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一年，我们全家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老人家身体不适了。最初状况尚可，我天真地想，打几天点滴就能让他好起来，再次成为那个喜欢打扫卫生的乐呵呵的老人。可后来，他住医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身体每况愈下——得了脑梗，又出现血尿，走路也困难了。我和娘儿俩总在全市各医院来回跑，办理入院手续的事，现在对我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了。
状况稍有改善时，我们也会返回家中接受治疗。母亲偶尔需要出门处理杂事，我也得去工作地点处理公务，独自留下父亲实在让人担忧。我将父亲的助行器搬到电话机边，反复叮嘱他一旦有事必须立刻联系我。每次都要确认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背诵我的联系方式，我才放心离去。时间久了，这串数字变成了父亲每次见到我的本能反应，好像只有正确念出这串数字，才能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放心。
父亲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没过多久，就收到了医院出具的“膀胱癌”检查结果，这个消息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我无法落泪，只是茫然伫立，思绪纷乱，一片茫然。紧接着，惊惧如潮水般涌来，狠狠冲击着心口。我回过头去，发现母亲早已泪流不止。她说话的嗓音断续而微弱，我好像看到一座大厦轰然倒塌。
父亲已经无法接受手术了，接下来要接受长时间的放射治疗，这个过程会持续很长时间。我每天晚上和白天都陪伴在他身边，寸步不离。他总是非常体贴，不忍心因为我而耽误自己的工作，总是轻声对我说，让我安心去上班，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说完这些，他又非常熟练地把我的电话号码背了下来。
我休假在家，一刻不想离开父亲，盼望能有好事发生。父亲的状态越来越不好，有时睁开眼看见我，会对我笑，会把我推开，会无意识地念叨那个熟悉的号码。他身体越来越虚弱，脸色发黄，皮肤没有生气。每顿饭只能吃掉半个蛋黄，就摇摇头，实在吃不下去了。面对生死考验，只能任由父亲日渐憔悴，看着他承受煎熬，如同在水中挣扎的落水者，自己却束手无策。
我甚至不敢随便去碰父亲，不清楚把手放在哪里才能让他感觉舒服些，也不明白怎样做才能更好地照顾他，能做的，只是拼命地找医生，也控制不住地哭泣。
父亲偶尔会感到不痛苦，这样的时刻对我们来说仿佛过节一般。我搀扶着他到户外接受阳光，有时甚至带他到附近的顺德市场走走，他脸上会露出轻微的笑容。
父亲彻底离去的那瞬间，我内心反而很平静,我确信父亲终于摆脱了病痛的纠缠,前往了极乐世界,从今往后,他一直住在高处,慈祥地注视着我和我的日常。
阳光照在脸上，很像是父亲的凝视。送葬的人群在家乡的土地上曲折行进。秋收刚结束，几根玉米秆独自站在田野中，我独自望着玉米秆环绕的墓穴。明白，最爱我的那个人，已经永远离开了。
这些年来二十多个春秋流转，我名册上的联系人此消彼长，唯有这个联系方法一直未曾更改。不少人建议我选用费用更低的通讯方案，我总是报以微笑并摆手拒绝。毕竟，我害怕父亲万一遇到紧急状况，无法联系到我。
那个序列，对我而言，早已超越了基本的联络标记，是深植于记忆中的家族密语，是沟通我与父亲的一条隐秘纽带，是亲情持续不断的保证。
某些惦念能够跨越生死界限，比如这个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的联系方式。即便听不到对方的回应，依然觉得，感情根本无需通讯保障——它早已融入血液之中，是安静而长久的思念。
杨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