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并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时代潮流中，“风腐同查同治”已转变为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战略安排。2024年1月，国家领导人于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着重提出要“大力推动风腐同查同治”，这对我们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和总体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202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需“重点解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细则所体现精神的核心问题”，并着重指出“应通过分析由不良作风衍生出的腐败案例来强化警示教育”。不良作风与腐败现象往往根植于同一土壤，相互交织，共生共荣。通过制度、思想和文化的创新，风腐同查同治模式重构了权力监督体系，为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一、从分治到协同：风腐同查同治的制度创新
（一）制度逻辑：塑造“集成式”治理框架
针对作风问题与腐败现象在权力异化过程中的相似性，开展同步检查和整治，旨在攻克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信息封锁、责任缺失等深层结构性障碍，并创新“针对风气纠风、针对腐败治腐”的单一治理方式。反腐败的实际操作显示，违规的吃喝行为往往成为权钱交易的切入点。风腐问题治理采取“查腐即查风、纠风即挖腐”的策略，构建了“线索双向移交”的机制。此举促使纪检监察机关与巡视巡察机构在信息互通、线索分析、案件查处等方面实现了制度化的联动，共同打造了一个涵盖发现、处理、整改等全流程的风腐问题管理机制。风腐问题同时进行查处和整治，不仅把握住了核心环节，还全面推动了整体进展，成功将“单个突破”的局部治理模式转变为“协同作战”的全面治理模式，致力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度融合。
（二）制度设计：构建“立体化”治理体系
通过构建跨部门协作、流程全面覆盖的治理模式，风腐问题得到了立体化、精准化的防治。在责任制度方面，实施“一案多查”的机制，设立双向考核体系，强化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确保风腐同治的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考核体系中得到深入贯彻。在查处制度层面，我们致力于打造智能化的监督平台，对问题认定标准进行细致化，并设立分级分类的风险防控体系，以精确辨别公务往来中的正常行为与违规违纪现象，既避免了对纪律执行的过度泛化，也确保了没有违规者能够逃脱法网。在构建长效机制方面，我们采纳了“以案促改”的工作方法，推广“三书一函”制度，并形成了推动“查一案、改一策、治一域”的动态优化机制。借助“明确责任、严格检查、有效治理”的逐步提升治理模式，风纪与腐败同步查处治理，不仅增强了惩戒的威慑力，还优化了预防性的制度防线，最终达成了制度治本的长期目标。
（三）制度效能：打造“闭环式”治理机制
风腐问题共同排查整治，借助制度优势，全面提高反腐倡廉的整体能力。在监督协作领域，突破部门界限，建立跨领域协作机制，形成“区域排查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在查处纪律违规行为的同时，同步挖掘权钱交易线索，进而达到“查处一人，警示一片”的显著效果。在运行机制上，我们实施了监督前置策略，构建了“风险预兆预警、实时动态监控、精确问题处理、系统全面整改”的全程管理体系，将监督的触角深入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有效切断了“小问题”演变为“大问题”的演变轨迹。在制度执行方面，通过更新纪律处分规定、细化“四种形态”的适用尺度，确保了风腐联动处理的规范有序，进而促进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效应的形成。
二、从表象到本质：风腐同查同治的思想创新
（一）思想认知：创建风腐同源的理论新维度
风腐问题共同查办、共同治理，打破了将作风问题视为道德范畴、腐败问题视为法律范畴的传统观念束缚，并将作风问题与腐败行为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体系。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明确指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生存之本。“风腐同源”这一认识维度清晰地揭示了两者在思想根源上的一致性，它们都是背离党的初心和使命、违背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作风不正常常是腐败现象的起点，对这种内在规律的揭示为反腐斗争带来了新的理论思考。不良风气不仅是腐败的滋生地，也是其诱因，两者相互缠绕、相互促进，甚至可能导致新的作风问题产生。通过深入分析“四风”问题与腐败行为的联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违规吃喝、礼品馈赠、利益输送、权钱交易”这一腐败发展的脉络。它丰富了新时代反腐败理论的认识范围，为及时捕捉腐败风险的早期迹象提供了关键参考，同时为打造更为科学和高效的防治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思想理念：树立防治一体的治理新思维
风腐并治，预防与治理在反腐败的全过程中得以有机结合，这一做法标志着反腐败治理理念的显著提升。作风建设被视为反腐败的根本对策。风腐并治促使反腐败工作实现了从被动惩处到主动预防的质变：在治理顺序上，从事后的惩处转变为事前的预防；在治理成效上，从仅仅处理表面问题转向解决根本问题；在治理目标上，从“不敢腐败”进一步深化到“不愿腐败”。作风问题通常显现为纪律松懈的表面现象，而腐败行为则是对党纪国法的公然挑战。需构建“发现端倪—迅速预警—系统整治”的持续循环机制，实施“及早发现、及早提醒、及早处理”的主动干预，推动党员干部从被动受约束向主动自我约束转变，达成从表面治理到心灵治理、从惩治腐败到预防风气的观念飞跃。
（三）思想方法：建立系统施治的辩证新路径
风腐问题同步查处与治理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智慧，而且与当代治理理念相吻合。一方面，它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孤立观念，深刻理解风腐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和因果联系；另一方面，通过“风腐交织”案例的通报等多种手段，加强了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并有效整治了“风腐同源”问题的演化环境。再者，将“抓早抓小”的工作机制提升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凸显作风建设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并将纪律建设置于显著地位。通过构建日常监督、谈话提醒等机制，能够迅速发现并处理那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最终，需构建一个集成的管理体系，同时秉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工作策略，制定出政商互动的正面与负面清单，以此既预防潜藏的围猎行为，又确保政商间交往的规范性，进而达到权力运作的规范性与政治环境的净化之间的和谐统一。
三、从破立到融合：风腐同查同治的文化创新
（一）政治文化：清正廉洁的生态新格局
构建抵御腐败和防止变质的坚固防线，既需依靠严格的制度规范，亦需文化熏陶的深远影响。在文化领域，实现风腐问题同步查办和治理的根本性转变，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还为其注入了新的实践意义，其核心是确保廉洁价值观贯穿于政治生态建设的各个环节。从“廉洁是政治之本”的治国思想到新时代的作风建设，廉洁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与发展。风腐同查同治作为贯彻《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的重要措施，旨在消除不良政治亚文化现象，将“修身齐家”的古老理念与现代监督机制相融合。这一融合使得廉洁价值观深入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之中，推动了传统廉洁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构筑了一个既传承传统又紧跟时代步伐的廉洁文化体系，塑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廉洁文化新形态。
（二）执政文化：自我革命传统的时代创新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风腐问题一同查处，一同治理，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显著优势。通过不断创新文化传播手段，我们成功实现了从运动式整治向常态化管理的文化转变。
（三）社会文化：人民监督实践的创新发展
风腐问题共同查处整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秉持人民立场，捍卫群众根本权益。秉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理念，在新时代创新性地发展“枫桥经验”中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通过全面创新工作理念及形式，使权力受到群众监督。社会文化共建不仅增强了制度规范的力量，还促进了文化意识的觉醒，促使廉洁文化深入基层、融入日常生活，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导、众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廉洁治理新模式，让崇尚廉洁和保持清正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风腐并治、同步查处是新时代反腐斗争中的关键创举，这一做法彰显了“善于根除祸害者必究其根源，善于调理疾病者必断其病源”的治理理念。在制度层面，需打破旧有治理模式中的界限分割，构建起覆盖整个周期的完整防治网络；在思想层面，需深化对“四风”与腐败相互依存、共同生长规律的理解，引导反腐败工作从单纯的被动惩处转向积极的预防策略；在文化层面，则需重塑政治环境、唤醒传统廉洁文化基因、打造社会共同治理的新格局。通过实施正风“筑堤”、肃纪“固坝”、反腐“清淤”的综合治理措施，我们旨在风腐问题同步查处、同步治理，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构建一个更加清明的政治环境，并向全球反腐败治理领域贡献中国的智慧与解决方案。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