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著作《启明》于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正式推出。与他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主要作品《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相比较，《启明》虽然篇幅不大，仅为一本小型书籍，然而其创作历程持续了整整三十年。《启明》副标题为《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其中收录了张新颖从1992年到2023年期间，不断记录他与贾植芳、章培恒、陈思和、骆玉明等复旦知名学者交往的零星片段，也包含了他对老师们事迹、内心世界的体会。
张新颖把《启明》称作一段“悠长的交往”过程，他自述从年轻时起就记录自己的老师，持续书写直到老年，从二十岁到五十岁各个阶段，在同一个老师身上发现了不同的可贵品质。他认为自己的幸运之处在于遇到了那些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那种感受类似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卷四中所描述的“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的体验。张新颖的学生兼评论家黄德海评价《启明》为“寄托信任的著作”和“体验幸福的篇章”，阅读“老师描绘老师的师辈们”，领悟到“学识渊博的导师们”温和、刚毅的气度持续传承，即便他们的缄默也令后辈学子们明确“自身所处位置、未来应当追求的人生目标”。
《启明》提及复旦校园里一位声名显赫的骆玉明教授，其仅有一篇篇幅不长且笔调风趣的短文，文中描述骆教授时常上课迟来，不拘泥于虚假的应酬让一些道貌岸然之徒难堪，又为应付课堂即兴书写而勤加练习书法，这些内容引起了历届复旦学子们的共鸣，也让众多读者会心一笑。不过张新颖对这篇文章颇有微词，他自责道，文章写得不够庄重，有负于老师。他反复琢磨后认定，既然文章内容早已借助网络广泛传播，那么刻意隐瞒已无任何价值，此外，尽管文章水平不高，但其中所阐述的见解至今仍需向公众阐明，那就是不能用“才子”这类浅显的称谓去概括一位师长漫长、多元乃至沉重的真实经历。
张新颖和贾植芳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深刻体会到贾先生遭遇的磨难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苦难，同时贾先生又善于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展现自己深厚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在《启明》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笔下的老师们，虽然描述的是一些平凡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蕴含着不平凡的意义，师生之间的点点滴滴的交往，最终汇聚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思考。关于先生们的人生轨迹，相关资讯颇为繁杂，他对于师长们的理解与记述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三十而立的张新颖，对历经沧桑的贾植芳先生深表钦佩，认为其是能够承受磨难之人，他称赞先生“年届八旬精神矍铄”，并且指出“无论外界环境或个人境遇如何变迁，先生始终保持着人性的璀璨光芒”。十几年之后，他亲眼目睹贾先生在读书心得里记录尼采的名言“于我而言，做人比做兽更凶险”，病中把医院当作牢房的错觉，让他深感震动，他由此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观念，难以想象经年累月的折磨不会留下深刻的伤痕和阴郁的影响，想要抵御那些如梦魇般侵扰的暗影，必须具备怎样惊人的意志。
1989年，贾植芳已经年迈，当时刚开始指导研究生的陈思和承担了更多教学工作，张新颖与他之间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他回忆起千禧年到来之际，两人合作编辑《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由于陈思和在日本进行学术访问，他在国年路拐角的小商店里拨打国际长途，向陈老师咨询选本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陈老师谈了很多，挂断电话后结账时竟然需要两百元。他当时正攻读博士学位，每个月只有三百块钱的零用，这个情况成了老师和同学之间经常开玩笑的话题。他直言不讳地赞扬陈思和是个实干家，认为不能只沉溺于空泛的理论不肯动手实践具体的工作，不能只愿意追求短暂的激情而不愿面对漫长的文化探索，要做一个有作为的学者。他写道《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由陈思和老师主编，该书融合了时代背景、人生经历以及文学审美，是一部充满生命力与真实感的文学发展史，实际上《启明》也秉持着这一宗旨，张新颖珍视“我的老师们的光芒”，这些难以捉摸、时常变幻且微弱的光点，照亮了“时代、人生、审美交融的富有活力的复旦文化传承”。
《写在废纸上的》揭示章培恒先生不为人知的经历，他在1957到1962年期间，选定洪昇作为考察对象，全面探究这位清代剧作家的艺术生涯，《洪昇年谱》于1979年问世，堪称学术领域中的卓著成果。但这部篇幅宏大的学术著作，章培恒是用零散的边角纸张和烟盒纸来书写的。张新颖坦言对章先生怀有深深敬意，他大学期间听闻对方表示“或许到我离世时《全明诗》仍未能编竣”，曾困惑为何有人会严肃对待一项毕生难竟的事业，二十年后，在追忆章先生的《点滴》篇章里，他倾注心血写下这段饱含悲愤的记述：先生在病重之际方成《中国文学史新著》，这部著作充分彰显了现代文学的精髓。先生始终不忘人类本性及其演变历程，这部文学史的初步构想源于讲台授课。复旦向来重视富有特色且见解独到的文学史教育，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孕育出这部作品，可谓自然而然。
复旦的先生们坚持知行合一的校园传统，既表现在学术教学方面，也融入在潜移默化的“育人”之中。这种特质非常鲜明，他们各有特色，风格迥异。张新颖谈到，他接触到的老师们，彼此差异很大，他们从不同方面引导启发了他。对他个人而言，意义最为特别的是外界了解不多的李振声教授。这位老师曾担任他的本科班主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身为一名青年教师，他负责全校最让人头疼的班级，却用心维护每个学生的独特之处，正是由于他的影响，我才变成了今天的模样。他接着决定重返复旦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以同行的视角，他观察到李振声教授不随波逐流，超然于名利场之外，凭借卓越的才干和坚韧的意志，长期致力于中国新诗的探索，他将这种精神称作是“孤勇”的胸怀。李振声教授与张新颖之间的一封通信，集中体现了这些“学问大家”的治学精神，也展现了复旦文学院曾经拥有的深厚积淀，
归根结底，必须一直坚持把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之处当作合理观点，而且认定只有这样做，才或许能够保持世界固有的真实感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