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通常落在公历6月21日至22日这个时间段。在这一天，太阳的运行轨迹恰好位于黄经90°，而北斗七星中的斗柄也恰好指向了古代宇宙观念中的“午”点。
夏至，作为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立的一个，其存在早已被我国古代先民所认知。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我们的祖先便通过土圭测影的方式，精确地确定了夏至这一节气。在《春秋左传》中，就有“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已备故也”的记载，其中的“至”即指夏至和冬至。这表明，每当这八个节气来临，人们都应详细记录天气变化，以便提前做好防灾减灾的准备。
夏至，一个极为罕见的节气，在陈希龄的《恪遵宪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夏至期间所出现的三个地理学特征：太阳直射点达到最北端，白天时间达到最长，日影缩短至最短，因此得名夏至。这里的“至”字，意味着极致。首先，“日北至”这一说法揭示了夏至标志着太阳向北运动的终点，夏至之后，太阳的直射点便开始由北回归线向南推移；其次，“日长至”这一表达说明了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天最长的一天，随后的白天会逐渐变短；再者，“日影短至”这一现象指的是在夏至当天，正午时分太阳几乎直射地面，导致北半球影子达到最短，而在北回归线附近，甚至会出现“立竿无影”的奇特景象。除此之外，根据天文观测，夏至期间还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星象现象——北斗七星中的斗柄指向南方。自古以来，人们便相信北斗七星具有指引方向和确定季节的功能。究其原因，在于随着季节的更迭，北斗七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也随之变化。“斗柄南指，天下皆夏”，在晴朗的夏至夜晚大约22点钟左右，黄河流域的观测者都能看到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正南方的天空景象。
社会治理时间中的夏至：
太阳的运行轨迹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此，我国最早的历法便是依据太阳的运行轨迹所编制的太阳历。而最早的节气，则是基于对太阳在地面上投射的影子长度进行观测而确立的，其中夏至和冬至便是典型的例子。
夏至过后，气温逐渐攀升，暴雨频发，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同时毒虫肆虐，疫病也开始蔓延。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由于自然界中昼夜长短的变化加剧，白天变长，夜晚变短所致。因此，古人将夏至视为“阴阳失衡”的时节，认为它是不吉利的。为了消除灾害，避免毒邪，天子必须举行祭祀仪式，以期达到阴阳平衡。
夏至时节，阳气达到顶峰，而阴气则处于最微弱的状态。由此，夏至被称作“一阴生”，与之相对，冬至则被称为“一阳生”。从冬至到夏至，再从夏至回到冬至，这构成了阴阳之气在天地间的一个完整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夏至的重要性正如崔灵恩在《三礼义宗》中所阐述的那样：“至”字有三层含义：一是彰显阳气的极致，二是标示阴气的初现，三是指出太阳运行至北回归线的时刻。因此，称之为“至”。夏至时节，必须选用阴性的物品来进行祭祀活动，目的在于提升阴气的能量，调整阴阳失衡的状况，以期达到阴阳平衡。在古人看来，阳代表天空，阴则象征大地，所以夏至祭祀大地是必要的。《周礼》一书中提到：“夏至之日，于方泽之地举行祭地之礼”，即在夏至这一天，古代的帝王会在水域丰富的“方泽”地举行祭祀仪式；《周礼·春官·神士》篇章中亦记载：“夏至之时，向地神展示各种神物”。祭祀的对象包括大地以及所谓的“物魅”，其中“物魅”指的是众多神灵。对大地的祭祀旨在祈求阴阳平衡、风雨适宜以及五谷丰登；而对“物魅”的祭祀则相信它们有能力驱散疾病和饥荒。相应地，在冬至这一天，人们还会对天空和人间鬼魂进行祭拜。
自那时起，汉代继承了夏至祭地的传统，《史记·封禅书》中有所记载：在夏至这天，人们会祭拜大地，并伴随着音乐和舞蹈。这样，神灵便得以受到适当的礼仪。继汉代之后，许多君主也遵循这一习俗，举行夏至祭地仪式。到了宋朝，不仅举行祭祀活动，夏至节期间，官员们还能享受三天的假期；而到了明清两朝，夏至这天，皇帝会亲自在地坛主持一场盛大的祭地大典。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的地区，如今的地坛公园，正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祭祀土地的神圣场所；园内的方泽坛，则是进行祭地典礼时不可或缺的核心建筑。
夏至不仅代表了天文气象学上的一个特定时刻，而且在古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它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职能，成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家级公共时间标志。
很多端午习俗都来源于古代的夏至节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诗作《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中曾如此吟咏：“昔日在苏州时光，常品味夏至之宴。粽香筒竹鲜嫩，烤鹅炙脆味美。”为何在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中，吃粽子和烤鹅，而白居易的诗歌中却描绘了夏至时节的粽子呢？难道是他有所误解吗？
为了准确把握这一议题，我们必须掌握夏至与端午节之间的关联。正如前文所述，夏至作为首个被确认的节气，其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时代。而端午节，则是在唐代中后期才被赋予固定名称的节日。以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为例，其中并未记载五月初五日吃粽子的习俗，却将吃粽子的传统归入了夏至节之中。关于竞渡活动，隋朝的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将其视为夏至节日的娱乐项目之一。进入中唐时期，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正值夏至与端午节界限模糊不清的时期。然而，这种混淆在宋代得到了解决，端午节在那之后确立为一个稳定的节日，并且逐步将夏至的习俗纳入端午节的庆祝传统之中。因此，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众多端午节传统，实际上源自于古老的夏至庆典。
这样的文化演变，一方面源于历法的更迭，另一方面，还得益于自唐代起，我国传统节日逐渐由原先侧重于祭祀神灵转变为更加注重娱乐大众的发展态势。
考察历法变革对夏令时的影响，我们发现，在秦朝之前，我国采用的是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尽管这一历法在汉代仍有所保留，但其已无法满足日常生产与生活的需求。汉武帝在位第七年，将颛顼里更名为太初历，此历法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份，并将节气融入每月之中。具体而言，将二十四节气分为十二个中气和十二个节气，以冬至为起点，单数月份标记为中气，双数月份标记为节气。若某月内缺少中气，则该月为闰月。此规定确保了节气、中气与月份之间的关联，使得历法与天象变化、农时季节更加吻合。
依据十月的颛顼历进行推算，夏至的日期落在五月的第四天或第五天，即所谓的“五月初五”。自汉代起，随着太初历逐步取代颛顼历，夏至的日期不再固定于“五月初五”，而是有时在五月之初，有时在五月之中，有时在五月之末，换言之，太初历之后的夏至日期与颛顼历中的“五月初五”夏至日逐渐产生了差异。
夏至的传统习俗虽已远去，然而“五月五日”这一节日却依然沿袭至今，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民间节日。五月，亦称“午月”，源于天干地支纪月体系，正月以寅为起始，二月为卯，依次排列至第五个月即为午月，涵盖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至小暑这一段时间。午时五行属阳，午月却常被视作“恶月”，乃因该月天地间纯阳正气达到极点，阴阳失调严重，阳气在上翻腾，阴气在下受压，正值阴阳激烈冲突之时。于是，五月五日，亦即五月午日，这一日里月与日均为阳，不论是“重五”还是“重午”，都寓意着矛盾与不和谐，故而成为祭祀、驱邪、避邪、消除邪恶的吉日。
周朝时期形成了“五月五日，蓄兰以洗浴”的风俗。鉴于端午节在古人观念中是可能导致疾病甚至瘟疫流行的“毒日、恶日”，于是出现了洒雄黄酒于墙壁门窗、悬挂艾叶以驱邪避虫等众多民间传统活动。俗语中亦有“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的说法，这些活动对身心健康有益。毕竟此时节蛇虫众多、气候炎热，确实更容易发病或被咬伤。
《后汉书·礼仪志》中有所记载，汉代五月五日时，人们会采用朱红色的绳子以及五彩斑斓的印章来装饰家门，这一习俗不仅融合了夏、商、周三代关于夏至的传统，还用以驱邪。而在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同样记载了五月五日的习俗，包括斗百草、采摘艾草、将艾草悬挂于门上、举行龙舟竞渡、用五彩丝线系在手臂上等，这些活动均具有驱邪和祛病的意义。显而易见，在沿袭至今的“五月五日”传统习俗中，蕴含着显著的扶助阴气、抑制阳气的理念，同时兼具驱虫、解毒、祛邪、祈愿身体安康和平安的美好愿望。
此外，《荆楚岁时记》这部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有所记载：在夏至这一天，人们有吃粽子的习俗。周处将其称为角黍，而人们则用新竹制成筒状的粽子。他们还会将五彩的练叶插入臂弯，称之为长命缕。这表明，在汉代之后，随着节俗的演变，夏至这一天又融入了食粽子的传统。而这一食俗背后的深层含义，则是追求阴阳平衡的理念。
粽子在古代被称为角黍，这一名称来源于其牛角般的形状。在古代，人们有使用牛角来装载酒食祭拜祖先的风俗。据古人的说法，制作角黍需要选用菰叶，因为菰叶生长于水中的阴凉之地，其寓意与“阴”有关。而“黍”则具有阳火之性，因此也被称为“火谷”。当菰叶与黍结合在一起时，象征着“阴在外，阳在内”以及“阴阳相合”的状态，这便是阴阳和谐、阴阳平衡的象征。《齐民要术》卷九及《太平御览》卷八五一所引《风土记》中提到，粽子象征着阴阳尚未分离、相互包裹的状态。这一在夏至时节食用粽子的传统，在明清时期仍盛行于江南地区。例如，弘治年间的《吴江县志》中记载：“夏至之日，制作麦粽，祭祖仪式结束后便互相馈赠。”而《姑苏志》则描述苏州地区在夏至时制作角黍，食用李子以缓解夏日的疾病。
在江南，夏至时节人们有食用鸭肉和鹅肉的习俗，这一传统与粽子背后的理念相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禽类的脚爪有四只，属于偶数，按照古人的分类方法，偶数脚爪的动物被视为阴性；另一方面，鸭子和鹅都是生活在水中的动物，而水生生物通常也被认为是阴性。正因如此，夏至时节的“烹鹜”食俗便应运而生。
这些活动往往与“水”等女性化的事物紧密相连，例如龙舟竞渡以及各类祈雨仪式。在南方众多地区，五月五日的正午时分，人们会前往水井汲取新水，用以更换家中的饮用水缸，这些传统习俗旨在强化阴性元素，并祈愿阴阳之间的和谐平衡。
唐代中后期，端午节逐渐确立为具有固定名称的节日，并逐步取代了夏至的地位。在唐代之前，五月五日是普遍流行的五月节名称。甚至在初唐时期的官方文件中，五月五日也是常见的表述。然而，到了盛唐时期，情况发生了转变，官方文件中开始出现“端午”这一称呼。唐文宗在开成元年的《开成改元赦文》中，明确指出“各道在正月初一、端午节、降诞节、冬至进奉等节日，自即日起暂停三年”。在这一时期，端午节与寒食节、上巳节、重阳节并称，正式成为了具有特定含义的节日名称。
端午节在确立为固定传统节日之后，逐渐将夏至节原有的习俗融入自身，端午节的庆祝活动包括了祭拜土地神的官方仪式，并演变为一个集祈福、驱邪、防疫、卫生和狂欢于一体的欢乐庆典。这一变化使得原本以官方政治话语为主导的夏至节，转变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民俗节日——端午节。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时至今日，夏至节气的某些传统习俗中仍存有端午节的某些遗风。
夏至除了我们已知的习俗，还保留了一种独特的节日传统，那就是“夏至吃面”。这种习俗背后，实则蕴含着夏至时节“荐新祭祖”的民间风俗。当夏至来临，正值大麦、小麦收割完成之际，这些新鲜粮食上市后，人们吃面不仅是为了品尝新粮的喜悦，同时也承载着对新麦祭祀祖先的深刻含义。然而，时至今日，夏日吃面的习俗中原本蕴含的祭奠祖先的深刻含义已逐渐被人们遗忘。
这一天阴晴、降水与否关系农作物收成
夏至不仅是关键农事时刻，农谚“夏至来临，农具莫停歇”揭示了夏至承接着芒种的忙碌，是农民们最为繁忙、劳累却也最能感受到丰收喜悦的时节。有农谚概括道：“夏至日，白昼最长，南北坡地农夫忙碌不停。玉米和夏谷亟待播种，大豆若延迟，将徒长无收。”夏季作物在芒种时节播种后已发芽，此时需剔除多余的嫩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若发现某些地方苗株不足，还需及时补充，这一过程在民间被称作间苗、定苗以及补苗。
在夏至节气期间，气候状况对农作物的成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降水量，另一方面则是气温。我们先来关注降水量这一方面。夏至时节，我国众多地区气温攀升，阳光充足，农作物迅速生长，此时降雨对农业产出影响显著；夏至期间的天气状况，包括阴晴和降水与否，与农作物的收获密切相关；古有谚语云：“夏至雨滴贵如金”“夏至若降雨，粮仓满溢”“夏至东南风起，不种低地注定贫穷。”这表明，若夏至时节吹起东南风，预示着干旱，低地反而可能获得丰收，而高地因缺水则可能歉收。
第二点是温度的作用。自夏至节气起，气温逐渐攀升，但夏至并非全年最热之时。有句俗语道：“三伏天最热”，指的是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早在秦德公二年（公元前676年），我国便已确立了伏日的计算方式。《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解中提到：“伏者，指的是阴气即将萌生，临近夕阳却尚未上升，因此暂时隐藏，故称之为伏日。”确定“伏”的时间点，是以夏至为参照，通常情况下，夏至之后，第三个天干为“庚”的日子即为初伏，再过十天，第四个庚日则是中伏，而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则是末伏，这三个阶段合称为三伏。初伏和末伏都固定为十天，而中伏的时长却因年份而异，可能是十天，也可能是二十天，这一时长主要取决于夏至至立秋期间共有多少个庚日：若为四个庚日，则中伏与末伏之间的间隔为十天；若为五个庚日，则间隔为二十天。因此，夏至当天的天气状况，也会对随后三伏期间的温度产生一定影响。“夏至时节，若酉时正值三伏天，或是夏至与辛伏暑气交织，都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现象。”“在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上海地区流传的农谚‘夏至云遮，三伏热至；重阳无雨，一冬晴朗。’对夏至对三伏天气温的影响进行了形象而深刻的描述，便于人们根据夏至的天气状况预测伏日的温度变化，从而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老树画画”笔下的夏至
日常生活中的夏至：
人们互赠多由菖蒲制成的扇子
夏至标志着夏九九的初始。在明代《五杂俎》中，九九歌的描绘极为形象：“一数到二九，手持扇子不离身”。在空调尚未普及的古代，扇子无疑是夏日里最佳的降温利器。在唐贞观时期，李世民皇帝亲自挥毫题扇，并在端午节时赠予亲信，寓意“带来微风，增添美德”，从而开启了端午节和夏至节赠送扇子的传统。据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礼异》中记载：“夏至这天，送上扇子和粉脂囊，都有特别的寓意。”
古时的扇子大多以菖蒲为材料制作，具有驱除邪气的功能，因而得名“避瘟扇”。人们相互赠送扇子，此举亦寓意着节日的美好祝愿。得益于皇帝的推崇，唐代扇子的赠送活动逐渐繁荣，长安东市也因此形成了专门的“扇市”。自那时起，端午节至夏至期间，除了互赠扇子，亲友间还增添了香囊作为礼物。《辽史·礼志》记载，夏至这天，人们习惯称之为“朝节”，届时妇女们会相互赠送彩扇，并用装有粉脂的小囊进行馈赠。所谓的“朝节”，实质上是一种互赠礼物的习俗，特别是女性之间，她们会互相交换扇子、脂粉等物品。扇子是用来扇风取凉的，而粉脂则用于涂抹，以散发体内产生的热气，从而预防痱子的发生。
自那时起，扇子逐渐演变成了男女间表达爱意的信物，正如《桂花》一诗所述：“五姐佳节至，郎君购白扇以赠佳人，鞋袜破损时，姐姐细心修补，衣衫汗湿时，郎君再次送来，……纵使白扇非我所求……手握白扇轻扇郎身，若非情郎，扇向何人。”在《红楼梦》第31回中，有一个名为“晴雯撕扇”的著名情节，充分展现了这一节日习俗：正值端午佳节，宝玉因金钏之事心情沉重，返回住处，独自长叹不已。恰逢晴雯不慎将宝玉的扇子摔落，导致扇骨断裂，宝玉便责备了她几句。晴雯心中不服，便回以反驳，令宝玉气得几乎要命。宝玉结束宴会后返回，为了与晴雯和好，他放任她撕扇子来消遣，直至晴雯不仅将宝玉手中的扇子撕毁，连麝月的扇子也被她扯破，最终两人重修旧好。
当读者翻阅至此，或许会好奇，为何故事中偏偏是扇子碎裂而非其他物品，如杯子或其他器物？若回顾前文，扇子在端午夏至的象征意义中暗示了爱情，大家应该能理解。晴雯与园中众多少女无异，对贾宝玉怀有倾慕之情，并渴望得到他的青睐。然而，她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与底线。在“撕扇”这一幕里，晴雯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贾宝玉的暧昧提议（共浴）。她对于老太太为她设定的“未来姨太太”角色并无抵触，然而她所追求的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关系，渴望的是双方真心相爱。即便是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晴雯也只是与宝玉互赠了贴身之物，以一种悲凉的“仪式”来缅怀他们之间的情谊。晴雯虽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一名婢女，却能在爱情观念上坦诚面对内心的渴望，渴望与所爱之人进行平等的交流，正是这样的品质，让她赢得了“心比天高”的赞誉。
夏至时节，阳气达到顶峰，世间万物生机勃勃，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夏至带给我们的最深刻教诲，难道不就是生命中所蕴含的那股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力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