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再次踏入白宫，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上任伊始，他即对美国的骄傲——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像哈佛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发起了攻击。近期，以“反犹太主义”和“国家安全”为由，国土安全部突然取消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导致超过六千名留学生面临被遣返的风险，同时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科研资金也被暂停发放。政府甚至施压高校提交学生政治活动的敏感记录。
哈佛大学迅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责这一行为构成违宪的政治报复，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术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激烈冲突。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并非偶然，而是其系统性“逆政”策略的核心所在——通过限制学术自由、排斥外籍人才、削减科研资金，旨在重塑一个以“美国优先”为宗旨、服从政治主导的精英教育体系。这种公然违背开放包容潮流的所谓“逆政”，其危险性如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的文化专制，产生了令人不适的共鸣。历史经验告诫我们，这极有可能再次上演“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的悲剧。
2025年4月17日，这一天正值当地时间，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内，哈佛园（Harvard Yard）成为了抗议的焦点。示威者们手持标语，围绕着约翰·哈佛的雕像，对总统特朗普针对哈佛大学的指责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这是由视觉中国提供的资料图所记录的情景。
现实：特朗普“逆政”的目的和手段
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逆政”意图明确，采取的手段也极为丰富，这实际上是一场旨在服务于其政治目标的、涉及文化领域的战争。其核心目标是进行政治上的清洗和文化的立场选择。
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知名常春藤院校，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坚强阵地，它们所倡导的多元化、平等与包容政策（DEI）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派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朗普政府巧妙地利用“反犹主义”作为突破口，实际上旨在促使高等教育机构取消对少数群体的招生优惠政策，同时强迫它们参与政府对学生政治活动的审查，其核心目的是削弱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阵营，并迫使学术机构屈服于政治权威。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财政手段被直接运用。哈佛大学的联邦资助金被冻结，总额高达22亿美元，同时对其价值5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施加压力，威胁征收21%的“投资收益税”，哥伦比亚大学被迫裁减180名员工，这些举措均展示了如何通过经济手段迫使高等教育机构屈服。
其次，重点在于对人才选拔和移民管理双轨体系进行重新构建。特朗普政府一方面积极进行非法移民的驱逐，并计划废除出生公民权，以此制造排斥异己的氛围；与此同时，却对EB-1A杰出人才、NIW国家利益豁免等高级技能移民类别给予便利，意图将有限的移民名额集中分配给那些“有钱有才”的精英阶层。在签证政策方面，这种筛选表现得尤为明显，国际学生在人工智能、芯片等14个核心科技领域的签证被拒比例已从12%猛增至43%，OPT实习签证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而华裔学者更是成为“中国行动计划”引发的沉默效应的主要受损群体。
最终，关键在于社会动员和选民基础的稳固。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巧妙地将高等教育机构描绘成“觉醒文化”的标志，借此满足其核心支持者中广泛存在的对精英和体制的抵触情绪。例如，共和党议员爱丽丝·斯蒂芬尼克等人的公开批评，将哈佛教授视为“与美国价值观背道而驰”，使得学术机构深陷其中，沦为政治极端化的牺牲品。
历史：纳粹德国推动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
历史之镜常常引人深思。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李工真教授，曾以纳粹德国的历史为鉴，有力地阐明了一条不可辩驳的历史法则：任何类型的文化独裁，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规模的知识流亡现象，而人才的被迫流动则将彻底改变全球科学文化的整体布局。
纳粹的“逆政”思维明确且冷酷无情。自1933年希特勒掌权以来，他便以“种族纯洁”和意识形态的纯净为幌子，对德国的学术界进行了全面的清洗。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暴力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手段，比如那部臭名昭著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它成为了驱逐犹太裔学者和异见者的法律依据。威廉皇帝研究院，即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其院长彼得·德拜，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仅仅因为拒绝向纳粹政权宣誓效忠，便不得不流亡至美国。
在此期间，科学被迫带上政治的枷锁，变成了权力的附庸。物理学家弗里茨·豪特曼斯因拒绝参与铀弹的研发而遭受了迫害，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斯·冯·劳埃的悲愤之语——“科学家不会创造出他们根本不愿意创造的东西”——深刻地揭示了科学在政治面前的无奈与悲哀。
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成果令人震撼：在1933年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大约有两千名精通德语的杰出学者被迫远赴美国，其中238位学者最终成为了各自学科领域的奠基者，这一比例在当时美国顶尖科学家群体中占据了令人瞩目的79%。
这些知识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来说，无疑引发了一场科学领域的变革。爱因斯坦的加入，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为了理论物理领域的国际圣地；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等人的重要贡献，直接推动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实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对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为关键的是，他们引入了新的制度变革，加速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进程，确立了“产学研”紧密融合的格局，使得美国在短短十余年时间里，由科学领域的追赶者一跃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领跑者。
这段历史对德国来说充满了痛苦，对美国来说却显得异常“幸运”，它向人类揭示了深刻的教训：纳粹的“逆政”行为本质在于将文化和知识沦为工具，将杰出人才推向对立面，其最终结果是德国亲手摧毁了自己百年的科学优势；与此同时，当时坚持开放政策的美国，却意外地成为了这场人类悲剧的最大受益者，实现了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迁移。
特朗普“逆政”对美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打击
审视特朗普政府现行的反动政策，这种做法正对美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带来严重的、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损害；其运作方式和所带来的影响，与纳粹德国时期的情况令人担忧地相似。
人才流失问题日益加剧，首当其冲。哈佛大学禁止招收国际学生的举措产生了连锁反应。据调查，75%的美国外国科学家因当前环境因素考虑离开，而欧洲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下降了50%。华裔学者群体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其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华裔的学术不端调查占比高达90%，这一现象迫使众多杰出人才不得不选择提前退休，或是前往欧洲、亚洲等地寻找更为稳定的工作环境。
再者，支撑美国在全球科研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生态系统正遭遇严重的结构性崩溃危机。科研资金遭遇大幅削减，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财政预算有可能被削减至原来的25%，这一变化将导致众多基础研究项目被迫停滞不前。更为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对科研领域的粗暴干涉，使得联邦资助的项目不得不强制执行“政治正确”的成果要求，一旦不符合这一标准，项目便可能遭受撤销资助的威胁。这种压力迫使科学家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从而极大地压制了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
最终，这种做法将造成经济利益和国家软实力的双重损害。国际学生在美国每年为经济注入大约430亿美元，而签证政策的不断收紧已经让众多大学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此外，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软实力基石——其声誉——正在急剧下降。正如牛津大学的西蒙·马金森教授所警示的那样：“哈佛声誉的下滑，意味着美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削弱。”
对比历史与现今，其警示作用愈发显著：希特勒驱逐犹太学者之举，直接使德国错失了发展原子能的先机，并在核武器竞赛中全面落后；而今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的打压，以及对外国杰出人才的排斥，恰似在美国急需引领未来的关键领域——诸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自我封闭，为潜在的对手提供了战略上的有利时机。
对中国的启示
特朗普的执政策略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打击，却意外地为我国及诸多致力于增强科技竞争力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吸纳全球精英人才的难得机遇。据央视新闻，德国、新加坡、日本、法国等国家纷纷考虑或已着手实施政策，以吸纳那些受到特朗普政策影响的外国留学生。
然而，能否将机遇转变为长久的优势，其核心在于我国是否能够实现深层次的制度革新，打造出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人才环境。我国必须实施政策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
在政策制定方面，执行精确的引才战略极为关键。需优先引进那些在美国面临系统性排斥的杰出华裔科学家，以及那些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核心“卡脖子”技术领域具有丰富学识的国际精英。可以参考深圳“孔雀计划”的成效，提供极具吸引力的研发资金补助（甚至高达数亿元）以及强有力的算力基础设施援助，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产业领域，务必扶持并增强一批能够实现国际尖端技术突破的科技创新企业。迫切需要涌现出更多如“深度探索”般的公司，依托于自研的强大技术成果，例如DeepSeek-V2大模型，打造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磁场，为顶尖人才提供展示才华、实现个人价值的优越平台。
高校改革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国能否把握住发展机遇，其关键在于明确三个发展方向。首先，必须切实推进去行政化进程，确保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防止重蹈美国“政治过度干预科研”的教训，打造一个思想得以自由翱翔的学术环境。其次，我们应着力提高学校的国际化程度，设立高水平的全英文授课的学位课程与科研课题，主动对接欧洲博洛尼亚教育体系等国际高等教育规范，为那些因美国政策变动而被迫寻求其他途径的顶尖学府（例如哈佛）的杰出学子们，提供一种无缝对接的替代方案。第三，我们可以参考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成功经验，积极促进产学研的紧密结合，通过高校与行业领军企业共同建立联合实验室及研发机构，有效缩短科研成果从研发到市场应用的过渡时间。
对于众多中国青年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新规划个人发展路径的重要节点。留学决策需更加审慎，暂且避开美国签证政策愈发严格和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转而将目光投向欧洲、新加坡等地，这些地方以其开放性和稳定性成为更佳的替代选择；与此同时，还需密切关注国内新兴科技领域的领军企业（例如杭州的“AI六小龙”）所提供的优质深造和就业机会，将自己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潮流相结合。在专业选择和研究领域方面，我们应当更加主动地与国家的核心战略需求保持一致，积极投身于量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至关重要的“卡脖子”领域，将个人的智慧和努力，巧妙地融合到国家科技创新和自主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去。
李工真教授的研究早已向我们发出警醒：那些坚持文化独裁的国家终将遭受报复，而那些秉持文化开放的国家则会获得丰厚的回报。面对我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我们并非仅仅追求成为“下一个哈佛”，而是要积极创新，努力塑造一种全新的科学自由领域，凭借其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对知识和人才的深切尊重，使之成为全球科学精英们心驰神往的新目的地。
历史的剧本往往在令人惊叹的相似之处中揭示出深刻的道理。昔日，纳粹德国对文化的严格控制以及极端的清洗行动，最终导致柏林变成了一片科学文化的荒漠；然而，那些被迫流亡的知识分子们，却在遥远的新大陆上创造了照亮世界的“普林斯顿奇迹”。今日，特朗普当局对包括哈佛在内的众多学府的围攻，或许正推动波士顿128号公路科技带的衰落，与此同时，也为深圳南山、杭州云栖等东方创新前沿地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活力。
美国在过度追求“安全至上”的极端思维下，持续加强边界防护、自我封闭，此时，中国能否从前人“文化开放”带来的利益中吸取经验教训，运用更卓越的智慧、更坚定的意志以及更宽广的胸怀，打造一个真正具备包容性和全球吸引力的创新生态体系？这一问题的解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一百年全球科学领域的霸主地位将归属于何方。人类文明的进步历程揭示了一个道理：科学研究的领域本不应受到国界的限制，然而科学家们仍需一片能够安放书桌、自由追寻梦想的土地；真正的世界强国并非依赖封闭的思想壁垒来束缚光芒，而是通过广阔而灿烂的星空，吸引并鼓舞着全球的追寻者。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