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念并非能够轻易完成，它需要等待适当的时机。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即“第二个结合”），一方面是对文化发展所面临紧迫问题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取向，这无疑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
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外来思想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浪，来势汹汹却转瞬即逝。唯独马克思主义，逐步深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深处，从表面走向了本质，成为解决现实与发展难题的指导思想，坚定地引导着中华民族迈向复兴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激发、熔炼和提升下，实现了创新性的转化与发展，释放出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能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相融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向于“内在化”和“本土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真正的现代化转型，而这一融合所形成的有机体，正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契合的文化新形态。
「历史生成」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其背后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若将其置于近代以来，尤其是我们党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中仔细审视，便会发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合，这一过程实为历史性的演进。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和掌握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承、演变、融入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和谐共生。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其内在的生成机制，这涉及对君子之德、民众至上理念以及天下大同观念的梳理，并从理论层面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融合以及其深刻内涵的阐释。
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里，君子之格备受尊崇。古人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则是对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理想的向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念亦在强调人格与德行的至善。然而，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遭受了否定与批判。在此背景下，有识之士开始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
历史与人民的抉择引领中国踏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与理念未曾停止，依旧在无形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着重指出“富贵不能使我沉溺、贫贱不能使我动摇、威武不能使我屈服”；陈毅在深夜时常常自我反省，以实现自我改进并继续前行；谢觉哉提倡与自己进行“审判”，严格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这些传承下来的精神修养和人格追求，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得到转化和提升，为包括历史使命感与牺牲精神在内的诸多方面赋予了新的解读。
“民为国家的根基，根基稳固则国家安宁”和“上天所见如同民众所见，上天所听如同民众所听”以及“民众至上，国家次之，君主最轻”等观念，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明的民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契合，迅速被中国人民所认同和接纳。
在延安时代，中共正式确立了“服务人民”的核心宗旨，继承了民本思想的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物质主义倾向，将民众是否拥护、是否赞同、是否满意、是否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和方针的重要评价依据。国家领导人强调“江山属于人民，人民亦为江山”，这一论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均在于人民，从而使传统的民本思想得到了全新的现代解读。
在古代中国，"天下"这一概念远超出了地理范畴。它代表着民众的栖息之地。自近代起，"天下"的观念逐渐演变为民族意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进行了重新诠释，其核心是反帝。随着五卅运动的爆发，引发了各阶层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浪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帝的立场上，展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此同时，这种民族观念亦蕴含着全球视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领导人屡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这一系列表述充分展现了与民族观念并行不悖的世界观念。
当然，这一历史渊源尚需进一步探究。我们应当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相融合，特别是那些核心价值理念的结合，这既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亦是我们党主动构建并自觉发展的理论成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炼总结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诸如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施政以德、革旧布新、选拔贤能、天人合一、不断自强、厚德载物、恪守诚信、和睦相处、亲近仁义、友好邻邦等。这些观念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积淀的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集中反映，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相得益彰，展现出极高的契合度。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必须扎根于充满活力的实际，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经验、具体做法以及规律性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于更为宽广的文化领域中，积极寻求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与制度突破。
「内在机理」
中华传统文化彰显了和平、稳定、和谐的治理理念与政治理念，孕育了注重实际应用的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源自以欧洲文明为标志的西方文明，同时也是对现代西方文明发展困境的回应，代表了超越资本主义、指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先进理论。在这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代上的差异和古今之别，还存在着文明上的差异和中西之异。然而，即便超越了各自时代的局限和文明的传统，它们依然展现了突破既定历史与时空框架的非凡价值，实现了在“科学普遍原理”与“不易正常之道”这两个层面的共识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这表示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策略来激活和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使它更贴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相协调。在此，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与理想点燃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思想以及家国情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念催生了传统文化中注重实际应用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历史观触发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崇尚的人际关系伦理和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党性锻炼唤醒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崇尚的君子品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则激发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我们党所领导的一系列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事业，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赋予了崭新的革命性价值。毛泽东思想着重强调的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精神，增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刚毅奋进、永不停息的民族气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品格与历史观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则进一步提升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追求“致中和”、寻求动态平衡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与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相融合，这亦指中华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激发下，主动作出反应、施加影响，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向更深层次的内在性和自发性发展。以熊十力的“新易学”、马一浮的“新经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为例，这些学术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的积极回应。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迈入了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借助仁义理念，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构建；依托经世致用的文化品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与实行；运用中庸之道和动态平衡的策略，助力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全面深化，从而孕育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标志着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并指向对本土思想的创新；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旨在实现其“新生”与“复兴”，这也意味着它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激发，高举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展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旺盛活力。“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由“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演变而来，并最终演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变化标志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到中国人民的骨髓，同时也表明我们能够从自身的丰富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通过科技、政治到文化的连续冲击，暴露出传统文化在被迫变革的同时，又必须适应变革的尴尬境地。如今，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我们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并坚定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和坚定信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并强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这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国的视角，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阐释中华文化如何通过创新性的转化和发展，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第二个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紧密相连，同时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进而通过这种“结合”孕育出的新文化，塑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化面貌。同时，我们还需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结合，坚持守正出新，提炼并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象征，挖掘并呈现其中蕴含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精华，从而更有效地塑造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力量。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黄凯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