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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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生于1931年，逝世于2024年，系贵州贵阳人士。1952年，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选择留校担任王瑶教授的助教。此后，她曾担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以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职务。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还荣获了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等多项荣誉。此外，她还著有《比较文学原理》、《乐黛云海外讲演录》以及《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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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踏入北大校园，有幸成为汤一介先生的弟子与助手，也因此与乐黛云师母结下了不解之缘。汤先生和乐师母不仅凭借他们广博的学识为我解惑授业，更以他们崇高的品格作为人生的楷模，他们既是我的学术导师，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指引者。2024年7月27日，乐师母不幸离世，自那以来，我心中不断涌现出近30年来追随二老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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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学术 与时俱进
乐黛云教授，被季羡林先生赞誉为“奇女子”，她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世家。1948年，她一举考入了四所知名学府，最终选择了离家最远的北京大学。在北大，她与汤一介先生因共同的志向而坠入爱河，并在1952年喜结连理。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生身患重病，乐先生便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并且还担任了他的学术助手。在汤老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沉潜”这两个字作为遗言。在汤老的教诲下，她专心致志地研读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为今后在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到了1981年，她前往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主修比较文学，并广泛阅读了《学衡》的相关文献。次年，她作为客座研究员踏足汤用彤曾执教过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此期间完成了《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等英文著作。1984年，她与汤一介一同归国，积极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世界传播。自1989年开始，她持续发表关于《学衡》的研究论文，成为国内最早为学衡派正名的重要学者之一。她对汤用彤、吴宓、陈寅恪等学衡派重要学者的深入研究，促使她的学术焦点转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并运用返本开新的理念，引领了日益高涨的“国学热”。《学衡》研究是她思想转变与体系构建的关键所在，由此她将研究重心从比较文学转向了跨文化领域。这一转变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还丰富了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视野。
我与乐先生的紧密协作始于对汤用彤先生遗稿的整理工作。在校对遗稿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外文上的难题，汤一介先生经常向我请教，寻求她的帮助。在汤师患病期间，她负责管理《汤用彤全集》的相关事务。汤师离世之后，乐先生接手成为《汤用彤全集新编》的主编，最终完成了这部500万字的巨著并使之出版。此外，她还积极支持胡士颍博士复刊《学衡》杂志，并担任了该杂志的主编。乐先生素来对学术领域的前沿动态保持高度关注。在我撰写的那篇探讨汤用彤对黄老学研究的文章，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得以公开发表之际，她便迫不及待地阅读了全文，并坦率地表示：“在婚前，就有朋友提醒我：‘汤家对黄老之学颇有研究，需谨慎对待。’自那以后，汤老与黄老之间的联系一直让我感到困惑，这一困惑伴随了我大半生。这篇论文竟然为她心中长期未解的学术之谜揭开了面纱，同时也让我突然领悟到了她在《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中提到的婚姻初期宣言背后的历史背景。她将这篇纪念文章以及她关于学衡派的研究著作《汤用彤与〈学衡〉杂志》都收录进《汤用彤学记》中，并在临终之际还促成了该书的增订与再版。她曾邀请我为《跨文化对话》撰写一篇关于《汤用彤与跨文化研究的开创》的文章，遗憾的是，由于我自认为文章还不够成熟，未能及时完成定稿，至今仍感到遗憾。
和而不同 贵在同心
乐黛云（左）与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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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汤二师个性鲜明，各自拥有独特的学术风格，同时在思想层面相互补充，产生共鸣，相互促进，构建了儒道相辅、中西交融的家风，宛如双剑合璧，所向披靡，展现了和谐共存的东方智慧。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他们共同推动中西文化对话的过程中，也体现在他们共同参与的重大文化创新项目中，为世人树立了各自展现美、共同分享美的生命典范。
和谐共存，并非无节制的让步，实则蕴含着刚柔并济的睿智。乐先生性格和善，内心充满侠义精神，在抢救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他的勇气尤为突出。汤先生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书院均设立于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治贝子园。面对该园面临的拆迁困境，乐先生毅然站了出来。她指导我搜集关于该园作为皇家园林、红豆馆遗存的相关文献，并特地邀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进行审核。借助这些资料，她撰写了《美丽的治贝子园》一文，此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对文物保护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乐汤二师与张岱年、季羡林、吴良镛等学术界的泰斗携手发起倡议，最终使得该园被正式列为不可移动文物。随着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一事件成为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典型范例。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乐汤二师立刻深刻理解了这一理论，它不仅关乎学术观点的对错，更关系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走向。因此，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和而不同”这一议题上，并嘱咐我去查阅《四库全书》中关于“和”的史料。我现在还保留着一些便条，从这些便条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具体要求，例如，要核实《广韵》中对“和”的经典解释：“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在电子检索尚未普及的年代，为了在浩瀚的书籍海洋中不迷失方向，我特地向文献学领域的师友请教，从而高效地完成了任务。这种跨越不同学科领域的合作，不仅彰显了乐先生“追求宏大与深入细致”的学术风范，同时也反映了两位先生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转化的重视。汤先生在构建中国解释学的历程中，对和谐观念进行了重新塑造，这一举措为乐先生概括“和谐共存的交流文化准则”奠定了哲学基础，进而对她对比较文学以及跨文化特性的定义产生了直接影响，即构筑了一个差异与共融的交流平台。
在千禧年钟声敲响之时，乐先生于北大三教成功举行了一场讲座，深入剖析了多元文化的发展理念。讲座结束后，我们一同漫步至治贝子园，心中仍回荡着热烈的讨论声。当我向她汇报关于“东西文化将最终融合成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成果时，她立刻提出：“‘多元一体’便已足够，无需再加上‘化’字。”尽管我们进行了辩论，但我们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相互尊重。在分别之际，她鼓励我继续深入探究这一领域。随后，她陆续推出了《跨文化之桥》以及《涅槃与再生：在多元重构中复兴》等著作，详尽地阐述了那些观点。通过对乐著的系统深入研究，我们才真正领悟到了那仅一字之差的深邃内涵。
乐先生将“一体化”视为与“和”相反的单一化趋势，因此她特别强调多元互动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关键力量，并提倡以“和而不同”的原则来建立新的文化对话模式。她重视维护多样性和个性的独特美感，而我则更倾向于通过交流互动，打造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及系统性的整合效应。界限虽清晰，然而在根本价值观念上，我们彼此间有着深刻的共识；我们共同倡导构建一个既尊重差异又保护多样性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这种不同路径却达到相同目标的现象，证明了通过交流能够达成富有创造性的共识；而要使共享空间真正成为共同体，还需通过跨文化对话来达成共识。
乐先生以宽广的胸怀激励学生大胆发言，对那些有充分理由的观点会予以慎重考量，甚至将与之观点不同的文章刊登在她主编的杂志上。在著作的前言中，她诚挚地写道：“师生间的交流与探讨是这些文章得以诞生的关键。”2018年，我收到了她赠送的新书《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她在赠言中提到：“让我们在新的视角下共同探讨。”这份礼物不仅标志着这场历时将近二十年的学术辩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也为我们的新课题研究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以梦为马 融通古今
乐先生自21世纪初便怀揣梦想，以梦为马，致力于从跨文化视角深入挖掘“中国梦”的历史轨迹与理论精髓。2013年，在协助乐汤二师编纂相关书籍的过程中，我逐渐梳理出乐先生对中国梦的理论解读，深刻体会到了她深邃的思考、独到的见解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她将“中国梦”融入世界文明交流的格局，积极倡导通过跨文化的平等对话来推动文明的相互借鉴与交流。其理论体系以文明继承和跨文化对比为框架，塑造了一个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备全球视野的阐释结构。
乐先生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象征——美国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揭露了其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的物化特质，并指出其价值观中蕴含着与异己对抗的观念，进而引发了文化霸权与生态危机。这种美国式的现代化路径远远超出了世界资源的承载极限，对全球资源的过度攫取使得可持续发展变得愈发困难。考虑到这一点，她认同美国思想家里夫金的观点，即全球化正在塑造一种利益相互依存的态势，这种态势使得美国的单边主义变得既具风险又效率低下，既难以获得预期利益又容易引发冲突。作为新文明理念的欧洲梦，它追求的是一种以生活质量为基准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但其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区保护主义局限性的影响。在她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其核心实质上是一个追求现代化强国的梦想。她所憧憬的中国梦，既根植于国家现实，唤醒了传统文化中的宝贵价值，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智慧，汇聚了世界文明的精粹。经过创新性的转化，这一梦想有望开辟一条超越东西方对立的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乐先生设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学科，其初衷与中国梦的理念紧密相扣。她深信，中国梦的精髓在于塑造“新中国精神”，以此参与全球话语体系的构建；而中国比较文学的进步，实际上是在推动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构建。借助对文明遗传信息的解析以及全球语境的重新构建，她成功地将跨文化对比的方法引入了政治言论的研究领域，从而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梦想”这一概念的独占，并指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非西方文明叙事重塑的必要性。她的思想既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断调和，同时也突出了全球范围内的对话与协作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权力滥用。
学术领航 文化摆渡
乐先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不仅通过翻译、撰写著作和发表演讲等途径积极推动文化传播，还与诸多国际机构携手共建交流平台，成功搭建起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桥梁。她担任《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远近丛书》和《中学西渐丛书》的主编，共同完成了《世界诗学大辞典》以及《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等作品。此外，她还与法国学者携手创立了《跨文化对话》杂志，使之成为探讨真实问题的国际性交流平台。她穿梭于全球各地进行学术交流，热衷于举办和加入国际会议等多种活动，推广东方文化精髓；与此同时，她系统地介绍了一些西方理论，并努力将其本土化。她提出了文化互动认知理论，主张通过相互了解、相互验证、相互补充的跨文化深入对话，以增进彼此的理解，化解矛盾，防止文明间的灾难性冲突和战争。其工作使得文化对话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中心议题，增强了中国学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言权，构建了文化交流的双向研究体系，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独到的力量。
乐先生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文化教育领域。她亲自领导，搭建了涵盖本科至博士后阶段的全面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培育了一大批学术骨干，确立了持续影响学界的学术传承。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担任着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一职，通过人才梯队的建设，为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涉学术领域，我有幸成为汤乐二师的弟子，这实为人生一大幸事。二位老师待人真诚，见我练习太极，便慷慨赠予珍藏的龙泉双剑，外出时更是细心为我留下定制的营养品。在这样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中，我的成长得到了全方位的滋养，不仅业务能力不断提升，连原本瘦弱的体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2018年，我于天津社科院创立了“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由乐先生担任首席顾问。她亲自为该中心题词并赠送书籍，即便在晚年，她依然对该中心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她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传承的道路上勇于开拓新的局面。
伉俪情深 超越生死
乐黛云（位于后排右侧）与亲属们共同拍摄了一张照片，其中汤用彤位于前排正中央，汤一介则站在后排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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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汤二师相濡以沫63年，历经命运的种种考验，他们始终患难与共，并肩前行，感情越发深厚。他们自比“未名湖边的两只小鸟”，然而世人却将这对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夫妇，比作历经烈火炼狱、浴火重生的凤凰，在思想的天空里并肩翱翔，共同铸就辉煌。2014年，汤先生不幸离世，她以“你的小黛”为笔名，献上挽诗：“未名湖畔，鸟儿飞翔何其迅速；我虽行步缓慢，但誓将永远陪伴在你身旁。”几句话便将哀伤抒发殆尽，亦彰显了她继承遗志的坚定决心。在追悼会上，我本想给予慰藉，她却主动伸出手来，说道：“多年来，你为汤先生付出的辛劳，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由衷地非常感激！”这番话如同春雨滋润心田，让我在悲痛之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安慰，激励我协助师母实现恩师的遗愿。在北大举办的追思会前夕，我劝她节哀保重，她平静地回答：“眼泪已经流尽，不会再哭了！”
我们担心她难以承受悲痛，便劝她能够效仿杨绛在钱钟书离世后那般重新振作起来。不久，她开始学习古琴来调节自己的情绪，而身边照片中的汤先生似乎依旧在默默陪伴着她。在那之后的三年里，她的心情时常陷入低谷，常常提起与丈夫早日合葬的愿望。我自己也因为失去了恩师而难以入眠，18年来所有围绕汤先生的生活习惯，经过多方面的调整才逐渐适应，只是在梦中依然在侍奉着两位老人。门生尚且如此，师母丧偶的哀伤之情不难想象。我不禁感慨万分：众多伴侣往往陷入相互消耗的困境，而像汤乐这样始终恩爱如一的夫妻，在失去伴侣后，往往要承受双倍的痛苦。人生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苦难，获得快乐呢？因此，我继续深入研究汤先生父子关于生死苦乐观的见解，并融合医学、心理学、系统论等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探寻超越苦难的道路。
2017年春天，深受骨刺之苦的乐先生不幸跌倒，引发了多处骨折。在住院期间，她通过微信向我诉说自己的痛苦，并寻求缓解之策。我立刻从天津出发，前往北大校医院探望她。她靠在病床上，长叹一声：“尽管纳米技术加快了骨折的愈合过程，但我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我安慰她道：“虽然身体的自然衰老是无法抵挡的，但您的内心在时间的磨砺中变得更加清澈透明。”随后，我向她传授了关于生命终极关怀的感悟以及身心同养的养生方法，她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师兄戈国龙教授也加入讨论，分享了他对心性学的深刻见解。经过反复的反思与领悟，她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经历了“灵魂炼狱”的磨砺，最终实现了自我疗愈和内在觉醒，成功穿越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情感关卡和生死考验。她平静地接受道：“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有一些时刻必须独自经历。生死本是一体两面，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之舞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2018年夏日，我再次前来分享新的成果，她感慨地说：“若汤先生能够听到这样的观点，目睹我们近年来的显著进步，那他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如果在汤先生在世之时，你能够掌握这些智慧，或许能够帮助他缓解内心的困扰，甚至可能延长他的寿命。”
汤先生在为乐先生庆祝八十寿辰之际，献上诗句以“由认知达智慧，感悟众生情感”相激励。“由认知达智慧”比喻从浅层次的认知提升到全面理解和应用的境界，“感悟众生情感”则体现了以自我觉醒唤醒他人的博大爱心，促使众人一同迈向觉醒之路。这种智慧足以消融对外在情感的执着追求，促使个体情感从自我小圈子升华至广阔的集体情怀。汤先生深谙人生必经的生老病死、离别之苦是世间常情，他临终之际最挂念的是与他共度风雨的伴侣以及未完成的使命。而“转识成智”的理念，正是他用以解决这些困境的指引。作为一位既清醒又充满情感的智者，他们凭借一生的实践，阐述了这一哲学思想，为现代人在生命中找到安宁、与他人和谐相处提供了智慧的灯塔。
传承遗志 续写新章
乐先生怀揣着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催促生命之花绽放，全情投入事业，一部部开创性的作品陆续问世。每当我造访汤宅，总能目睹她坐在电脑前，全神贯注地工作。自丈夫离世，她将哀伤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即便年近九旬，依然坚持每日阅读、思考与创作，于浩瀚的书籍世界中传承爱人的学术精神，充分展现了知识女性独有的生命坚韧。这种对生命极限的学术追求，孕育了一个“双星辉映”的精神联盟。乐先生年事已高，却毅然肩负起整理汤先生众多遗著的重任，并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创建了研究机构，汇聚了学术界的力量。
在编纂汤先生的首部纪念文集《汤一介学记》的过程中，她贡献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并亲自负责组稿和审稿，确保了文集能够及时与读者见面。她还将编撰《汤一介大事记》的任务交给了我，随后我以此为基础完成了《汤一介学术年表》的撰写。她经过细致的审查，补充了两件他们共同经历的往事：首先，2008年汤先生主导了一场关于儒学经典现代解读与《儒藏》编纂的国际研讨会；其次，2012年，他们一同荣获了贵州论坛颁发的文化公益传播奖项，并在颁奖典礼上毫不犹豫地将十万元奖金全部捐助给了贫困山区的学校。乐先生担任名誉会长，李中华教授担任会长的“汤一介研究会”，出版了纪念并研究汤先生的文集《追维录》与《钻仰集》。其中收录了我的两篇短文。在序言中，她提到：“通过这些文章，读者们对汤一介先生的品格与学术成就将会有更深的理解，这正是我目前所追求的满足。”
为了推动儒家、佛教和道教的交流，以及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汤先生在2011年创立了什刹海书院。到了2016年，担任院长一职的乐先生特地邀请了我以及陈鼓应、陈战国、郑开这三位教授，我们四人携手合作，成功举办了什刹海论坛道学季的四场专题讲座。其中，我负责讲解关于绿色发展的话题，并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了一篇名为《道法自然的智慧》的文章，应《光明日报》之邀进行了发表。汤先生在创办《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杂志时向我提出了约稿的请求，然而那时我正忙于续编《汤用彤全集》，实在无法分身。在她接任主编之后，我从讲座内容中整理出了一份关于三教和谐观的论述，撰写了两万字的长文，并将其发表在该杂志上，从而实现了我与汤师之间的一项约定。
2021年，乐先生推出了自传《九十年沧桑》，书中不仅回顾了个人经历与时代发展的相互影响，还把个人的情感体验提升到了对生命真谛和知识分子使命的深刻思考。与乐先生早期的回忆录《面向风暴》、《我就是我》以及《四院·沙滩·未名湖》等作品中充满激情的文字相比，这本新书展现了一种经过世事洗礼后的精神成熟，它将个人的苦难和教训转化为了对生命深刻的洞察和智慧。记忆的重新编排与解读构成了一个创新的过程，而历经磨难后最终达到的宁静与和谐，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清澈境界。这部作品与汤先生的自传《我们三代人》相得益彰，不仅具有深厚的史学意义，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学魅力。在她离世前编撰的十卷集《乐黛云集》与十卷集《汤一介集》相互映衬，全面展现了他们的思想精华。汤先生离世十载之期将至，她顺利完成了人生的使命，却突然离世。他们的一生证明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终能突破生命的局限，于精神世界的宁静中铸就永恒。
近期，在汤乐先生的弟子及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汤一介、乐黛云生平展”得以在汤用彤纪念馆长年陈列，将先哲们的生命智慧永久铭记为不朽的精神象征。缅怀先哲，我们不应仅仅陷入悲痛之中，而应将他们的理想与智慧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新的时代篇章中继续书写辉煌。尤其在纪念乐先生忌辰之际，这份意义显得尤为深远和深刻。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8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