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身为诗人,身为小说家,同时也是读者。没人清楚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他是否早已将自己书房中的书籍全部装入行李箱,就这样随身携带,一路前行一路阅读。不然的话,随笔集《在地狱阅览室里》不会显得这般厚重。不管怎样,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创作。它如同波拉尼奥对自己一生创作的归纳与思索,是他为身后世界呈上的一份分量极重的清单。这表明,30年来,他于创作诗歌、小说的空余时间,持续不间断地读书、接受访谈、撰写评论,进而才有了这些饱含强烈爱憎情感的文章。
套用毛姆“作品即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我们似乎不难得出“阅读即人”的推论,毕竟,波拉尼奥从来不会因外界声音轻易改变自己一以贯之的文风,哪怕在生命尽头,他不得不四处迁徙,渐渐远离了他出生、长大的拉丁美洲,但事实上,谁都不能对《在地狱阅览室里》做出简单评判。它极为庞杂,包含了诗歌评论,散文随笔,文学批评,对话访谈等众多内容。恰似波拉尼奥本人,兼具多种身份,是诗人,是作家,是病人,是读者,有时愤世嫉俗,有时激情洋溢,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滔滔不绝。
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两个分裂的波拉尼奥。一方面,他说话言辞锋利,对丑恶现象充满愤恨,眼里容不得任何不好的事物 。他很清楚,向艺术领域的装模作样发起的斗争,几乎总会演变为针对社会关系中的虚情假意的斗争,即便如此,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意志坚定地维护内心深处这片仅存的净土,向那些他厌恶的、反感的、装腔作势的、毫无存在价值的“美洲纳粹文学”发起有力的攻击,另一方面,他又是温柔的、深情的。波拉尼奥和所有经典文学的资深粉丝一样,对经典作品怀有“不可理喻的热情”,对前辈作家也怀有“不可理喻的热情”,他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还不止一次地呼唤他们的名字 。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作家,他才能够抛开愤怒,朝着理想中的“天堂图书馆”靠近,即便他十分清楚当时的拉美文坛已经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恶劣处境中,好像不用“地狱阅览室”就难以抒发他内心的愤懑 ,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为何在他笔下会有那么多高频词 ,在整本书中 ,他提到了22次科塔萨尔 ,35次聂鲁达 ,43次略萨 ,78次博尔赫斯 。每一次提起时,波拉尼奥的笔下都带有难以言喻的激情,似乎只要一想起这些名字,他身边黯淡无光的现实世界就会被彻底瓦解,迎来一丝难得的光亮。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波拉尼奥性格上的反差呢?套用墨西哥作家豪尔赫·博尔皮的话来讲,《在地狱阅览室里》展现出一个规模宏大的波拉尼奥军团。他将自己一生的写作进行分散打乱,使其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与他笔下作品的主题形成了巧妙呼应,进而融合成这部厚厚的随笔集 。片段、腹稿、草图、概略,它们是行动所依据的理念,或是有关未来的省思,是一间在我们眼前敞开的实验室,是波拉尼奥用以排除万难、榫接巨著的原料。

我们还是不能忘记波拉尼奥自己,尽管如此。很难说他对自己有着怎样的评判,不过从他笔下的句子中似乎不难看出他内心的诉求。比如智利作家佩德罗·莱梅贝尔,以通常眼光看他是失败的,然而波拉尼奥坚信他没有失败。他的作品展现出一种因文学而生的令人心酸的胜利,“当从前那些轻视他的人纷纷掉入深沟时,佩德罗·莱梅贝尔依旧会是天上的一颗星” ,这样的形容同样适用于波拉尼奥本人 ,很多时候 ,他好似一颗遥远的星星 ,高高地悬在异国的星空下 。这样的人生毫无疑问是艰辛的,不过这样的人生又给他带来了另外一种视角,那就是只有远离智利,他才能够真正看清它的模样。
于是,在《看不到出口的走廊》中,波拉尼奥讲述了自己多年后重返智利的状况,时隔25年,他回到了智利,街道看上去实际上和以往并无二致,智利人的面容也依旧如此,这意味着极度的乏味或疯狂 。或者说,这个国家好似一条“找不到出口的通道”,它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向世界展现它的愚笨,“在明明能够飞翔时却执意下沉,在无可挽救地下沉时又决心飞翔,偏好血腥的矛盾,有着精神分裂般的反应”。与之形成有趣对照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大多数智利人都有一张神情极其严肃的面孔,一张忧心忡忡的面孔,一张仿佛正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的面孔,一张在几秒之内画风从塞尚过渡到毕加索又从毕加索过渡到巴斯奎特的面孔,一张我们这个走廊式岛国居民的常见面孔。
这些面孔传达出潜藏在智利人骨子里的某种基因,他们“安静而沉默”,始终用双眼“注视地面,仿若飘浮在一片虚幻的深渊之上”,换言之,“就好像机场是海市蜃楼,我们所有人都悬在空中,某种虚无奇迹般地或说宿命般地支撑着我们,它向我们索要一份神秘或说不可言喻的贡品,一份无人愿意偿付却也无人明说不愿偿付的贡品” 。显然,波拉尼奥并非智利人。在他眼中,生活在这个国度不会有未来。因为未来如同“一扇金属车库门猛地打开,既不洁净也不和谐”。所幸,他的思想与灵魂,早已追随他的步伐,远远地离开了那片遥远的大陆。他从不虚无,相反,从众多漂泊不定的同辈作家身上,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罗德里戈·雷伊·罗萨的笔锋》一篇里,他如此描绘这位危地马拉作家:“我乐意这般设想他:没有固定的居住之所,没有惧怕,是路边旅店的常来之人,身处热带的公共汽车站或者混乱无序的机场内,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或者一本蓝色封面的小本子,在那本子当中,各种令他好奇至极的事情,他昆虫学家般的胆量,缓缓展现出来。”同样,在一篇名为《在地狱阅览室里》的文章中,波拉尼奥向西班牙诗人莱奥波尔多·玛丽亚·帕内罗抛出了橄榄枝,他对这位诗人倾慕已久 。在他看来,帕内罗的诗作《纳西索斯》呈现出一种极端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是孑然一身,无所依傍,是在一场即兴音乐会上从头至尾讲一个故事,故事里侦探小说的主调与一个女人的死亡彼此交错,还与一个朋友的死亡彼此交错,也与一个梦的死亡彼此交错。
此时,罗德里戈·雷伊·罗萨成了他的同路人,莱奥波尔多·玛丽亚·帕内罗也成了他的同路人,甚至博尔赫斯同样成了他的同路人。他和他们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都是“路边旅店的常客”。他们都以自己的笔不厌其烦地再现出某种“孑然一身,无所依傍”的人生,并且从未放弃自己对文学的追求,也从未放弃对自由的渴望。他们都来自处于地图边缘的小国家,他们都是“活得肆意”的人,他们既能把朴素低调与张扬怪异结合在一起,又能将理性冷静和古怪反常结合在一起,就如波拉尼奥所说。于是,写作成了他们共同的归宿。因为只有全身心沉浸在文学世界里,他们才能远离喧嚣、芜杂的现实世界,随性而为,找到内心的安宁。(谷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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