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报复性攒钱”
在37岁生日的那个特殊日子，程涛站在烛光前，心中默默许下了两个愿望：一是希望能够追回那笔被拖欠的工资，二是渴望能够重新觅得一份工作。
这一天难得地让人心情舒畅，清晨，远在故乡的父母便打来电话，而妻子则从早到晚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乡风味菜肴，一旁还有那机灵可爱的女儿陪伴。尽管他努力不去回忆过去一年中的种种不快，但心情依旧难以保持片刻的愉悦。
中年人的肩头承载着沉重的责任，全家人都依赖他来维持生计，然而程涛却几乎日日为生计而忧心忡忡。身为一位被拖欠工资、裁员半年以上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前员工，在他心中，即便将所有描绘现实困境的负面词汇汇聚一堂，亦难以完全表达出他对这一年36岁生日的深切感受。
女儿降临之际，程涛与妻子毅然决然地购置了一套单价五万元的小型两居室学区房，不仅耗尽了所有储蓄，每月还需承担超过一万元的银行贷款以及亲友借款。他自农村起，历经艰辛，独自奋斗至城市，无亲人支持，所有立足之基全凭自己辛勤所得。收入中断后，那笔相当可观的债务便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
程涛从家乡返城的沿途 来源：受访者供图
近期频繁听闻有人谈论报复性消费，然而我心中所想却是通过报复性赚钱来积累财富。身为家庭的经济支柱，程涛已经连续半年多没有获得收入，这让他原本的生活秩序遭到了彻底的扰乱。
为了节省开支，程涛及其配偶外出就餐的次数大大减少。在去年的结婚纪念日，他们选择带着孩子观看了一场动画片来庆祝。春节期间，他们回家的交通方式从高速列车改为了普通列车。而孩子一直期待的迪士尼之旅，现在已经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程涛结婚纪念日带孩子看电影 来源：受访者供图
程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往能一觉睡到天亮，连女儿的哭声都充耳不闻，如今却开始饱受失眠的困扰。日益增长的教育和日常开销让他感到呼吸困难，仿佛在一夜之间，他的两鬓头发便由黑转灰，变成了灰白色。
失业两个字，让失业者对身边人的态度变得格外敏感。
李佳在造车新势力公司任职不足一年，曾一度对父亲的来电心生畏惧，担心家人会发现他已被解雇。当年他来到北京时，他的父亲55岁，仍在辛勤地外出打工，希望能为儿子成家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孙浩与交往不久的女友并未透露自己失业的事实。当母亲从家乡前来探望他时，他只得编造每天清晨出门工作的假象，于家附近咖啡馆度过一整天，直至傍晚下班时分才返回家中。“过去在电视剧里看到，有些人即便下班走到楼下，也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没想到现实中果真如此。你无法将这份压力带回家中，却又不知如何有效释放。”
在与老板及人力资源部门的交涉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了耐心、自信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不断流失。
程涛听闻有人曾在领导办公室上演激烈场面，成功索回了一部分薪酬。他自己却不敢效仿，于是下班后特地买了水果前往领导府上拜访。他当时对双方能够坐下来平和交流的氛围感到十分满意，回家后便向妻子透露了有望讨回工资的好消息。然而，事实却与预期相悖，约定的补发工资并未如期到位。
他经过彻底的失望之后，选择了劳动仲裁这一途径，然而公司却拒绝进行调解，他们告知他：“你只能选择上诉，这个过程将会非常漫长，你必须深思熟虑。”
行至终点，程涛意识到即便他占据着理直气壮的地位，“员工的意志终究无法与公司的强大力量抗衡”。
许多被解雇的员工起初感到不满，打算与公司对抗，然而真正坚持到对抗激烈时刻的人却寥寥无几。采取法律途径或劳动仲裁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孙浩甚至开始对那些被大公司裁员的同行产生羡慕之情，“毕竟他们至少能正常获得工资和补偿”。
去年，那些运气颇佳的人提前辞去了工作，不论他们是否满意，总算是顺利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然而，到了2020年，由于疫情的冲击和汽车行业的低迷，寻找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孙浩日复一日地窝在家中浏览招聘平台，其求职意向并不仅限于所学专业，他迫切希望获得更多的面试机会。他减少外出，一方面是为了尽量避免新增的开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高昂的房租负担，“长时间待在家里，让我感觉房租花得其所”。
被生活“开了个大玩笑”
卫生纸的存量减少，洗手液变得稀释，食堂的菜品质量持续下降，甚至原本每人一个的垃圾桶数量也在减少。那些当初为了追求高薪和美好未来而投身于造车新势力的传统汽车行业从业者，如今却感觉自己像是被生活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2018年伊始，奇点汽车作为首批推出“准量产版车型”的五家新兴车企之一，在北京丽都酒店召开了年度盛会。该公司十几位总监级的高管们，每人自发出资2000元，为员工购置了耳机、按摩椅、加湿器等礼品。活动期间，共有六七百名员工参与了抽奖，现场气氛热烈，士气大振。
奇点汽车年会现场 来源：沈海寅微博
这家规模在六七百人左右的知名新能源汽车企业举办的年会同样盛况空前。一位参加过该年会的员工向《未来汽车日报》透露，中奖几率高达大约80%，奖品包括苹果品牌的多款产品，其中最小的奖品是价值666元的红包，而最大的则是5万元的现金奖励，这“确实让我对年会抽奖有了全新的认识”。2019年，该公司团队人数突破两千，分别在成都、上海、温州三地举行了年会，其盛况与2018年持平，且“奖品中新增了一年和两年的车辆使用权”。
然而，到了2020年，这家著名的新兴汽车制造企业举办的年会不再像去年那般热闹和豪华，仅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简易的运动会，餐食为盒饭，人均消费大约40元。与此同时，深陷工资拖欠困境的奇点汽车公司也未再举行年会，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的部门小型聚餐，员工数量也大幅减少。
无数个缺钱的细节，拼凑出造车新势力捉襟见肘的尴尬现状。
去年12月，未来汽车日报参与了天际汽车ME7的下线仪式。在那里，天际汽车的食堂为参与者们准备了至少四道菜和一盅汤，菜肴荤素搭配，并且还有水果供选择。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天际汽车已经引入了两家食堂供应商，目的在于确保员工餐食的质量。然而，到了今年4月，由于食堂老板连续数月被拖欠款项，他最终放弃了经营，导致饭菜质量急剧下降。
有另一名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员工透露，自去年起，该公司的出差经费控制变得更为严格。“各种限制条件增多，出差的时间也被拉长了，员工们往往需要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出差任务并返回。”
由于资金不足，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商普遍规模不大，资金储备有限，且收款周期较短（通常传统汽车制造商的收款周期约为半年，而新兴造车企业可能将此缩短至一个月以内）。
某新能源汽车供应商向《未来汽车日报》透露，部分供应商在签订合同时，因大批量采购而大幅降低价格，然而在生产线扩大后，厂家却未能按期实现既定的采购量。业内知情人士指出，自乐视汽车出现问题后，供应商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心态变得更为谨慎，心理上有所防范。
负责采购的造车新势力企业员工透露，部分供应商位于乡村，企业并无明显标识，门口守卫的是一位年长的老人，整个场景给人一种农家乐的错觉。此外，一位资深的主机厂从业者指出，对于新兴的造车企业来说，要想找到所有整车生产所需的零部件供应商，并且确保他们愿意提供且按时供货，这并非易事。
奇点汽车在整车项目上曾因未能及时支付供应商款项，致使一系列定制加工部件供应中断。与此同时，拜腾汽车亦因资金链和供应链的困扰而暂停了造车计划。有位曾两次探访拜腾汽车的人士透露，截至去年年底，拜腾仅对外开放了展厅与研发中心，而工厂大部分区域仍然闲置，仅剩下一辆样车孤零零地停放着。
2019年年底，位于南京的拜腾汽车公司办公大楼的一层展览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资金短缺影响了产业链下游的汽车销售环节。新兴的汽车品牌由于销售数量远低于预期，合作经销商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一旦客户提出投诉，新品牌的生产商需亲自出动，为客户提供服务并解决投诉问题。
寒冬持续蔓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不只是造车新势力。
丰田（中国）在出差时原本会选择折扣在八九折的机票，但近期已经开始控制预算，出差前几小时能找到更低折扣的，便会选择更为经济的航班。同样，特斯拉也采取了节约措施，将住宿酒店标准降低至约400元的快捷酒店，而且那些经常参与全球比赛、提供技术支持的技师也减少了出差次数。
去年，该合资车企每个工位都配备了一个垃圾桶，而如今，四个工位需共享一个垃圾桶，甚至洗手液也变得稀释了。据一位主机厂员工透露给《未来汽车日报》，一些车企的生产线工人已经开始兼职送外卖。
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没有钱，很难有资格谈梦想。
从高峰滑下，然后突然卡壳
孟桐，那位曾随前领导加盟新兴造车企业的成员，至今仍清晰记得，在那次与同事们一同离职的部门告别聚餐中，大家纷纷过量饮酒。
尽管各自怀揣着各异的人生理想，然而在那个时刻，离去的他们似乎都拥有无限的前景。有些人晋升为管理层，有些人则获得了颇为丰厚的收入，“每个人对未来的期望都充满了激情”。在最后的告别时刻，留在原车企的同事们戏谑地说，“若能富贵，切勿忘记彼此，将来定要来依靠你们”。
有人在打工生涯中遭遇了瓶颈，渴望寻求创业的新鲜感，而另一些人则对传统企业中的资历论感到厌倦。那些薪资待遇、反应速度以及晋升机会均与互联网企业相媲美的造车新势力，正展现出在行业风口上的强大势头。
2015年，那些传统车企吹响了向电气化转型的号角，与此同时，新兴的造车势力也如鱼得水。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程涛凭借在传统车企多年的工作经验，成功成为了受益者之一。
当时，众多新兴的汽车制造企业正处在初创阶段，忙于组织架构的完善和人才的招募，员工总数大多在200到300人之间，部分企业甚至不足100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研发团队尚属起步阶段，正是急需以高薪吸引人才的关键时期。根据蔚来汽车的财务报告，2016年全年，该公司的员工薪酬支出高达9亿多元，而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已突破41亿元。
正当风头强劲之际，部分新兴造车企业不惜以是传统车企3至4倍的薪酬吸引猎头，招募人才。这使得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在职位和薪酬上不断攀升。因此，程涛在听说同行跳槽所获得的待遇后，不禁后悔自己当初答应得太急，未能对那些伸出的橄榄枝进行更详细的比较。
那正是汽车产业的黄金时代末期，终端市场销量接连攀升，在政策补贴的推动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崭露头角。大众普遍认为，这将成为一个能够复制互联网行业辉煌成就的肥沃土壤。
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细节，诸如蔚来汽车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投入数千万元举办的首次NIO DAY活动，还有那以高额租金租下的北京王府井NIO House。蔚来汽车规定，其国内一线城市员工的出差住宿费用上限为900元，力求与世界500强企业保持一致水平；若出差至上海，员工可选择入住希尔顿酒店；此外，每日300元的出差补贴，如有剩余，可转化为津贴，直接划入员工个人账户。
蔚来汽车NIO DAY 2018 来源：蔚来汽车
李超，这位来自传统车企的员工，坦言这些看似炫酷、充满创意和发展潜力的新机遇，对于已在职场历经五年风雨的年轻热血之士而言，每一项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他之所以未能把握住那次机遇，主要原因是新兴的汽车行业“过热”，给人一种不太可靠的感觉。
新造车这一被誉为“金钱粉碎机”的领域，其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持续注入。然而，随着资本热情的逐渐消退，新造车行业已从创业热潮的巅峰滑落，如同乘坐过山车般，径直驶向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与归宿。
2018年上半年，距离概念车问世已有两三年光景，正是提交成果的时刻，然而，“众多人士未能按时完成作业”，一位于2016年转至新兴造车企业的汽车行业人士如此表示。
孟桐认为，随着热闹的融资氛围不复存在，资金短缺的新兴汽车制造商如同遭遇瓶颈，“众多计划无法付诸实践，更别提有机会继续推进”。
从2018年开始，造车新势力在项目开支上明显收紧了口子。
有造车新势力的员工爆料，在部门培训项目的预算申请阶段，负责审核的经理逐一联系了几家候选企业，试图进一步降低报价。对于资金紧张的企业，项目推进受阻，尽管供应商已经选定，但后续进展却无音讯。此外，一些汽车企业甚至将原本委托给第三方咨询公司的工作接管过来，亲自负责执行。
蔚来公司负责质量管理、采购以及生产执行的副总裁沈峰向36氪透露，每次外出参加会议，他都会确保办公室的灯光被关闭。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蔚来在上海安亭的总部大楼中，增设了倡导节能的指示牌，并且每日午休时段会实施一小时停电措施。
自去年八月起，程涛察觉到工资发放变得愈发困难，公司方面解释称资金未能到位。周围同事纷纷离职，几乎每月都有人离去，原本的三人岗位缩减至两人，最终只剩一人。程涛也曾考虑过放弃，但心中仍存有公司或许能够扭转局面的幻想，于是选择留下。
有人及时采取了止损措施，他努力说服自己必须坚持到底。然而，直至除夕之夜，程涛手持手机，整日守候，却始终未能等到之前承诺的补发工资。
在99%的质疑中活下来？
大约在2014年，有过三年日系车企工作经验的张鹏，毅然离开了传统的汽车制造企业，转而投身于一个从头开始打造汽车的崭新领域。
入职后的第一天，他立刻从办公桌的布置中察觉到了显著的差异。以往在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工作，桌上总是井然有序地摆放着订书机、文件夹、计算器、笔记本、签字笔以及一包纸巾。然而，在这家新兴的造车企业，办公桌上却只有一本笔记本和一台电脑。
在这几年间，张鹏在多家新兴造车企业间来回奔波，他常常为了整理资料而熬夜加班，而在那些传统的汽车制造企业里，他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将原有的资料稍作改动。
新造车领域的另一位知情人士在接受未来汽车日报采访时指出，许多在传统汽车制造商眼中视为理所当然的条件，对于新造车企业而言却并不具备。例如，在试制车辆下线进行道路测试时，需要用到测试场地，而传统汽车制造商通常拥有专属的测试场地，而新造车企业则需自行寻求解决方案，往往需要员工与合作伙伴协商，以借用场地。
自2020年伊始，融资渠道紧缩、持续亏损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处境艰难的新兴汽车制造企业雪上加霜，四面楚歌，难以继续留住之前用重金吸引而来的优秀人才。
朱江，蔚来汽车的前用户发展副总裁，将在6月1日加入福特中国，担任MACH-E纯电项目的负责人，重新回归到久违的主机厂。在今年的3月，蔚来汽车的前用户中心副总裁赵昱辉也加入了长城汽车，被任命为长城销售公司用户中心的总经理。而在2月底离职的天际汽车董事兼首席营销官向东平，也成功担任了北京现代的副总经理以及销售本部长。
一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深耕多年的行业人士向《未来汽车日报》透露，不少具备人脉资源的人士已纷纷转投至传统汽车制造商。“相较于造车新势力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的船只，随时面临颠覆的风险，传统汽车企业则更像是坚不可摧的航空母舰，稳定性更强。”
沐浴在新造车行业的巅峰激情之中，那些积极投身其中的汽车人，如今正面临着潮水退去后的痛苦。
孟桐因不适应新环境，在新造车公司仅停留了两个月便重返旧公司。抛开薪资问题不谈，业务预算存在显著差异，工作流程和分工亦不够明确。此外，由于公司规模较小，在与零部件供应商的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且无人对你产生信任，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十分强烈。
张鹏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懊悔之情。要是他当初没有选择离开那家日系汽车企业，投身于新兴造车行业的浪潮之中，那么现在他至少已经是课长级别，甚至有可能争取到年薪六十到七十万元的机会。
他已将大部分时间投入于家庭，全职照顾孩子已超过半年。疫情这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让传统汽车企业的招聘渠道在春节过后迅速关闭，他不得不四处奔波，试图重返传统车企，勇敢地与刚步入职场的新人争夺那寥寥可数的几个职位，预计能获得的月薪大约在两万元上下。
昔日追求的理想与抱负早已消磨殆尽，只剩下现实的琐碎杂事。张鹏感叹道，如今恐怕已鲜有人愿意投身于造车新势力的混战之中，除非他们真的找不到其他工作机会。
程涛原本认为自己凭借丰富的资历，找份工作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与前东家的纠纷导致他失业的时间不断延长。他甚至首次产生了离开汽车行业的念头。“我有时感觉自己就像是公司中的一颗螺丝钉，当公司或行业陷入困境时，不论你的能力如何，都有可能像被大浪冲刷的沙粒一样，被无情地淘汰。”
此时此刻，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剧《权利的游戏》里那句充满哲理的台词“冬天就要来临”，竟成了他人生的真实写照。在获得最新一轮面试机会之后，他对自己说：“你将会遭遇失败，而且不止一次，你必须保持耐心。”
这成为了众多新兴汽车制造商共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李斌与李想依旧对造车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何小鹏则认为，投身新造车创业的最大乐趣便是在面对99%的质疑声中，最终成功存活并茁壮成长。在1月19日，威马汽车的创始人沈晖在庆祝自己50岁生日之际，感慨万分地写道：在这一年里，我的白发又增添了许多，但那些艰难的时刻我都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生活的鞭子或许还会抽得更狠一些，但他们总得继续向前。
因受访者之要求，文中提及的程涛、李佳、孙浩、孟桐、张鹏、李超等人均已使用化名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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