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三日，台湾区域第二回“大罢免”的投票结束，关于剩下七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全都未能通过。
绿营发动的“大罢免”行动彻底失败，以“0比32”的比分惨败收场，其中还包括针对民众党籍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票数，这一结果明确标志着“大罢免、大破功”。
台上的民进党和绿营唯一能稍微松口气的，就是当天举行的全台“重启核三”公投案，这个由民众党提出、国民党附议的提案，因为赞成票数未达500万票的门槛，所以最终未能通过。
“大罢免”输得有多惨？
与7月26日首次“解职”投票（24名国民党“立委”及高虹安参与）相比，8月23日二次投票的结局对绿色阵营罢工团队要凄凉得多，单从表面数字就能看出端倪。
8月23日进行第二轮投票，国民党方面七名“立委”收到的反对罢免选票，多数都达到了六成以上，而赞成罢免的选票，则没有一个能够达到需要占各选区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才能通过的那个最低标准。
7.26的初次罢免行动，虽然同样未能获得通过，不过总算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党“立委”（具体为7人），他们投下了罢免票，其比例确实达到了选举人总数所规定的25%标准，而反对票比赞成票多出的幅度，也远不如8.23那次那么悬殊。
▎此轮“大罢免”得票情况
早在7月26日那次挫败之后，外界对于8月23日第二波罢免的结果几乎没什么疑问。7月26日针对的那些国民党“立委”，虽然有些因对手的负面新闻而意外当选的人，比如叶元之，还存在被罢免的潜在可能，但8月23日要罢免的“立委”选区，蓝营的优势远超绿营，根据选民构成，罢免成功的希望渺茫得几乎没有。
另一方面，选区结构性弱点加上第一波“大罢免”的惨败，让绿营和罢团在7.23之后锐气大减：罢团内部纷争不断，7.26之前声势最大的曹兴诚不仅自己辞职离场，还号召民间罢团停止行动。
关于遭到曹某推卸责任、之前又和罢免组织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民进党，他们的应对方式是提前宣告行动落空，在8月23日投票之前就推出了替罪羊、更换了秘书长。党内的上下级也不像7月26日之前那样全力以赴，在网线和线下为“大罢免”活动造势打气。
当时8月23日的投票踊跃程度和投票比例，同8月26日相比显得不够热烈，七个选区的投票率都徘徊在五成上下，并没有出现“投票率越低、罢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的现象，七个罢免案中赞成票的数目，没有哪一个能够达到最基本的票数要求——这只能表明，即便是一些主张罢免的绿营支持者，也失去了投票的意愿。
“大罢免”为何彻底“大破功”？
根本缘由在于，此次“大罢免”从一开始就背离了罢免制度固有的宗旨。
台岛地区的“公职人员选罢法”，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公职人员罢免机制，旨在管控那些不胜任、滥权或违法乱纪的民选官员，比如议员、行政长官等，其核心精神是“针对个人而非政派”。
要进一步说明，罢免属于法律范畴，并非政党与意识形态的较量，核心在于某人的具体言行是否满足罢免标准。一个经民选产生的官员是否需要被罢免，完全取决于其个人表现和行为。
台湾岛内政治界最推崇的所谓美国，竟然没有民众罢免官员的渠道。若要罢免国会代表，合乎法规的方法仅有一种：必须由众议院或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投票赞成。而启动这种罢免程序的，通常都是涉及重大罪行、权力滥用、背叛国家等极端情况，至少不会因为派系冲突而被免职。
但是自从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代表柯建铭在年初首先提出罢免所有41名国民党团“区域立委”以来，绿营及要求罢免的团体的目标非常明显，从一开始就显露是为了“党派间的竞争”，目的是为了调整“立法院”的党派构成、达成民进党所谓的“全面执政”，并不是为了惩罚那些表现不佳的“立委”。
出发点就存有偏见，随后的连续动作不断将“民间罢免”提升为“政党对抗”的层面，再加上赖氏“清除异己”、“民主并非多数决定胜负”等激起民众不满的言论，反而让多数民众感受到“不重视2024选举意愿”的态度。因此，借助罢免的简便条件进行突袭失败，两年内第二次“蓝绿议员角逐战”落败，实际上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郑文灿
去年赖氏刚掌权，原先被视为“英系领袖”、曾任桃园市长及海基会负责人郑文灿，就因“华亚科技园区相关事件”被追究法律责任；2026年“九合一”选举中，绿营高度关注的台南、高雄市长提名，赖氏在台南背书自家的人林俊宪，几乎将当地资历较深的“立委”陈亭妃排挤在外，高雄则爆出赖系与其他非赖系人马争夺一个席位的情形；7月23日国民党内部还未罢免掉立场不稳的“立委”叶元之，赖氏方面就急切地支持自家派的候补人选，而非在地服务多年的“英系”罗致政
赖氏行事专横，不经历重大失败，不会认同党内各派联合掌权。因为这个原因，一些绿党成员就等着赖氏出事。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很多选区，罢免票的同意率，远远比当地绿党选民的比例要低得多。
赖氏的前景：坚守权位、调整策略？
没有宣布“全胜”之后，赖某人就在网络上发布信息，还是大谈“联合”、电力供应情况。同时因为最近更换了民进党秘书长，他终于表示愿意对政府团队进行“人员调整”。但是被很多人看作是所谓罢免行动不成功“责任人”的重要人物——政府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国会资深成员柯建铭，以及赖某人自己，现在还是担任原来的职务。
▎柯建铭
依照以往台湾政治传统，若在民众选举中遭遇这般惨败，党领袖（不论其支持蓝或绿）均需主动卸任，这是惯例，赖清德显然不打算这样做，甚至不会去寻找一个级别更高的人来承担过错，至少目前看来，赖清德仍会继续担任民进党主席，他打算坚持到仍能掌控明年“九合一”选举的领导权
当然，固守自身的权力和位置是某个层面的问题，而面对无法改变的当前政治态势又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党内反对势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甚至出现了“合力对抗赖”的动向；议会内部“朝野力量悬殊”的局面也无法改变（“立委”在四年任期中仅能行使一次弹劾投票权）。既然无法再借助“大规模弹劾”来改变民进党在议会中的弱势地位，赖氏只能决定变换应对方法。
要么就动用“法律手段”，针对不认同的在野党“立委”实施类似的“起诉”措施。7.26“大罢免”初次投票落败后，赖当局便将柯文哲“京华城案”的主办检察官提拔为新北市主任检察官，外界更有说法称赖氏将借助这些由自己任命的检察官，对国民党反对派展开“司法打击”。
▎柯文哲此前前往台北地方法院受审
这一做法如同具有两面性的工具，能否在三年任期内达成目标还是未知数，一旦在原本就令人不悦的表现上变得更加毫不掩饰，将可能进一步激怒蓝白两派及部分绿营选民，这对他和民进党来说，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我毁灭”。
如果赖家承认当前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选择暂时放缓追捕的进程与节奏，采取策略性的退让来寻求发展，那就表示将以相对不利的地位继续行动（但坚决不能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更换民进党秘书长、对行政团队进行小幅调整，就是调整策略的初始举措。
除此之外，可以尝试在政策方面与国民党等反对党展开切实对话。国防开支、能源政策、电力供应等议题，均有机会与国民党团体、地方势力协商，以此缓解对方的批评。毕竟“九合一”选举并非遥不可及，留给当前执政团队展现成效、提升形象的时间并不充裕。
最终来看，依据台湾现行体制，负责人权力重大而责任轻微，政府部门的权限足以推动既定计划，立法机关难以加以限制。在外交及两岸事务方面，赖女士享有体制所赋予的优先决策权。对于他及民进党而言，两次罢免动议的落败，并未减损其在2024年选举后所持有的既有地位。
关于台湾内部政治局势的转折点，或许需要等到“九合一”选举这个中期考核。届时，赖清德的表现将比这次“大罢免”时更为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