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地处连接地中海的西方，中国的东方，欧亚草原的北方，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南方，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十分关键。
于《中国考古大讲堂》第四季“中外联合考古”系列讲座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中伊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张良仁，分享了我国考古队初次进入伊朗高原实施考古发掘的经历，阐明了中国古陶瓷向西亚流转的来龙去脉，以下为该讲座核心内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伊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张良仁
『为什么要去海外考古』
二零一六年三月，南京大学同伊朗文化遗产与旅游研究机构缔结了五年合作协定。当年十一月，中伊合作考古小组着手勘探伊朗北部呼罗珊省境内的纳德利土墩。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工作者初次踏足伊朗高原，与伊朗同仁并肩开展考古作业。
时常有人向自己提出疑问：国内考古项目众多，为何要前往伊朗协助当地开展考古发掘？对此，将从三个层面进行说明。
中国考古工作有必要参考外国考古的成果,因为中国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自古以来就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北方接壤欧亚草原和俄罗斯,西部毗邻中亚和西亚,南方与东南亚和印度联系密切,东部则与朝鲜半岛和日本有着深厚的文化交流。在文物探寻时，常能见到罗马的铸币、波斯的钱币、印度的造像等，要认识、探究这些古迹，必须知晓异国的考古信息。另外，借助海外发掘，明白中国邻地的考古情形，能助我们再次审视本国的历史。诸如，今日阐述的中华古瓷西传路径，系基于对伊朗出土器皿的考掘，进而反向阐释华夏瓷艺的演进轨迹，以及中华瓷品对寰宇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二，海外考古活动属于学术交流的核心环节，政治经济往来之外，学术领域也需拓展国际视野，深入各个国家。与外国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师生及社会大众进行深入交流，有助于加深相互认知，促进多元文明间的互动往来。
当前，亚非拉很多国家的考古工作面临困境，由于资金不足和专家匮乏，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有效推进。与此同时，中国考古经过长期积累，特别是近些年经济腾飞带动下，事业规模和人才储备持续扩大，研究水平获得明显改善。这种实力对比使得中国有能力为当地考古项目提供必要援助。当前国内在考古技艺、器具等层面已达到与西方相当的程度，已经拥有到海外执行考古任务的资格，能够向世界考古事业提供我国的支持。
『丝绸之路的“发动机”』
伊朗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代被称为波斯。该国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东面与阿富汗相邻，遥望中华文明。西面濒临地中海，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及埃及文明接壤。北面是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分布区。南面则邻近南亚的印度河文明。伊朗正好处在这四大文明板块的交汇点上。
中国和地中海分别坐落于丝绸之路的两极，南亚、欧亚草原以及伊朗则处在丝绸之路的中央地带。从历史角度观察，中国人与欧洲人一般不会穿越丝绸之路，而这条路上活动的主要是伊朗地带的居民。因此，我视伊朗为丝绸之路的“驱动核心”，正是这些伊朗居民在四大区域间往来穿梭，传递各类器物、食品、科技、艺术及宗教等，为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伊朗同中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最早研究古代中国与伊朗之间文化交流的学者，是贝特霍尔德·劳费尔这位美国东方学家。他出生于德国，精通汉语、波斯语、梵语、马来语以及蒙古语等多种语言。他曾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且创作了一部名为《中国伊朗编》的著作。他借助历史记载，考察了汉代起从西域传入华夏的诸多植物，阐明苜蓿、葡萄、开心果、石榴、芝麻、亚麻、黄瓜等均源自波斯。他盛赞华夏民族胸襟开阔，善于接纳外来一切优良事物。
在中国出土了涉及古代中国与伊朗往来的具体物件，现列举两种情况。
一件是1955年在西安市西郊土门村出土的唐代墓志，该墓志同时刻有汉语和伊朗中古巴列维文字。这方墓志的墓主为苏谅之妻马氏，马氏与丈夫苏谅皆为波斯裔。他们缘何来到此地？原来在唐朝初期，波斯萨珊王朝受到阿拉伯人侵袭，其王室成员率团到访唐朝，恳请朝廷派遣军队协助抵御外敌。后来，那位王子和随从团队就长期居住在长安，他们信奉火祆教，并且还在长安建造了一座火祆庙宇。苏谅以及他的配偶都是随从团队的子孙后代，这块墓碑证实了波斯人在长安持续居住的岁月。
另一件文物是“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建于唐代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出资人是来自波斯的传教士伊斯。建造地点位于长安大秦寺。碑文记录了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在唐朝的发展情况。中国古代将东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将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称为“景教”。唐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一位名叫阿罗本的波斯景教传教士来到了长安，受到了唐太宗的亲自会见，还被允许在长安建造景教寺庙，并且可以自由传播他们的教义。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树立的时候，景教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活动了将近一百年半的时间，已经扩散到各地，并且持续地发展壮大。这块石碑在17世纪的时候被重新找到了，它是中西文化相互交流以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证据。
伊朗纳德利土丘全景。 图片来源：公众号“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发现仿烧的伊朗青花陶』
中伊联合考古队正在发掘一处名为纳德利的遗址，该遗址呈现为土丘形态。这种土丘在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地区十分常见，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由历代建筑遗存层层叠加堆积而成。纳德利土丘轮廓大致为圆形，坐落于伊朗阿特拉克河上游的河谷地带。它的整体规模相当可观，最大横跨距离达到185米。土丘露出地面的高度为20米，而地下埋藏的深度则有8米。
古老的丝绸之路构成一个路网，包含主要通道和次要路径，纳德利土丘遗址就处在主要通道上。这条主要通道起始于土库曼斯坦、阿富汗，继续向前进发。纳德利在波斯语里意指与君主相关，或属于君主的范畴，然而在伊朗的历史资料中，关于纳德利土丘却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存下来。我们了解到，19世纪时伊朗存在一个名为恺伽王朝的政权，该王朝有一位名叫纳赛尔丁的君主，他曾带领一个代表团到此地考察，代表团中配有摄影人员和记录官，摄影人员留下了若干影像资料，记录官则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了文字记录。根据记录官的记述，这个土堆的顶端原有一座防御工事，并且被一圈围墙所环绕。然而时至今日，那座防御工事已经消失不见，仅存部分围墙作为遗迹。
我们先后在2016年和2018年实施了两次考古勘探，开掘了一条长达44米的探沟。根据早期发掘记录，这个土堆的利用时间跨度很大，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伸至伊斯兰教时期，共计近五千年。
纳德利土丘脚下的沉积层深达8米，我们在沉积层顶部发现一个灰坑，坑深2.5米，底部直径超过3米，形状类似袋子，我们把它称作袋形坑。从这袋形坑中，我们挖出不少器物，有些是青花瓷器，另一些是孔雀绿釉陶器。
这种青花的图案和色调，第一眼看上去跟中国的青花瓷器非常相像，它的形状也是中国式样的盘子和碗。不过，如果仔细观察，就能看出它并非中国的青花瓷器。中国的青花瓷器是用瓷石和 高岭土烧成的，因此它的胎体是白色的。但是，这些在伊朗发现的青花，从它的胎体来看，可以看到里面含有黄色、白色、蓝色的成分。由此可见，这件物品是伊朗模仿中国青花瓷制作的本地器物，我们称其为伊朗青花陶，原因是它并非标准的瓷器。
对那些青花瓷器残片和孔雀绿釉陶器残片实施热释光检测，同时对其伴出的兽骨执行碳十四测定，判明其存在时期介于1721年到1818年之间。尽管这些器物与现今相隔不过两百年，然而它们对于探究西亚地区仿制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具备十分突出的学术意义。
将青花瓷样品递交至故宫博物院，检测其胎体与釉层的构成元素。检测结果显示，该器物的釉质、颜料及胎质均与中国传统瓷器存在差异。其胎体中的黄色成分系黏土构成，白色部分由石英构成，蓝色部分为玻璃构成，表明这些青花瓷系采用沙粒、黏土和玻璃混合的合成材料烧制而成。这种合成材料曾在1301年伊朗的文献资料中有所提及。阿布卡西姆创作了一部著作，记录了伊朗卡尚地区的一个制陶工坊，书中提及了一种陶器制作原料，由十份沙石、一份泥土和一份玻璃混合而成。当前出土的器物胎体，与此配方极为相似。研究显示，伊朗青花瓷的胎质主要由形态尖锐的大块石英构成，石英之间夹杂着泥土和玻璃，这种胎体应为伊朗本土生产的熔块胎。它的釉料源自伊朗本地的高碱熔块釉，这种釉料由研磨后的石英和碳酸钠混合熔融而成，并且在其中掺入了额外的碱。
另外，相关颜料成分的检测结果显示，这些青花陶器中存在铬、铁、钴以及锰，而中国的青花瓷器则含有铁、钴和锰，却不含铬，这种铬是伊朗当地特有的着色材料，并且伊朗境内分布有专门的铬矿资源。
『伊朗窑工的创新之举』
中国青花瓷是什么时候首次销往波斯地区？波斯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模仿烧造中国青花瓷的？他们在制作工艺上有哪些突破？
中国早在唐代便已烧造青花瓷器。1975年，扬州地区考古工作首次发掘出唐代青花瓷器的残片。通过科学检测，这些碎片中含有钴、锰、铁等元素，其化学成分与唐三彩较为相似，推断其制作年代属于唐中晚期。2003年，河南巩义黄冶窑址也出土了唐代青花瓷片和蓝彩白瓷。成分分析结果与扬州发现的标本完全吻合，由此证实该窑场是青花瓷的重要产地。
唐“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盘。（蒋迪雯摄）
1998年，于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中，出土瓷器数量超过六万件，其中包括三件保存完好的唐青花瓷盘，这些瓷盘的颜料和纹饰，与中国传统瓷器存在明显不同，显然受到了西亚文化的影响，这从沉船一件瓷器上的“宝历二年”铭文可以看出，该年即公元826年。这艘船大概是在826年往后才启程的，源头或许在广府或者扬州，目标是西亚波斯湾某个港口，可惜在印度尼西亚海域遭遇海难。这表明唐代后期的青花瓷已经销往海外了。这些唐青花瓷盘以白底蓝绘为特色，上面装饰着阿拉伯风格的花草图案，它们独特的造型和装饰手法显示，很可能是专门为西亚市场量身打造的器物。
中国陶瓷为何能风靡西亚、欧洲及全球各地，原因在于其具备两大优势：首先，器型精致，观赏价值高，其次，器表平整，方便打理。中国陶瓷制造业的繁荣，根植于国内拥有极为充裕的瓷石和高岭土矿藏。相较之下，伊朗及西亚地区这类资源相当稀少。尽管伊朗存在高岭土，但对其的利用起步较晚，而瓷石资源则完全缺失。伊朗和西亚地区常用的基础材料包括黏土、沙粒和玻璃制品。当地陶工为了模仿中国青花瓷的烧制效果，开展了一系列技术上的革新尝试。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探索方向。
他们要模仿中国的青花瓷，起初必须在瓷器上涂一层白釉，白釉怎么得到呢？公元9世纪之前，西亚地区常见的陶器大多是孔雀绿釉或蓝釉陶器，这些陶器的胎料是黄色黏土，釉料是铅釉，并且釉料里混入了绿松石或孔雀石。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他们创造了一种叫锡釉的釉料，这种釉料里掺入了少量锡，这样一来，釉色就变成了白色。它的胎是黄色的，胎体采用当地黄色黏土制成，但它的釉色为白色锡釉。接着，他们在白釉表面用钴、铁、铬等材料绘制图案，最终制作出青花陶器。
这其实是一项技术创新，旨在获取与中国陶瓷相类似的美观效果。
故宫举办的“璀璨波斯——伊朗文物佳作展”中，有一件装饰着阿拉伯式图案的青花瓷器，名为抱月瓶，这件展品由视觉中国提供图片。
『破解中国瓷器的“奥秘”』
中国唐代的青花瓷器不知何故曾经停烧，直至元代才再度生产。据考古发现，恢复烧造的时间大约在十四世纪初。景德镇地区现查明存在多处元代青花瓷窑口，例如湖田窑和珠山御窑厂。出土的青花瓷器中，部分图案保留了中国传统风格，另一些则显现出西亚文化的特征。
元代青花瓷一经问世，便迅速销往西方地区。国内元代瓷器存世极为罕见，而在西方，有两个地方却收藏着一定数量的元代瓷器。
伊朗的阿达比尔陵寺，既是清真寺，也是王陵，二者合为一体。该建筑始建于十六世纪的萨法维王朝，由国王阿拔斯一世为其先祖建造。陵寺内有一处特殊建筑，当地称为瓷器宫或中国宫，其墙壁上设有众多壁龛，专门用来陈列来自中国的陶瓷器皿。阿达比尔陵寺的藏品里，有超过一千一百件中国陶瓷，其中元代瓷器有三十七件，其余大多是明代和清代的。土耳其托普卡帕宫也收藏了不少中国瓷器，包括四十件元代青花瓷，以及明代和清代的青花瓷。
西亚窑工除青花瓷之外，还尝试仿制中国的白瓷和龙泉瓷，他们追求的是质地轻薄且坚固，因为缺少瓷石，便研发出一种新材质，我们称之为熔块胎或者砂胎、砂玻胎，这种胎体最初在伊拉克被创造出来，时间是在公元九世纪，后来到了十一世纪，在埃及得到改进，再传回伊拉克并逐渐普及开来这种胎后来被西亚用来制造上等陶器，可以制成很薄又很坚硬的质地。
西亚地区制陶工匠在早期学习中国陶瓷时，不仅模仿其造型，也借鉴了釉色和装饰图案。后来，这些工匠逐渐不再局限于简单复制，而是开始设计更符合当地审美和实用需求的器皿，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陶瓷作品。明朝与清朝政权更迭期间，中国的瓷器外销数量显著降低，因为波斯制造的陶器品质优秀，能够与中国的瓷器相提并论，他们甚至将仿制的中国瓷器销往西亚多个国家以及欧洲各地。
欧洲人在西亚之后，也尝试复制中国陶瓷，最初他们参考了西亚的制陶方法，比如施用锡釉和采用熔块胎技术来模仿中国陶瓷。到了18世纪初，德国人终于掌握了制造中国瓷器的诀窍。他们最初依照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进行仿制，后来慢慢设计出适合德国人使用的器皿，比如人物造型的摆件、茶盏、咖啡器皿等。德国能解开中国陶瓷制造的秘密，是因为他们召集了大批专家，包括化学、物理、数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中国陶瓷进行了全面研究。从此，陶瓷学科开始发展起来。到了18、19世纪，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欧洲的陶瓷制造逐渐实现了工业化。到了20世纪初，欧洲的陶瓷生产技术传入中国，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陶瓷制造业的进步。
陶瓷领域极富魅力，同时也颇为繁杂。陶瓷连接了丝绸之路上的关键文明，揭示了中国与西亚长久辉煌的历史文化，描绘了多元文明互动互融、彼此学习的壮丽篇章。中国陶瓷西传西亚，是一桩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今后我们还将持续探索，毕竟其中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我们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