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城是什么？
19世纪末期，英国一位社会活动家E·霍华德构思了“田园城市”这一构想，计划在主要都市的外围布局若干个规模较小的城镇，其布局形态仿佛是环绕行星的“卫星城”，目的在于构建一种融合城市与乡村长处的新型城镇体系。
城市规模扩大后，居民数量激增，引发诸多城市问题，卫星城市的主要作用，在于减轻中心城市的居民、环境及交通负担。这类城市虽是大都市圈的一部分，与大都市存在紧密联系，但同时也具备相对的独立性。
这种发展方式不同于那种无序扩张的城市形态，它沿着都市边缘连续扩展，好处在于无需另起炉灶建设新区，能够迅速将中心城区的要素辐射到延伸区域，然而弊端是城市规模会不断增大，居民密集程度不会下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状况也会随之恶化。
这样许多国家就决定采纳卫星城镇的规划方式，英国、日本、苏联、法国、美国等国，先后也尝试了超过一百二十年并不断调整。这种城市发展的趋势，现在也传播到了工业化程度提升较快的地区，以及那些正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度。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当欠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进卫星城规划时，已发达国家的发展重心却重新转向了核心城区。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要明白深层原因，必须先明白卫星城形成的过程，本文以伦敦和日本为案例。
二战结束以来，当时的伦敦市中心人口已突破八百万人，遭遇了多种城市难题，诸如交通堵塞、环境恶化，以及公共卫生设施不足等困境。
1944年，伦敦拟定了一份“大伦敦规划”。该规划设想在距市中心约48公里距离处，构筑四个环环相扣的圈层结构，具体构造如何？
英国政府在此事中率先推动行政机构迁往卫星城镇，同时为鼓励人口外迁，明确限制服务行业与企业进入伦敦。卫星城镇针对这些迁入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并为迁入居民提供住房等福利措施，部分英国大型公司总部也积极响应这一政策。
那个时期的伦敦街面上，也张贴了许多介绍卫星城的宣传画。“田园城市”所描绘的美好愿景，触动着人们的向往，那里仿佛有更优越的居住条件，更理想的职业机会，上百万居民带着这种憧憬，逐渐前往卫星城定居。
卫星城确实能缓解大都市的用地不足、房价飙升、交通不畅、人口密集等难题。统计表明，英国兴建的所有新城容纳了225万居民，创造了111万个工作机会，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落户其中。
米尔顿·凯恩斯是英国发展卫星城镇的杰出典范，这个项目于70年代初启动，到了世纪末，它已经成为高科技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竞相入驻的热门地。
不少广为人知的公司都将英国总部选址于米尔顿·凯恩斯，例如梅赛德斯—奔驰、大众集团、美孚石油、尼桑、雅马哈、达美乐披萨等，英国本土公司如Rightmove、Argos、BP、Essentra也把管理机构设在了此地。
此图展示了1939年至2015年期间大伦敦各个行政区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其中红色区域代表人口数量下降，蓝色区域则表示人口数量上升。
若你审视1939至2015年大伦敦人口演变图，可见五十载间伦敦中心地带（标红区域）人口显著减少，与此同时，城市边缘区域的人口则大幅增长。
那是否就意味着，英国的卫星城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实际情况并非这样。
早期卫星城侧重于工作与住所的建设，却忽略了商业及休憩场所的配套，由此直接引发了“新城忧郁症”的现象。
由于伦敦长期具备显著的产业优势，就业机会丰富，薪资水平优越，住在周边城镇的人依然会往市中心上班，导致这些城镇变成纯粹的居住地，完全不能承担伦敦的人口和功能转移，反而让通勤加剧了伦敦的交通负担。
城市中心区域遭遇了经济重心与居民流动带来的困境，导致财政状况恶化、工作机会减少、区域发展差距显著扩大，情况进一步恶化，伴随而来的是治安混乱、毒品泛滥等一系列社会弊端。
伦敦目前最凶险的地段，不在城外，而在城区的东部区域。白教堂一带，是声名狼藉的贫民聚居区，那个臭名远扬的“开膛手杰克”就曾在此作案，而这个地方离伦敦市中心的金融区，直线距离不过两公里。
你简直无法想象，在伦敦这个金融中心的区域，竟然容纳了如此多的移民和低收入者，到处可见贩卖廉价衣物和杂货的小摊，还有摆设简陋货架售卖新鲜蔬菜水果的小贩，路边随意放置的货车和垃圾桶，都显得破旧不堪。
紧挨着大英图书馆，离伦敦市中心仅三公里远的国王十字区，一直以来都笼罩着衰败景象。该地是伦敦有名的红灯地带，小偷和醉汉到处都是，整个区域充斥着毒品、低级夜总会和脱衣舞厅，居民大多是穷人。
要明白，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国王十字一带就相当兴旺。那里是关键的运输要道，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东部的火车接连不断，不仅给伦敦带来旅客，还运送着煤炭、啤酒等必要的生活物资。
部分研究指出，东伦敦与西伦敦的进展不均，部分源于当局将部分可用物资调配至其他区域，致使区域产业变革未达预期，进而压缩了东区的发展机遇。
1979年，针对市中心区域残破的状况，撒切尔政府决定增加对市中心地区的资金支持，以推动市中心地区的更新改造。次年，政府进一步通告，解散了所有新城委员会和发展机构，大幅削减了新城住宅的建设规模，并且承诺未来不再为任何新城拓展计划提供政府贷款，转而依靠私人资本进行投资。
这表明新城运动经过三十余年演进，将在英国画上句号。伦敦在卫星城建设上犯过的错误，如今已主动反思并调整方针，体现出对市场与人意愿的重视，最终选择回归城市核心区域。
2004年2月，伦敦又推出了新的规划方案《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该方案更加清晰地界定了未来三十年间，市中心在空间布局上的重点发展方向。
在这个背景下，Wapping、金丝雀码头、Shoreditch这些以往常被忽视的核心地段，在过去十多年间，受到了伦敦方面的极大关注，投入了众多优质资源加以建设。
金丝雀码头已经成长为一个足以和伦敦金融城相提并论的新兴金融核心区域，Shoreditch则聚集了思科、英特尔、亚马逊等众多科技企业，被誉为伦敦的科技重镇。Wapping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处老金融城与金丝雀码头之间，同时紧邻伦敦科技城Shoreditch，逐渐演变成一个集居住与工作功能于一体的高品质现代化城区。
前文提及的国王十字街，已经实施了全面的翻新工程。该区域将建设成为英国规模最宏伟、功能最关键的交通枢纽，同时，写字楼、居民楼及其附属设施也将在那里兴建完成。
现在，路易·威登、亚马逊、脸书、环球唱片以及《卫报》《观察家报》这些知名机构，也全都决定搬入国王十字街，这个曾经被称作“衰败”的地方，正逐步恢复活力。
东伦敦开始发展科技行业，形成了金融科技特色。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拨款4亿英镑用于推动其进步。目前东伦敦，已经汇聚了1600多家科技企业，成为全国最集中的科技初创中心之一。
这座城市耗费了将近五十年光阴，有计划地推进了卫星城镇的设立、居民分散安置以及企业迁出工作。不过现在，它启动了吸引优秀人群返回市中心的振兴方案，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它领悟到只有促进产业和人才的汇聚，才能够推动经济进步、实现城市复兴。
有专家指出，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心区域的整体向心力，优秀人才和各类产业必须集中并互动，唯有具备足够的集中效应，方能形成显著的规模效应。
即便已经迁回市中心区域，伦敦今后的建设格局依然是以多个核心区域和分散布局为主。依据2016年公布的都市发展蓝图，未来伦敦至少会形成13个主要的城市功能区，它们沿着泰晤士河东西延伸，分布两岸，并且每个功能区内部还包含若干个辅助性的区域。这些功能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用途，以此方式来吸引具备相应需求的人群聚集。
城市各区域之间借助呈放射状的道路以及围绕中心点分布的环形道路构成的网络实现连通，完善的交通系统确保了郊外居民即便不驾驶私家车，也可在六十分钟内抵达市中心的办公地点，伦敦自2003年起推行了拥堵费制度，对于不愿意缴费的人，他们会选择不再驾车进入收费范围，以此减轻道路的拥堵状况。
多项政策共同作用之下，当前大伦敦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越了1939年860万的最高纪录，不过交通阻塞、人口激增的现象并没有再次出现，而且，重新负责市中心事务的伦敦市政府，依然在积极寻求吸引而非分散人口的方法，据估计，到2041年，伦敦的人口总数将增长到1050万。
日本也遭遇了兴建卫星城镇的热潮。五十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便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据点，凭借明治维新后奠定的工业根基、产业劳动力的储备以及美国的鼎力相助，迈入了快速工业化时期。
都市问题也接踵而至，东京居民数量急剧上升，城市困境日益严重，东京湾水体受到严重污染，几乎成为失去生命力的水域，对全国范围造成资源过度消耗的现象，城市承载功能已达到极限。面对这一紧迫状况，东京迫切需要将部分人口和重工业迁出。
东京参考了伦敦“田园城市”的做法,于1958年制定了《首都圈城市开发地区整治法》。该法案规定,在100公里范围内建设新的城镇,目的是缓解人口压力。同时,在已建成区域周边,划出5到10公里的绿化区域,目的是提升城市的居住品质。
重大举措之一是推进新城市的建设，1976年，日本倡议，需要疏散非首都功能，调整东京单一中心布局，在以核心区域为基准点、距离约五十公里范围的环形区域内，开发建设辅助城市。
从功能定位来看，日本的新城建设，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众所周知所谓“卧城”。它们主要于大城市近郊执行居住任务，其中多摩新城就是非常突出的示范。
1965年东京面临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住宅需求旺盛的局面，同时土地价格飞涨，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东京都政府在距离市中心三十公里处，兴建了多摩新城，该新城配备了住宅区、小学和中学、商业设施以及社区中心等，很快便成为城市人口向外迁移的主要接收地。
第二类新城属于产业性质。战后日本经济崛起时，感到基础科研力量不足，难以推动产业水平提升。为此，政府计划在建设新城缓解大城市问题的同时，实现“技术强国”“生态强国”等战略目标。部分产业新城因此被定位为以大学和科研单位为主要功能。
1963年，在东京东北方向50公里处，一片约2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筑波科学城开始兴建。日本政府为促进该城发展，将九个部门所属的43个研究机构转移至此地。东京教育大学于1973年，从市区搬迁至筑波市，并更名为筑波大学，为城市建设提供助力。
按照计划，筑波科学城将打造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科研与教育机构集中型国家级科研基地，全国百分之三十的科研单位、百分之四十的科研工作者、百分之五十的公共科研资金都将集中到这里。
第三类属于副中心型新城，这类新城负责承担城市副中心的任务，它们的地理位置条件较为优越，同时人口基础也比较扎实，例如东京湾的横滨未来港以及千叶县的幕张新城。
横滨作为东京的卫星城，凭借其关键的港口地位，极具条件招徕众多公司总部迁入，幕张新城则形成了以展览活动为中心的全球商业功能，并且着力培养制造业的商务运营、技术能力提升等产业。
在九十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泡沫破裂的影响，各类新建城区的发展路径出现了显著不同。多数用作居住功能的区域以及以工业为主导的新城普遍呈现衰败迹象，相比之下，作为区域辅助中心的新城则保持稳定。
这种差异为何如此显著？卧城的作用过于狭窄，原先凭借市中心和新城住宅的价格落差来吸引居民，但房产泡沫破裂后价格差距缩小，新城对居民的吸引力自然减弱，而产业性质的新城极度依赖政府财政支持，与市场供需脱节，在经济下行阶段，其运作情况难免出现萎缩和下滑。
相比之下，副中心型城市具备优越的地理位置，享有有利的政策支持，并且自身形成了多样化的产业体系，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在经济下行阶段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人口构成和产业活力。
许多新建城区出现萎缩和衰落，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卫星城发展的可行性，该国最终决定逐步取消对新城区和郊区的财政支持，转而将发展重心重新置于市中心区域。
结局显而易见，先前流到新城的居民，再次迁回市中心，新城的居民数量随之持续下降。
东京的郊区化进程与欧美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其发展势头短暂而迅速。1960年时，城市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与此同时，郊区居民数量大幅攀升。但到了1980年，情况发生转变，市区人口再度呈现上升态势。
21世纪之后，东京和大阪的核心地带人口数量开始持续上升。2010年，郊外及邻近地区的居民明显向市区集中，东京市中心的大型高层住宅区入住程度，大约有八成。
部分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作“再城镇化”，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新建城区发展潜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全国人口数量下降，但更为核心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类自身的活动。
从前，众多乡村居民流向城市，前往经济繁荣的工业区谋求生计，不过由于地价急剧上涨、环境状况恶化，他们猛然意识到，除了繁华都市的喧嚣繁华，生存才是根本要义。从此，人们转而追求“乡城结合”的生活方式，每天在郊外与市区之间穿梭往来。
不过，与此同时，众多运输行业正致力于优化交通系统，试图缓解出行不便，但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却陷入了“低欲望状态”，现代通讯手段和金融业进步，使得年轻群体不再向往“个人住宅”，反而偏爱“狭小公寓”搭配“连锁超市”的生存模式，并加速向城市核心聚集。
现代生活崇尚简约，年轻人更看重工作地点的便捷程度，不再向往工作与生活严格分开的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他们更愿意待在家中休息，就近选择购物场所，因此，新城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目前，新城引人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压力重重。
一是全球很多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都慢了下来；
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时，其人口增长速度就会减慢，城市进一步扩张的动力就会减弱。
以英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该国城市人口比例已相当高，伦敦却缺乏足够的工作岗位和居民来填充周边城镇的空位。
此外，从零开始打造一座卫星城市，其真实花费相当巨大。以英国和日本为例，这些卫星城市的规划本身就投入了大量资源，政府财政也提供了不少支持。倘若后续缺乏企业及居民的持续迁入，无法带来税收，那么实际上将很难维持下去。
观察一些领先的城市，它们在成长到某个程度后，都会从制造业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服务业的占比会持续提升。与制造业不同，金融、商业、文化、教育、娱乐、媒体等服务业，更需要人口密集且设施齐全的核心区域提供基础。相比之下，这类服务业并不倾向于功能简单、居民稀少的郊区城镇。
许多人或许未留意到，实际上众多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已进入后半段，从“新增阶段”过渡到“整合阶段”。在此期间，先前用于疏散人口的中心城区，反而重新参与争夺人才的竞争，意图吸引原本迁往郊区的科技领域专才和商业机构。
市中心区域虽然面积不及郊区辽阔，土地价格也相对高昂，不过此处汇聚了更为集中的各类新兴发展资源，并且更能招徕各类专业人才。
“硅巷”最初只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地名概念，以熨斗大楼为核心，位于第五大道与百老汇的交汇处，后来慢慢延伸至曼哈顿中下城以及布鲁克林的DUMBO地区。
这一区域集中了众多从事新媒体业务、网络科技研发以及金融科技领域的公司，构成了一片界限模糊的科技企业聚集地。
它充分运用了现有的空间资源，借助与城市高度融合的应用型产业创新，有效聚集了专业人才，成为了促进创新和提升竞争力的强大动力，这种做法也在世界其他城市逐渐流行开来。
老城区在居住环境舒适度、休闲活动场所、医疗及学校等公共配套设施上，具备固有优势条件。倘若能在新兴产业发展与服务行业升级方面弥补不足，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那么留给郊区新区的发展余地会逐步压缩。对此，郊区新区绝不能轻视这一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