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11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布了一篇关于《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的评论文章。作者知白在文中评价老舍的作品，认为其在情感氛围、写作技巧以及整体布局上均堪称上乘：既富有讽刺意味，又轻松愉快，同时结构紧凑。然而，他也指出作品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虽然数量不多，比如语言表达方面就略显不足。因此，他总结道：“老舍先生的白话文虽不及旧小说那般娴熟，却也并非生疏；遗憾的是，尽管读起来轻松，却不够精妙。”
朱自清即为知白，他的作品是老舍首次正式批评的对象。那时，老舍身处英国，未能目睹朱自清的观点。然而，对于自身的问题，老舍并非一无所知。《老张的哲学》完成后，他即刻意识到小说的气氛或格调尚有改进空间。然而，究竟如何改动，他却感到茫然无措。《赵子曰》这部小说在第二年九月完成之际，恰逢胡适先生莅临伦敦参加某次会议，老舍便给他寄去了信件，恳请他为自己的新作品提供指导，“我的这部小说读起来颇为滑稽，然而，是否已经从幽默滑向了令人不悦，我自己心中也没底。”
实际上，并非只有朱自清一人察觉到老舍的语言存在不足。在《我怎样写〈二马〉》一文中，老舍曾提及，“在《老张》和《赵子曰》中，我常常将文言文和白话文交织在一起；这种文字上的不一致多少能缓解一些矛盾感，从而引发读者的笑声。涤洲是第一个指出这一问题的，并且还劝告我不要采取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涤洲”亦称白涤洲，他与罗常培、齐铁恨同是老舍的挚友；他们追随蔡元培、黎锦熙和赵元任，成为国语运动的骨干力量。白涤洲曾劝告老舍：“务必将白话文的优美之处，融入文字之中。”然而，老舍并未接受这些建议，他在给白涤洲的信中写道：“我当时的想法是将文言文融入白话文，以此来提升白话文的水平，使其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他更倾向于接受沈兼士在1918年提出的观点，即：“我认为可以效仿日本的模式，逐渐在白话文中融入文言文元素，这样白话文就能得到提升，因为现在的白话文存在诸多不足。”
陈师曾《北京风俗》图册之玩鸟
1928年到1929年，作品在国内备受瞩目之际，老舍对用于创作小说的语言工具产生了新的见解，其文风亦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所创作的《二马》虽在文字上并未取得显著成就。他深知，正是同期阅读的经历，促使他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进而为新作在文字上带来了成功。在着手阅读这部小说之前，他首次为自己设定了阅读界限：“我要从近代的英法小说开始阅读。”
阅读有所限制，对老舍产生了两点启示：首先，他意识到了简洁语言的重要性；其次，他体会到了方言的魅力。第二个启示源于对哈代作品的阅读。老舍由此深刻领悟到，若要创新，必须摒弃文言文，“无需借助其他资料……将白话文的独特风味充分展现”。哈代笔下的方言，让老舍联想到了自己的母语——地道的北京话。或许，将那些陈腐乏味的文言词汇替换为生动的北京方言词汇，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他领悟了白涤洲的提议，表示：“我的笔渐渐开始深入地、一天天更多地，汲取那充满活力的、自然的、北平方言的精髓，不再愿意借助他人的文风来粉饰自我了。”
老舍恍然大悟，他认为在文字创作上必须付出努力，写出一篇既简洁又充满力量、易于阅读且充满美感的文章，这才算得上真正的本事——这无疑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系列图册中，收录了描绘玩鸟、旱龙船以及拉洋车的画面，其中特别呈现了拉洋车这一页面的精彩内容。
1950年，《老舍选集》的“自序”中，老舍提及了他于1936年所著的《骆驼祥子》在风格上的转变，这与他对于用字的认知提升和不懈追求密切相关。他深信将方言融入白话小说之中，若是有此必要，便需严谨对待，“一字一句”都不可马虎。在推广标准普通话的领域，他所扮演的角色独树一帜，他深知“我的创作曾在多个地区被采纳作为‘官话’教材”。怀揣着一个梦想，他希望在规范的现代汉语中，为自己的北京话版本赢得一席之地。
在1964年，他在为金受申所著的《北京话语汇》修订版撰写序言时，继续深入地进行了论述。
撰写小说与剧本之际，我常会不自觉地运用自幼习得的北京方言词汇。运用这些词汇时，并非一帆风顺。有些词汇听起来相当动听，却只有声音，没有对应的文字，不知如何记录下来；经过一番思考，最终只能作罢，内心颇感不快。还有些词汇，虽然原本有古字，但在北京人的口中却发生了音变，按照音节去寻找文字，往往徒劳无功。还有其他情况，既有声音又有文字，但当我把它写下来时，连我自己都难以理解它的含义和起源，感到非常郁闷；确实如此，我使用的这些字词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其道理，感觉非常尴尬：实际上，北京话的词汇中有一部分是借鉴了满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由于我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只能随波逐流，无法追溯其源头，自然也就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
这里列举了若干个例子，它们均选自《骆驼祥子》，这些例子均为独特的北京方言词汇，它们实际上是对其先前观点的有力佐证。
口头表述难以书写的内容，若能转化为声音和文字，通过运用“考本字”的方法，便能找到正确的字形。正如老舍所言，他的好友顾石君先生曾向他提供了众多北平地区口语中的字词。《骆驼祥子》这部作品中便包含了一些例子，比如“扵”、“謯”、“娽”、“瀎”、“泧”等字样（如图1所示）。其中一些正字来源于《说文解字》，然而在北京话的实际使用中，却存在着许多俗写的书写形式。
含有声音和文字的方言词汇，由于古字在口头语音中发生了变化而难以追溯，常让人误以为它们是没有文字的。当人们遇到这类词汇时，若无法找到对应的本字，就只能“创造”新字。老舍在创作中“创造”字词时，有时会从冷僻的古老文字中寻找替代，他沿用了沈兼士的方法：“应当寻找那些长久未被使用过的字来填补空缺”。在《骆驼祥子》中，“飠掌”、“飠央”以及“米工”等字词，便是这样产生的。
在第十八章中，祥子在毒辣辣的阳光下辛勤拉车，原本他并不打算再饮水，但一看到井水便不由自主地走过去猛灌了一通……喝罢，他忍不住连声打嗝，感觉水快要溢出喉咙！这里的“飠央”，在字典中的解释是饱腹。然而，在1978年的修订版中，这一字被改为“饣央”。而到了《老舍文集》第三卷（1982年出版）中，又再次更改为“漾”。而“漾”一词的含义是液体因满而外溢。至此“飠央”在后出的本子里彻底消失。
方言里存在一些词汇，它们有声音却无对应的文字，也可以称作“有音无形的字”，这类词汇往往来源不明，人们口头使用，却从未被记录下来，或者只是在需要时，勉强创造一个尚未被广泛认可的临时字来填补空缺。在北京方言中，赵元任与杨联陞所编纂的《国语字典》收录了十四个这样的词汇，其中包括一个﹝‥se.（sê）.F command to a camel to crouch down.﹞，这个词汇出现在《骆驼祥子》第三章中，被称作“色”。
祥子大声呼喊：“跪下！跪下！跪下！”他命令骆驼们屈膝；对于指挥骆驼的口令，他只知道“色——”意味着跪下；他自豪地运用这一技巧，特意让村民们知晓自己并非对此一无所知。
陈刚在其著作《北京方言词典》中提到，“se”这一词汇的语源可以追溯到蒙古语，用汉字写作“噻”。他举出的例句“骆驼骆驼噻噻”可以在张则之1932年编纂的《北平歌谣》中找到。同样，这一歌谣在赵焕筠同年编写的《春明儿歌集》中，被写作“骆驼骆驼缩缩”。
在“色”之外，第十一章中“卖糖的小贩急于将应时的商品迅速处理掉，气喘吁吁地大声呼喊，听起来让人感到非常震撼”这一句中的“措”也是一个没有文字但具有声音的词汇。在齐如山的《北京土话》中，这个字被写作“搓”，“搓”字的意思包括铲除、清除、收拾等，比如院子里有脏土需要清除出去，就可以说“搓出去”。同样，在摊位上售卖落花生等物品时，也可以说“搓一堆”。
在面临需要传达“措”这一含义的情境时，老舍并未形成固定看法。他曾选用“推”字，如《老张的哲学》中所述：“王家正期盼着新娘到来以驱散邪气，而陈家尚有四位待嫁的姑娘，每推出一位都是一种解脱，越快越好，绝不嫌其急促。”他还使用过“铲”字，见于《柳家大院》中：“恰在此时，有人前来为小王提亲，对象是一位十八岁的姑娘，既能洗衣又能操持家务，彩礼仅需一百二十两银子。”老王显得愈发焦虑，似乎只有迅速将二妞驱逐才能让他感到舒心。在多数情形下，老舍只是随意挑选了与原字同音的字，比如“挫”、“搓”以及“撮”。
《骆驼祥子》中亦包含若干带有地方特色的词汇，这些词汇发音虽近似于无字可寻，然而其含义却难以明说。例如，在第七章中，祥子听到高妈的话语后，认为“七开八得”（满语）所言有理；而在第九章中，描述老头子的“棒”（满语）以及“色”（蒙语），这些词汇均与北京话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周作人将《骆驼祥子》誉为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同属一脉的“不朽之作”，认为其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中国白话小说的创作历史已有四五百载，其语言风格从最初的言文一致逐渐演变为一种纯净的文体……尽管现代小说在内容上不断革新，但语言上仍有所依托，继续沿着这一道路发展。到了老舍的作品中，更是强化了北京话的运用，因此他的作品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经典之作相媲美，这种相似并非偶然。
随后，《骆驼祥子》的英文译本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1945年10月，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纽约发表演讲，特别提及了老舍的这部作品，媒体评论称他“对这部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强烈建议美国读者阅读其英文版。”这一时刻，距离老舍1926年以《赵子曰》向这位现代白话文大师请教，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
应当指出，谈及老舍在提炼北京方言并融入现代白话文中的成就，无论何人，都难以否认何容在《语言的创造者》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
语言在文字之前就已存在，然而，方言得以演变为国语，土语得以升华成雅言，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学上的巧妙运用。英国语言的成熟得益于乔塞的推动，意大利语言的成熟则归功于但丁的成就，而中国语言的成熟则依赖于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燕北散人、老残等人的贡献。若不忌讳赞誉之嫌，我们甚至可以将老舍视为这一行列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