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与29日，在斯德哥尔摩，中美两国展开了第三轮的经贸对话。双方计划继续促使之前暂停的美国对等关税中的24%部分以及中国的反制措施，按照原定计划延期90天执行。
7月30日，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作出决定，将于今年10月份在北京举办二十届四中全会，同时，也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年中举行的这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视为经济政策方向的关键指示器。会议的总体氛围十分清晰，强调的是：维持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固性，并提升其适应性和前瞻性。
外部观察，这个夏季似乎并未重现四月初那般的“狂风暴雨”，多轮的经贸磋商为我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窗口。内部而言，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自去年下半年实施的一系列增量政策，已开始显现成效。正如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出“稳健上升”的趋势，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稳定且有所进步”。
在这样的时刻，或许我们能更加专注地处理个人事务，并且还能适当多想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
未来并非遥不可及，“十五五”规划正在积聚力量，与“2035”目标仅有十年之隔。在政治局会议上，“十五五”时期被明确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并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这五年的作用，显然不仅限于五年，甚至可能超过十年的影响。
未来将走向何方？这不仅是关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重大课题，更是全人类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7月下旬，上海成功举办了新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被誉为“AI之父”的图灵奖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杰弗里·辛顿亲自主持，吸引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专家和从业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世界的未来发展。
人工智能无疑是预示着未来的关键词。换言之，掌握了人工智能，便掌握了未来的主动权。上海致力于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制高点，这一宏伟蓝图已提出多年。
WAIC的展会今年规模盛大，参展企业超过800家，展品种类达到3000余种，共同描绘了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景象。
然而，对于真正的支柱产业而言，除了表面的繁华，更需关注其根基是否牢固，是否在根本的逻辑层面展现出发展态势，同时还要考量其效能——能否迅速应用、转化并形成势头，这样的产业无疑更具竞争力。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个行业。从科技变革的视角来看，它代表着众多根本性的革新和变革；从社会运作的层面来考量，它预示着治理理念乃至“存在形态”的转型。这其中无疑涉及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许多当前人类社会可能尚未完全明确，却可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期望，不仅限于在技术层面引领趋势——它还需在全面治理领域率先探索，并打造出示范样本。
依据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上海需致力于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领域，力求处于领先地位，并发挥出榜样作用。
这也就有了“AI三问”——数学之问、科学之问、模型之问。
在整个WAIC期间，“AI三问”话题不断。这些问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涵盖了从最基础到最前沿的研究突破，再到核心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规模的扩大，乃至治理的普及与善治。这看似简单的“三问”，实则指向了人工智能发展全流程中各个关键环节的精髓。
从其出发，还能延伸出更多的“未来之问”。
比如科技创新。
7月初，上海市委成功召开了第十二届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和贯彻国家领导人视察上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勇担责任，争做先锋，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上海致力于打造国际科创中心已走过11个春秋。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上海肩负着成为“先锋”的重任。它需要在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先行探索，在核心技术的攻克上引领潮流，并在新型生产力的孵化上树立典范，这些均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
而要担起使命，势必需要一系列观念之变、行动之变。
在战略部署之初便着手布局，在最终结果确定前先行形成优势。市委全会所强调的关键信息之一，便是注重效率。会议中，还有一句更为直观的比喻——不仅要“醒得早”，更要“起得早”，更要“动得早”，绝不能出现“醒得早，起得晚”的情况。
为何能“行动迅速”？金融领域推动加速、政策层面推动加速、监管机制推动加速。这些因素均涉及诸多复杂的改革与创新举措。
“生态”一词同样被频繁提及。各领域的先锋并非凭空出现，它们均需立足于坚实的根基，即创新、产业和企业生态。正如“众多初创企业的涌现，方能孕育出独角兽”，同理，只有构建完善的生态体系，才能确保成果的持续涌现。
生态培育，需要足够的耐心，也需要足够的敏锐。
本月，上海特别为“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者”群体推出了“沪九条”政策，该政策涵盖了多个方面：如设立专门的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加强产业配套服务的完善，拓宽内容创作场景的开放性，以及优化职业发展路径等措施。
为何进行这项活动？对此，众人纷纷发表看法。显而易见，上海所关注的，乃是面向未来的发展。它通过众多具体的“创作者”个体，展现了一座城市的开放性、创新精神、包容态度以及生机勃勃的活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通过科学规划，确保政策环境便捷、应用场景丰富、扶持机制稳定，在这样的肥沃环境中，优质的“头部内容”和“头部人才”自然会崭露头角。
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理应塑造与之相匹配的形态。若能进一步拓宽思维，不断突破现有界限，那么通往未来的道路自会变得更加宽广。
对于上海这类城市而言，在刚刚结束的7月份，更深层的一个关于“未来”的疑问浮现出来。
城市，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七月之中，时隔十年再次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在当前以及未来的一个阶段，城市发展的核心应当是坚持内涵式的增长路径。
走出了大规模增量扩张的阶段，我们如何实现现有资源的优化和效率提升？显而易见，这既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也是对创新能力的挑战。
城市总体规划的约束之下，诸多方面都被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即所谓的“红线”。这条红线不可更改，那么新的发展机遇又从何而来呢？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巧妙地撰写出新的篇章。
例如，现行的各项管理制度、日常操作规范，是否应当适应新的发展态势进行适当调整，进而促使那些处于休眠状态或是零散分布的“存量资源”得到整合、优化、再利用，重新焕发生机？
例如，在各个区域之间、不同部门之间、条块划分之间，还有各类要素资源和政策资源，是否能够实现更多的优势互补与互利共赢，而非陷入同质化的竞争和无意义的内卷化？
比如，那些可能引发“大城市病”的潜在风险，我们是否能够运用各种现代的、智能化的、富有前瞻性的手段来识别、消除，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提升治理水平、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呢？
上海提出了众多疑问，这些疑问同样回响在上海。面对未来，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充满挑战，然而，它将无疑是一场精彩的旅程。
我们8月见。
海报设计：邵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