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封信件，每一份文件，每一次寄送，都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和挑战。一旦泄露，整个机构就会彻底崩溃，所有参与人员都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个邮箱自1941年启用到解放前，竟然从未出过差错，从未停止运作，也从未遭到查封，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坚持了八个多月。
通过1741号邮箱传递的资料。
有序制度，为密事护航
这种运行模式极为稳固，一方面源于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另一方面也依靠了邮局规章制度的支持。
接受问询时，负责人拿出重要藏品，包括四十年代员工提交的休假申请、核准记录以及调动指令等众多档案，这些资料揭示了邮局运作中带有军事色彩的半正规制度。众多工作人员并不清楚自己保管的是怎样重要的文件，一旦上级强调“这批包裹极关键，必须准时稳妥交到收件人手中”，他们从不提出疑问，只是默默承担任务。正是这种严明作风和责任担当，让1741号信箱即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能正常运转，成为敌后沟通的重要纽带。
20世纪40年代邮政职工工作。
邮局职员不只是传递书信，他们实际上也上了战场，成为了抗日浪潮里一个关键的民众组织。1932年，沪战爆发，日军从租界出发，炮击逼近闸北、吴淞，城市被战火笼罩。在党的秘密组织和邮务工会的号召下，上海邮局全体人员立刻行动起来，每天捐出工资的十分之一支援十九路军作战，还组建了一支由邮局员工为主体的战地医疗小组。
这支“邮工救护队”由邮工工会执行主席朱学范亲自领导，在红十字会名下运作，组建时就有五十余人应征，其中女性职员超过二十位。她们的任务不仅包含为前线士兵提供饮水、食物和伤口处理，还在空袭过后进入居民区的残骸中搜寻幸存者、扑灭火灾，甚至将重伤者通过战区运送至后方医疗单位。邮政工会的组织临时征用了一辆原本承担包裹运输任务的载重货车，将车体改涂成乳白色，表面绘制了红色的十字徽记，车顶加装了类似灯笼的旗帜装置，这样一番精心修饰后，它就摇身一变，化身为“移动医疗救助车辆”，不分昼夜地在战火纷飞的区域内来回穿梭。
沿着铁路救治伤员的救护队。
这支救援队伍虽然只是临时组建的，却从事着几乎等同于军人的工作，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危险。1932年3月3日，就在《淞沪停战协定》签署的第二天，他们在抵抗前线的撤退路上，遭遇了最令人心碎的时刻。邮递员救援小组的三个成员——陈祖德、潘家吉和陆春华——从南翔火车站沿着铁路返回城区时，突然撞上了日军巡逻队。三名战士佩戴着红色十字臂章，没有任何武器，却遭到日军士兵用刺刀不断刺伤，最终倒毙在铁轨旁边，他们是邮局系统里第一批为国牺牲的战士。
陈祖德、潘家吉和陆春华（资料图片）。
那个年代，邮局还创建了“邮局少年队”。这个团队几乎全部由年轻员工的孩子构成，成员年龄普遍介于十三四岁之间，却承担着至关重要的秘密沟通职责。他们通常伪装成学生、报纸投递员或者学徒，经常在城镇街道和乡村联络点之间来回奔波，在敌人严密监视下执行信息传递、资料运送、口信转达等使命。
地下党的关键信息，全靠这些年轻人依靠步行和勇气一一传递过去。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背着简单的包，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快速跑动，从不引起他人注意，却几乎每天都要经过封锁带和关卡，与它们擦身而过。
如今，这些遗存被安放在上海邮政博物馆里。1741号信箱已经修复如初，同时，相关的历史文献也一并公开展示。
1741号信箱之中，文件在传递，精神在延续；密文在传递，理念在延续；火中传递的情报，也有必须保证万无一失的嘱托。它体积不大，却能够容纳风云变幻，包容世间万物；它不发出声音，却总是在历史最为晦暗的时刻，默默指引着希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