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民族抗击侵略、世界人民抗击侵略取得成功80周年纪念日。回顾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众多由中国共产党引导的救国民族工业单位，历经重重困苦，坚持制造支援抗战的物资，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实业救国壮举，并且留下了许多蕴含战争印记的宝贵物品。那些具有爱国情怀的企业，许多是现今国有企业的前身，那些充满爱国热情的员工，许多是国有企业人的前辈，那些体现爱国精神的壮举，早已融入红色血脉之中，成为国有企业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
国资小新精心策划“国企先辈抗战足迹”专题报道，邀您探访战争年代的旧址、遗物、墨迹等，借实物明真相，凭历史寻初心，共同追忆那些饱含热血与责任的英雄篇章。本期奉献第九篇《国产青霉素，竟然源自战时一双腐坏的皮质鞋履》。
你知道吗？
我国最早的青霉素，
竟诞生于
一双发霉的旧皮鞋。
1942年，汤飞凡和卢锦汉等人，在几双已经腐坏的皮鞋上，检测到并提取了青霉素的原始菌种
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馆的藏品中，
有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
这可不是一双普通的皮鞋，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双皮鞋背后
藏着一个中华民族科技创新、
自力更生的故事。
它的余晖，
至今依旧照亮着无数人生的希望。
谈起它的故事，
要回到抗战期间那段烽火岁月——
我国的科学家们从它的身上
分离出了青霉素菌株。
而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发展篇章，
也在那一刻，
徐徐展开。
荒草地上另起炉灶
读书会上发现“救命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战事不断蔓延至国家中心地带，中国首个由中央当局组建的负责公共卫生防疫及血清疫苗制造与研发的专门机构——中央防疫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前身），不得不从北京迁往南方地区。
北京、南京、长沙等城市，1939年，中央防疫处最终转移到了昆明。然而，在一路上的艰难迁徙中，大量设备遭到损失，机构的正常运作也几乎陷入停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瘟疫广泛传播。为了确保破伤风血清等关键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够持续进行，享有盛誉的微生物学家和病毒学家汤飞凡，决然承担起复兴中央防疫处的艰巨任务。
物资极其短缺时，汤飞凡带领二十多个同事，在荒凉空地上着手创建新的中央防疫机构。
西山脚下，滇池岸边，即便战事不断，研究学者们依然持续研读国内外学术刊物、专业杂志和各类书籍，每周固定到汤飞凡住所开展读书活动，探讨全球微生物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分享相关成果。1941年，某次读书交流时，汤飞凡及其团队无意间发现，文献记载的一种名为青霉素的药物，其抗菌能力十分突出，对于疾病治疗具有显著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霉素堪称战场上的关键救命药品。西方国家把青霉素的制造方法当作核心军事秘密，这种药物也被当作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非常难得。为了降低对西洋制造的盘尼西林（含有青霉素成分的药物）的依赖，中央防疫机构立刻把研制国产青霉素的工作摆上工作计划。
一段异常艰难的创造过程就此启动了。汤飞凡率领魏曦、朱既明、黄有为、卢锦汉、樊庆笙这些初出茅庐的科研人员，马上就投入到青霉素的研究项目当中去了。
中央防疫处在昆明的生产间
踏破铁鞋寻菌株
旧皮鞋“立大功”
第一步，就是先找合适的菌株。
青霉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然而搜寻能够大量制造青霉素的特定品系，其难度堪比从浩瀚大海中寻觅一根针。
1939年，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
那个时期，汤飞凡从印度带回了数十株青霉菌，然而这些菌株的表现均不令人满意，情况似乎毫无起色。然而，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意想不到的转机却悄然降临。
那个日子，研究机构进行彻底清扫，所有人把床下物品都搬出来曝晒，其中一双破旧的皮质鞋履上面滋生的青绿色霉斑，吸引了汤飞凡的目光，他随即招呼朱既明、黄有为、卢锦汉几个人，着手从鞋子上的霉层提取青霉菌。
未曾料到，这株菌株在众多帚状霉菌中脱颖而出，成为团队精心挑选出的最佳品种。
费尽心力寻找的菌株，竟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原来就在这“鞋”上。
中央防疫处在昆明的青霉素接种培种场景
“手工作坊”克难关
千金难换青霉素
攻克了菌种难题，他们随即面临新的困难，缺少必要的实验材料，以及基础的仪器设施。
对于这项工作，汤飞凡曾表示：“回想我们开展这项任务，同样非常不易。因为当时在昆明，所有用于保持干燥的设备一件也没有。”世界知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昆明考察期间，于英国《自然》期刊中记述：“……中央防疫处，由中国最出色的细菌学家汤飞凡医生负责……虽然没有自来水供应，他们的实验室依然维持着严格的卫生标准……唯一的一台锅炉还出现了渗漏。”
在那种类似作坊式的科研氛围里，汤飞凡与同事们攻破了诸多技术障碍，最终成功分离出青霉素。1944年9月5日，中国自主研制的青霉素于昆明高峣村问世。第一批产品仅有五支，每支容量为5000单位。
此后，珍贵的国产青霉素随即投入临床验证。
惠滇医院里，有几位外科创伤后血中毒症，被判定无法救治的病人，医生给他们注射了国产青霉素，效果出奇地好：所有患者都康复了。昆华医院接着做的试验，也证明了这种药效果非常突出。那个时期的青霉素，价格极高，有资料说“有人愿意花一两黄金去买一支”，但中央防疫处还是坚持每支卖一元，给急需的人用，对有些经济困难的病人还给予免费或优惠。
虽然战时环境制约，无法实现大规模制造，不过中央防疫机构研制青霉素却收获重大成果，为将来工业化制造建立了牢固根基。
1945年，朱既明、黄有为、樊庆笙、汤飞凡合著的一篇研究文章，题为《中国青霉素的生产试验》，刊登在了《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
1944年8月，享有国际盛誉的学者李约瑟博士来到昆明，期间曾与汤飞凡进行交流
抗日战争年代，中央防疫机构不仅解决了青霉素制造的技术障碍，还负责制造疫苗和血清，这些物资持续提供给军队和民众，构成了抗战的关键支持。1940年上半年度，该机构就生产了霍乱预防针剂417万毫升，破伤风抗毒血清303万毫升，这些产品不仅支援了国内战区，还供应了东南亚的同盟国部队，对于战胜法西斯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这个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科研基地，曾孕育出中国首批青霉素等关键性科学突破，同时也造就了许多优秀的生物医学领域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后来被派往全国各处，在各自的岗位上开花结果，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5年9月2日，中央防疫处为庆祝同盟国胜利，在昆明组织了庆祝大会，全体职员参加了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童村、马誉澂等优秀科研人员选择留在改名的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机构任职，中国生物制品行业从此踏上自主建设、独立发展的道路。
1947年秋季，马誉澂在左侧，童村在右侧，他们当时正在进行青霉素提纯技术的研究工作
1947年，由《一四七画报》推出的特别板块，详细记录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生产技术取得的显著成果
回望峥嵘岁月，
从消灭天花、消除脊灰、有效控制乙肝、
大幅降低麻疹等传染病危害，
再到抗击非典、决战新冠的关键时刻，
一代代国药人
始终冲锋在护卫公共卫生的最前线。
汤飞凡等老一辈科学家
在民族危难之际守护健康的坚韧与担当，
早已融入新一代国药人的骨血，
成为血脉中最深沉的基因。
如今，
新时代的国药人，
正继续以科技创新续写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的使命，
在国家与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矢志不渝地守护生命之光，
让这份穿越世纪的红色基因，
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