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的扎陵湖上，那块记载秦始皇派遣使者“寻访昆仑仙药”的石刻，引发了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过去的短短一个月里，学者们从文字、文献、历史记载以及石刻本身的地质、地理和气候环境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讨论的火花四溅，精彩纷呈。然而，关于秦朝的官方使者及其车队是否具备抵达遥远且气候严寒的扎陵湖的能力，部分人仍旧抱有疑虑。为此，我尝试从交通地理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青海西宁市彭家寨汉墓出土的木轺车
仝涛研究员在《光明日报》6月8日的文章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1日的专访中，特别指出，石刻的发现为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代已成功打通关键路段提供了确凿证据。尽管仝先生主要阐释的是秦代石刻，但提及“唐蕃古道”这一概念，不免让人感到有些突然。实际上，针对先秦至秦汉时期该地区的族群动态以及青海区域的交通情形，这些石刻所揭示的，是张骞通向西域并开辟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之前，“羌中道”在交通方面的重要性。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在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完成了对天下的统一，那时的疆域范围极为广阔，东边延伸至海边和朝鲜，西边则到达了临洮和羌中地区，南部边界直抵北向户，北部则以黄河为界，构筑了边塞，并且沿阴山直至辽东。这表明秦帝国的西部疆域已经扩展到了临洮，那里是秦长城的所在地，且靠近羌中地区。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用《括地志》的内容提到，临洮郡就是现在的洮州，它也是古代西羌的领土，位于京城西边大约一千五百五十一里的羌中地带。临洮县西南方的芳州扶松府地处其西，该地属于古代的羌族地域。《汉书·地理志》中记载，陇西郡的临洮县，班固在其注释中提到：“洮水源自西羌之地，向北流至枹罕，最终东流入河”，因此，临洮县以西的区域便进入了羌族的居住区域。
羌中是指西部地区，那里居住着包括羌人在内的多个少数民族。《后汉书》中的《西羌传》记载，羌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广阔，南部与蜀郡、汉中郡之外的蛮夷接壤，西北方向则与西域的鄯善、车师等国家和地区相邻。《汉书·地理志》记载，诸多郡县位置标注中常见“水发羌地”“水流经羌地”“山脉位于羌地”等表述，所提及的区域从蜀郡向西北延伸，依次为陇西郡的临洮县、金城郡的河关县、金城郡的临羌县。继续向西北行进，便抵达河西走廊，沿途依次经过张掖郡的觻得县、酒泉郡的禄福县、敦煌郡的冥安县以及龙勒县。这一系列位置构成了汉武帝时期汉帝国的西部边陲，同时也与《后汉书·西羌传》中对羌人居住区域的描述相吻合。羌中地域的形成，首先源于羌族人民“居无定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不设君主”的部落组织形式；其次，有研究指出，羌族的称谓是由中原的华夏族群所命名的，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扩展，这一称谓逐渐西迁南迁。羌族作为一个概念模糊、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群体，其身份和地域也在不断演变。总体来看，羌地位于边陲之外，羌族人民则是那些在历代文献及出土资料中频繁出现的“边陲异族”之一，他们主要居住在现今甘肃省岷县夏河以西以及河西走廊以南的广阔区域，即今天的青海省境内。
对秦代疆域的描述及相应历史地图进行审视，我们发现其西部边界多沿临洮秦长城而行，仅靠近羌中地区，并未深入，更未触及位于青海扎陵湖的“昆仑石刻”所在地，这种做法显得极为审慎。然而，《史记·货殖列传》中亦提及“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风俗相近，然西部有羌中之地利，北部有戎翟之畜产，畜牧资源丰富，为天下所赞”。由此可见，在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与羌中地区通过天水、陇西等地已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秦长城的建造并未阻碍这种交流的持续，亦未对秦始皇派遣使者采集药物造成干扰。《汉书·五行志》中提及，秦始皇二十六年时，有身高五丈、足长六尺的巨人，身着夷狄服饰，共有十二人出现在临洮，因此销毁兵器，铸成其形象。当然并非全然荒诞不经，故事所蕴含的交通历史背景同样引人注目。岳麓书院珍藏的秦简中记载了诸多与边外蛮夷往来的法律条文，例如“禁止边外蛮夷入境进行间谍活动或掠夺人口”“禁止黔首购买边外蛮夷的筋角皮革”，这些虽被禁止却屡禁不止的行为，以及考古发掘出的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揭示了秦人的交往已经超越了帝国的边界。
羌中地区在东周、秦代以及西汉初期，其社会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未曾受到成熟政治体系的管控，这为“羌中道”的形成及其长期存在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使其在连接中原与西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桥梁的角色。在秦汉疆域之外，那座遥远且难以触及的昆仑山，其神圣地位的奠定，或许也与“羌中道”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河西走廊沦入了匈奴政权的掌控之中，这使得张骞在西域返回时不得不另辟蹊径，计划通过羌地返回，却不幸再次成为俘虏。直至汉朝掌控了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才得以打通，张骞的探险之旅才得以圆满。张骞选择“欲从羌中归”的策略，恰恰证明了“羌中道”是一条使者往来畅通无阻的道路。“昆仑石刻”上的五大夫翳形象，也证实了其使者身份。
在历史长河中，“羌中道”及其后被称为“青海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等，与北方的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形成了相互并行、交替兴衰的态势。这些道路在不同历史时期，其主干线路或偏向北方或偏向南方，成为了中原、巴蜀、南方地区与西域之间使者往来、商旅贸易、僧侣求经布道的要道。交流形式丰富多样，内部呈现出一个交通网络格局，而非一条单一的道路。“羌中道”的诞生普遍认为是在东周时代，而《穆天子传》这部在战国时期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文献，记载了周穆王曾向西巡游至昆仑山。在《尚书·禹贡》中，有关于“织皮昆仑”和“导河积石”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中，金城郡河关县的部分，班固在注释中提到“积石山位于西南羌中地区。河水在塞外流淌，向东北方向流入塞内，最终在章武汇入大海，途经十六个郡，行程长达九千四百里。”金城郡的临羌县境内，班固在其注解中提到：“西北方向延伸至塞外，拥有西王母的石室、仙海以及盐池。向北则是湟水的源头，向东流入允吾再汇入黄河。西部则有须抵池、弱水以及昆仑山的祠庙。”黄河的发源地和昆仑山均位于羌中地区，这一点并无异议。《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地广达八百里，峰峦高耸万仞……河水自东北角流出”，众多古籍普遍表明，中原人对羌地及其地标昆仑山、黄河源头地的认知与探寻，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因此，秦朝时期的中原使者前往该地采药，不仅具备了地理上的依据，同时也延续了历史传承。秦始皇派遣使者前往昆仑山采集药物，其行走的路线被看作是“羌中道”的一部分，然而，这条路线相较于河湟道和婼羌道，地理位置更偏南，海拔也更高，人流量相对较少，因而知晓的人并不多。
“羌中道”能够与秦帝国的核心交通网络相衔接。秦始皇完成对天下的统一后，特别重视交通基础设施的构建，其成就显著。他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陆上交通网络，该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其中就包括了通往陇西北的地下通道，共计八条主要通道。驰道是一项规模可与万里长城媲美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到，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对驰道进行了修缮；《汉书·贾山传》对其规模进行了详细描述，称其“东至燕齐，南至吴楚，江湖之间，沿海景观尽收眼底”。依据《里耶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的描述，除了驰道之外，全国各县域，包括南郡江水以南的地区，均设有亭邮，并执行定期的以及临时的除道任务。由此可以推断，秦朝的交通网络遍及全国各郡县，且具备了向外扩展的潜力。同年，始皇帝巡视陇西、北地，途经鸡头山，并抵达回中。此次西行之旅被誉为“祭祖之行”，或许终至秦族发源地西犬丘周边。陇西北的地下通道，作为秦地关中交通网络的重要拓展，其基础稳固，自咸阳出发，即可通往陇西郡的临洮边界，若再往西行，便与边塞外的“羌中道”相连。
石刻记载，使者五大夫翳带领众多技艺之士乘坐“车到此”，此举旨在展示此次活动的车马仪仗，以彰显皇帝的威严。至于车辆能否抵达此地，有人质疑，气候和地形等地理因素极为严苛，恐怕难以实现；而仝涛研究员则指出，“在秦代，黄河上游地区尚未具备足够的桥梁和舟船等渡河设施，加之黄河源头的高海拔地带多分布着湿地和沼泽，夏季车辆极易陷入泥泞，因此只能在冬季河水枯竭、结冰之际，车辆和行人才能在冰面上通行”。仝的说法颇有道理，黄河上游的冰封期大致集中在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3月。越往源头方向，冰封期就越长。假如在十月从咸阳出发，沿着西行的路途，地表环境的变化基本上可以满足车马行进的需求。据史书记载，最早抵达这里的周穆王，《左传》中记载他“周游天下，必留车辙马迹”，周穆王的车马凭借其规格之高，自然更为显赫。使者五大夫翳所乘坐的随行车辆样式，或许能从青海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汉墓出土的汉代木轺车中窥见一二。该木轺车高85厘米，长92厘米；马匹高105厘米，长90厘米；伞盖直径为90厘米。墓中木轺车的陪葬，表明墓主身份显赫。秦始皇的使者五大夫翳或许也曾乘坐类似的车马，前往昆仑山采药，并在扎陵湖北岸的石刻处停下脚步，留下刻记。
石刻所在地虽远在秦国疆域千里之外，但并非可望不可即。张骞西行之路受阻于匈奴的封锁，而五大夫翳等人则因“羌中道”的畅通而遭遇的主要挑战，主要源于青藏高原那恶劣的自然条件。然而，皇帝的使命、故事的启示以及知识的指引，还有使者们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共同确保了出使任务的顺利完成。《里耶秦简》中记载的“琅琊献昆仑五杏药”这一事件，或许正是这一使命的后续发展。总的来说，这一石刻的出土不仅增添了羌中道的历史内涵和路线信息，而且凸显了它在古代中西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稿件统筹：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郭超）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6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