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如平，身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同时也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
抗日战争期间，由中国共产党指挥的八路军，成为华北等地敌后战场的核心战斗力量，扮演着中国抗战的中坚角色，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抗战史上，八路军在敌后的战斗历程是研究的重点，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期，海外图书馆中收藏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抗战档案资料亦受到了广泛关注。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外交部档案与陆军部档案中，保存了抗战时期中共与八路军的丰富资料。对这些档案进行深入挖掘与系统整理，对于充实和拓展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研究，以及完善相关历史记载，具有极其宝贵的学术意义。
大使馆报告中的八路军抗战
在抗日战争年代，英国驻华大使馆借助其在中国设立的外交情报网络，收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信息，并定期将这些信息以月度报告的形式汇总后提交给英国外交部。报告内容广泛，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的抗日斗争等，为研究及撰写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卡尔接手了英国驻华大使的职位，紧接着便与周恩来等领导人进行了首次接触。这次会面让卡尔对中共的抗战立场及政治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到了1938年，在卡尔的支持下，八路军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援助。4月29日，卡尔向英国外交部做了详尽的汇报，内容涉及八路军在抗战中的表现：“自日军攻占太原府以来，他们被迫暂停了对黄河以南的进攻，这是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八路军的频繁袭扰已对他们的交通线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后，卡尔持续向英国政府提供关于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最新动态。进入7月初，埃德加·斯诺向卡尔寄去了一份建议，内容是关于八路军如何武装保卫武汉的。卡尔同时收到了来自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皮特·弗莱明所发送的关于八路军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战的一份详细报告。在斯诺与弗莱明二人的影响下，卡尔对八路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甚至与斯诺深入讨论了前往延安进行访问的可能性。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设立，同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宣告成立。此后，他们采纳了灵活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积极与英、美等国的在华机构展开联络。卡尔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和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加深。卡尔堪称首位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核心领导人建立联系的英国政府高级官员。在与周恩来等革命先辈的交往过程中，卡尔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加深。他对于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势力表示强烈的不满，同时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决抗日的意志深感敬佩。1941年，卡尔向外交大臣艾登汇报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抵御日本侵略者，而第十八集团军也愿意在此目标下展开合作。”然而，共产党人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们奋勇抵抗日军，却遭受国民政府的猜疑，政府提供的战略物资极其匮乏。皖南事变爆发后，卡尔力主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以遏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1942年1月，卡尔向艾登汇报称：“坚持抗战到底和维持统一战线，依然是共产党的政策主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崛起，其强大的战斗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时期，英国政界人士如艾登、丘吉尔等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1942年，薛穆接任卡尔成为我国驻华大使，他积极加强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沟通，对八路军在敌后进行的抗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943年，英国大使馆在报告中指出，尽管八路军的装备与中央政府军队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然而他们实际上已经独立抵抗，成功阻挡了日军如潮水般向中国北方及西北地区的进一步渗透。在华北地区，八路军所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不仅牵制了大量日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日本人对于沦陷区农业资源的开发。1944年，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接获了两份八路军抗战的汇报文件：文件显示，自1943年至1944年，华北战场的伤亡比例正逐步向有利于八路军的趋势发展。1944年，日军从华北地区调集兵力南撤，八路军趁机在山东、河北、山西以及江苏北部等地对日军发起攻势。他们在夜晚展开战斗，如同隐形的鬼魂穿梭于山岭之间，又似跳跃的火焰在日军的据点和交通线周围闪烁。从1944年1月至6月，八路军共击毙和受伤日军超过6.6万人，俘虏日军303名，另有45名日军士兵选择投降。1945年，遵照毛泽东同志“剿灭敌伪势力，拓展解放区域，减少沦陷范围”的指导方针，八路军发起了春季和夏季的攻势。在记录八路军反击行动的英国档案中提到：一月初，太行解放区的第七、第八分区八路军主力部队，着手对平汉铁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的日伪军发起了攻势。至1月29日，八路军成功解救了百万民众，夺回了1250平方公里的国土，并攻陷了40余处日伪军占领的据点。
总的来说，当时英国大使馆提交的报告，从盟国的角度展现了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并逐步成长壮大，最终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关键力量这一辉煌历程。
军事情报中的八路军抗战
全民族抗战一旦爆发，英国军事机构便向我国派遣了额外的武官与情报专家。这些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我国战场的战斗情报，并定期整理中日双方的战况汇报。他们同时受到我国驻华大使及情报部门的共同指导。与外交使团有所区别的是，驻华武官及情报专家对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尤为关注，他们深入了解了该部队的编制、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以及作战环境等多个方面。
军事情报对八路军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要记录。起初，在八路军进行改编阶段，英国方面的记录中便提及了红军在陕北接受改编的情形，以及八路军的作战区域，并着重指出八路军属于第二战区，受阎锡山指挥。随着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的不断壮大，情报部门对其的关注度逐渐提升，并对国民党对八路军发展的限制情况也进行了记录。1940年，国民政府下令，要求八路军将所有部队从黄河以南撤至黄河以北，并对八路军的兵力规模进行了限定。进入1941年，卡尔在一份电报中向艾登着重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拥有五十万之众。他们在面对日军防御的最前沿地带进行战斗，因此，不仅不应减少他们的兵力，反而应当考虑增加他们的数量。1942年7月，格里姆斯代尔准将向陆军部军情二处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在华北地区，第十八集团军能够召集约100万名经过或部分经过训练的士兵，然而，其中仅有部分人员配备了武器。到了1945年7月，英国陆军部对八路军的编制和兵力进行了详尽的记录，据档案资料所示，八路军已拥有36.7万人的正规部队。
再者，八路军采用的游击战术得到了军事情报的高度赞誉。1938年10月，英国政府接获了一份涉及华北地区游击战的军事情报，情报中指出：“这种战术给日军带来的麻烦或许超过了南方正规军所执行的阵地战。”“游击战平均每天导致日军阵亡约100人，伤亡人数估计在150人左右……为了对抗游击战，日军不得不在华北地区投入大约17.5万人的兵力。”1944年7月，英国陆军部军情二处斯托尔斯少校在报告中提到，在多数战场上，游击战只是阵地战的一种补充，然而在中国，游击战却有效地制约了日军的主力。截至1944年3月，至少有22个师，占驻华日军总数的64%，他们都在后方与八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即便是在河南攻势（豫中会战）发起之后，这一比例依然高达47%。与此同时，在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却遭遇了严重的挫败。1941年，这支军队的规模曾高达近百万，然而如今却锐减至仅有两三万人。众多国民党部队被日军击溃，令人遗憾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选择了背叛，投降日军。据统计，超过60%的伪军源自国民党军队。
最终，八路军在反“扫荡”作战中面临的困境得到了军事情报的分析。那一年，即1942年，日军对冀东和冀中的八路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他们深入根据地，构筑了封锁线，并模仿了当年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围剿”的策略，在防线周围建立了一圈圈宽度大约为一英里的碉堡。在华北地区，大约三分之二的村落房屋被日军焚毁。日军采取了一种半游击式的作战方式，其轻装部队行动迅捷，他们有时会身着平民服饰，甚至模仿解放军的服装，在夜间对村庄进行突袭和围困。除此之外，情报显示八路军遭遇的其他挑战包括：首先，武器弹药不足，“未能缴获武器弹药的战斗往往被视为失利”，八路军破坏铁路不仅是为了阻断敌人的交通线，同时也为了获取制造枪械所需的金属；其次，药品和医疗器械匮乏，在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中，截肢手术不得不使用屠刀和木工锯，缝合手术则依赖缝衣针，而许多手术都是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完成的。
通过英国军事情报，我们能够观察到八路军在极端艰苦的敌后环境中，展开了机动的游击作战，既在华北有效抗击并牵制了众多日军，又实现了自身力量的持续增强，充分体现了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战争中的显著优势。
英国记者和侨民报告中的八路军抗战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全球热爱和平人民的崇敬与援助，众多英国记者与侨民不畏艰险，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甚至与八路军战士们同甘共苦，并肩作战。1937年10月，英国记者贝特兰抵达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了独家访谈，并采访了彭德怀等众多八路军高级将领。1939年，英国教师赖朴吾访问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受到了聂荣臻、萧克等八路军将领的热情接待。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英国教师林迈可和班威廉也投身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这些亲身经历者不仅对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进行了详实细致的记录，而且从某种程度上阐释了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1941年，一位曾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居住过的英国侨民在其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八路军的地道战战术：位于河北中部的村民们，为了躲避日军的侵扰，构筑了地下避难所。随后，这些避难所通过村庄内部的地道相互连接，最终将数个村庄串联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而有趣的地道战模式。游击队员能够借助地道从日军的包围圈中成功逃脱，地道之上设有地雷作为防护，地下则布满了各种陷阱。地雷的运用技术取得了显著提升，导致日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报告中对抗日根据地及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给予了高度赞扬：华北几乎全域均为八路军所构建的游击防御网，涌现出众多固定及临时的抗日据点，日军仅能在进行大规模“清乡”行动时勉强渗透。这些游击防御网，极大地妨碍了日本对华北地区资源的掠夺。
冈瑟·斯坦因在延安进行了长达近五个月的采访，他评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成功地将一个停滞不前的农民社会唤醒”。同样，还有另一位侨民在报告中提及：“以往对政治冷漠的华北农民，如今已理解了抗战的重要性，他们愿意承受一切艰难困苦，坚持抵抗……他们不惜冒险，协助隐蔽八路军战士。”1943年，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导致八路军战地医院不得不进行疏散。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们被秘密安置在事先挖掘的山洞中，或者巧妙地分散隐藏在各个小村庄里。村民们不惜倾尽所有，给予伤员们比自家更好的食物，并在关键时刻将他们藏匿起来，同时竭力保护他们的安全。1945年，《泰晤士报》公布了两篇侨民撰写的报道，其中提及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某些擅长制作鞭炮的村落，现已转而生产地雷。我在一处庭院中目睹了男男女女以及孩童们正在制作黑火药，锻造地雷的外壳，并将填充好火药的地雷排列得整整齐齐。由于当地金属资源匮乏，他们甚至将大石凿空，用以制作石制地雷。在晋察冀边区，每座村庄都配备了五十副担架和一百名专职的搬运人员，这一举措在当地并不算难事，毕竟村庄规模普遍较大，人口数量众多。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却深受农民的深恶痛绝。据报告显示，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因贪污腐败、行为恶劣，向连年遭受饥荒的农民强行征收粮食，导致农民对其充满仇恨。
英国记者与海外华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全民武装状况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年3月，曾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生活与工作将近两年的班威廉，向薛穆大使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关于共产党地区状况的报告》，其中涵盖了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政府、八路军组织及其抗日行动等九个方面的内容。报告指出，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青年、工人、农民以及妇女踊跃加入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八路军进攻日军据点时，游击队、民兵和当地居民都积极参与战斗；民兵和自卫队负责埋设地雷、挖掘地道、搬运弹药、运送伤员，而居民们则携带挖掘隧道的镐头和铁锹，并准备了让部队穿越壕沟的梯子。到了1944年，英国外交部收到了一份有关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在本次报告里，米勒医生对民兵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他指出：“近年来，我国民兵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如今他们的军事任务日益繁重，参与战斗的频率已与正规部队相当。而民兵伤亡人数的上升亦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1945年1月，《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游击战》的文章。在文中，作者将我国北部的民兵比作八路军的眼线和耳目。得益于民兵、自卫队与民众的紧密协作，八路军得以将游击战术的优势最大化，使日军深陷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般的抗争之中。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报告，英国国家档案馆还收藏了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些重要历史资料。尽管这些资料无法全面展现八路军抗战的全景，它们却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期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这些档案揭示了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的主要作战方式和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八路军为何能在敌后战场上取得胜利。英国在收集这些资料时或许各有其目的，然而，这些史料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证实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辉煌成就，为深入研究和编纂八路军抗战史提供了新的依据。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1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