基因的塑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总工会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不仅引导中国工人阶级实现了觉醒和崛起，还以中流砥柱的形象，将工人阶级的抗争精神融入了民族复兴的不朽丰碑之中。
沈佩翔，系上海市国家领导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东华大学基地研究员，同时担任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副院长一职，邹卫民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