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约三成陆地疆域属于干旱地带，包括河西走廊、宁夏平原、天山南北路、阿拉善高原与柴达木盆地等关键地带。在干旱地带，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社会经济存续与进步的基础，因此水利建设在该区域整体历史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且与环境变迁历程、边疆管理方式、地方社会风貌等议题联系紧密。干旱区水利史的研究一度被排除在中国水利史的核心关注范围之外，不过近些年学术界对此议题的探讨正变得日益频繁，并且揭示出干旱区水利史所特有的研究价值成为一项显著成就。在“治水于边陲”专栏中，所有作者都是兰州大学张景平教授团队中的青年研究者，他们或者目前仍在参与，或者曾经参与过干旱区水利史的研究工作，这些人将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针对河西走廊、宁夏等地的关键水利史问题，阐述各自的研究见解。
一、找寻草湖的行迹历程
我们的车在田野和芨芨滩交错的荒凉道路上摇晃前行，车轮每转动一圈都显得格外沉重。看着司机师傅吃力地操控方向盘，坐在旁边的我既担心车辆陷入泥泞，又忍不住质疑自己精心策划的行程，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所在的地方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贺家墩那个有树木的地方。明花乡处在河西走廊的正中、巴丹吉林沙漠的南面，往北边挨着高台县，往南边靠着酒泉市肃州区。它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北部的一个独立区域，并不和县的主体相连，那些对地方文化感兴趣的人管它叫裕固族的“一个孤零零的岛屿”。自明代裕固族东迁队伍抵达嘉峪关，他们的迁徙经历便在游牧地带广泛传播，至今仍能听到民歌吟唱着相关内容
我们是从西边来的，沿着哈至一路行进，用骆驼背负老人，抵达了千佛洞，接着又前往八字墩山顶，在那里远眺四周，发现八字墩下方有一条横贯的路径，延伸向远方，顺着这条路前进，最终看到了居住的村落……经过询问，才知道那是盐池河，于是十八户人家便定居在了此地。
清康熙朝时裕固族划分为七个部族，亚拉格家与贺郎格家两个部落就住在新明花乡一带，我们寻找的“一棵树”主要在贺姓聚居区。此地呈现农牧相间景象，一方方墨绿的玉米田夹杂着几片枯黄的芨芨草滩，它们被铁丝网分隔开来。这种情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显现出来，在那之前，这片地域是裕固族牧民放牧的场所，那个地方被称作“一棵树草湖”。
我们根据陈旧文献上“草湖”的字样出发。说到草湖，大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现在嘉峪关草湖国家湿地公园那样绿意盎然、水势丰沛的景象，不过此地主要的野生植物是形态奇特的芨芨草，它们的枝叶参差不齐且挺直，土壤呈现出深褐色，由此可以看出这片土地的干旱。20世纪40年代此地地下水层位置较高，即便后来通过挖掘土井汲取水源，井深也仅需1到3米就能触及水源，然而现今机械井得到广泛应用，钻井深度已超过百米。伴随农牧结合型经济的持续繁荣，裕固族民众不再逐水草而居，他们世代定居于此，“一棵树草湖”那种流动的游牧风貌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一棵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基。
图1 一棵树地标 王申元摄
车马驶离末处田野，前方变为广袤的芨芨草甸。当在荒漠穿行，满目石块与黄沙只会让人觉得前方被单调覆盖，内心充满疲惫的迷茫，而此刻无边无际的草丛只会让人陷入对未知前路的担忧，不确定是否沿着这条路能够顺利抵达下一个落脚点。相比之下，田野地带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安心，因为穿过一片片庄稼地，最终会来到有人烟居住的地方。
图2 芨芨滩 王申元摄
有些依靠渠道引水灌溉的田野地带，也分布着一种草湖，它的成因是灌溉农田后的多余水流排入低洼处，最终汇聚成低于耕地的低洼地带。这类草湖里草木繁盛，里面生长着芨芨草、芦苇、冰草等植物。这件事让作者联想到很久以前和同窗去瓜州、敦煌开展过一项关于河西地区移民的访谈工作，目的是记录改革开放后移民的口述历史，在访谈中得知，移民刚到河西的时候，必须投入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改造那些盐碱地，其中一项关键措施就是排盐，也就是借助水灌溉来清洗土壤，以此降低土地的盐分含量，然而这种做法让部分移民连续两三年都遭受减产，有的甚至颗粒无收，只能依靠国家的粮食分配来维持生计。想来自汉唐至明清时期的移民屯垦，大抵也是如此情形。
河西走廊夏季秋季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大，地下水深度表现为夏季秋季深，冬季春季浅。春季土壤湿度上升，当地居民称之为“发潮”，文献记载描述其“广阔水域，似灌溉一般”。但地下水富含矿物质，潮气散去后地面显现出白花花的盐碱地，必须消除盐碱才能进行耕作。乾隆四十四年，即1779年，钟赓起担任甘州知府期间，负责编修的《甘州府志》里提到了高台地区通过用水冲洗盐碱地的方法。“因此开发新农田，通常先让水浸泡，等待盐碱渗入土壤，待土地快要干透时，再设置篱笆进行播种，或者用手撒播种子……至于冬季和秋季的灌溉水，千万不能耽误，因为盐碱具有热性，而雪水偏寒，利用这一点可以中和降低盐碱。”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就在田地边缘靠近水渠的地方，特意留出一块草甸地，用来排放冲洗盐碱的废水。先辈们用“以水排碱”的方法改良土地，这种经验代代相传，应用得非常普遍，草湖区域的植物也因此生长得郁郁葱葱。然而随着耕地不断开垦，对灌溉水资源的管理变得极其严格，过去被视为改善土地的“以水排碱”措施，反而变成了淹没草湖、破坏水系的严重问题。
二、灌泡草湖的时代跨越
河西走廊地区原本就缺水，随着用水需求与供给的差距越来越大，过去为了适应环境而发展出的灌泡草湖方式，慢慢变成了引发争端的焦点。可用的水源既要供应农田灌溉，也要维持草湖的生态，耕地和草湖之间的用水界限变得含糊不清，时常发生摩擦，每当需要灌溉用水的时候，不按规矩办事的情况就特别多，这种现象在河流的上游和下游表现得最为清楚。
黑河的主河道发源于祁连山脉，经过莺落峡之后，流经中游地带的张掖市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穿过正义峡之后，进入下游的鼎新县，后来在1956年鼎新县被撤销并入金塔县，同时流入了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鼎新县在元朝和明朝时期是蒙古族民众的牧场，到了清朝雍正初年，朝廷派遣军队驻扎在这里，雍正三年，也就是1725年，又招募百姓进行开垦，并且修建了水渠，设立了毛目和双树两个屯田点。下游新垦区灌溉用水受制于上游高台、临泽、张掖等地，灌溉期间常有上游强行截断河堤的情况，导致下游断水。雍正五年（1727）制定了“黑河均水制”，旨在缓解下游新垦区灌溉用水紧张的状况，该制度规定在下游灌溉时段，上游必须封闭所有取水口。然而，实际执行中仍有大量私下开凿的渠道，用于向灌泡草湖供水。民国初年，地方当局下达禁令，不准将水仅用于浇灌农田，禁止用于注满湖泊，但这一措施收效甚微，鼎新镇因此饱受上游持续向草湖灌水的困扰，痛苦地表示“草滩的价值超过稻田，牲畜的性命胜过百姓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河西走廊的水灾与缺水问题得到全面整治。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用水矛盾，并合理分配随季节变化的河流水源，政府在此地实施了多项蓄水工程的兴建。这些新建成的水利工程，不仅改变了水流的走向，还重新调整了灌溉的安排，确保农田用水优先，分配方案中开始包含草湖的用水份额。
张掖的档案资料详细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1955年张掖专区的农田水利工作报告证实，当时已经开始着手调整配水机制。当年黑河的水量非常充足，水库蓄满之后，过量的水流顺着河床流向了草湖和林地区域。到了1959年规划灌溉方案时，张掖专区清楚地指出，在水库蓄水达到标准后，必须合理安排对林地、草湖、戈壁、沙地以及荒地等总共六百万亩土地的浇灌工作。值得留意的是，草湖的水源并非只来自春季的流水。在夏季的洪水期，漫过地面的水会汇集成自然的水流，这也为草湖带来了重要的水源，使得草木能够经历枯萎和生长的循环而维持生命。
中国干旱区生态治理在政府推动下有了新进展，绿洲草湖因此焕发生机，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如今被大力宣传，人们对此广泛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从2000年起，国务院开始统筹安排黑河干流的用水分配，确保其按照既定规则，定期定量地向下游输送水源。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其中明确提出要努力恢复居延海的水域面积。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之后，东居延海在2003年实现了全年不干涸的状况，到了2017年，其水面面积恢复到66.3平方公里，这个数值是近百年来该湖泊所达到的最大面积。
敦煌地区出现的湿地面积缩小等环境状况，促使国家在2011年决定推行《敦煌水资源科学调配与自然环境维护整体方案》工程，该方案具体要求双塔水库每年要向下游输送不小于两千万立方米的生态用水，以此保障西湖湿地的水源补给。2016年，双塔水库开始向下游输送生态用水，紧接着，中新社刊发了一篇题为《甘肃敦煌盐碱地变为碧湖，吸引民众戈壁“观海”》的文章，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完全干涸的哈拉淖尔湖，竟然在荒滩戈壁中重新出现了。到了2020年，媒体又披露了西湖自然保护区内的戈壁荒漠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淡水湖泊——艾山湖。
图3 艾山湖全景 甘肃省疏勒河中心王彦林摄
过去具有实际用途的灌泡草湖行动，现在转变为对自然价值的重视。这些重新获得活力的草湖，不再仅仅是改善土地的手段，或是草类资源发展的基础，而是变成了维持干旱地带生态稳定的核心，体现了从实际目的到环境意识的转变。
三、草湖草资源的实用价值
自古以来往来于西北边陲地区的人们，往往留下“黄沙碛里”“白草枯”“塞外秋风寒”等艰苦的环境记忆，但同样存在塞草丰饶、绿草如茵等美好的环境描述。明代左光斗《入塞曲》所写“大漠高空尘不飞，新秋塞上草犹肥”，与“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所描绘的荒凉景象迥异，呈现了初秋时节边塞牧草依然茂盛丰美的景象。雍正十一年，沈青崖在肃州负责军需事务，他描绘的绿洲景色如同江南水乡，玉门关外不再有“春风不度”的荒凉景象，反而展现了“马埒平展铺着浅绿草”，“春风当日玉门很丰富”的勃勃生机，干旱半干旱的绿洲生态里，草湖是最有代表性的绿色象征，而“绿”的主要依托，就是草湖里生长的草。
草湖里的草，曾经作为烧火用的材料，作为牲畜的饲料，作为充饥的食物，多种多样地进入了绿洲人们的生活，是过去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重要物资；它又凭借保持水源、保护生物种类的生态作用，维持着现在的自然景象，始终是绿洲社会不能缺少的基础。它的价值内涵，既体现在文字描述的实际应用方面，也潜藏于那些尚未完全说明却与地方传统紧密相连的生活联系之中。
以西北乡村为背景的《隐入尘烟》里，有一段情节令人印象深刻，主角马友铁赶着毛驴车，给放羊的人家送去了两大包马铃薯，以此报答当年盖房时赠送芨芨草的情谊。用芨芨草编织帘子用来衬屋的做法，在清代《甘州府志》这本书里就已经有文字记录。实际上，草编手艺在中国民间非常普遍，经过研究，中国最早编织的物件是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制作的。近些年国家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促使许多地区开始重视发掘草编这一文化遗产。河西走廊虽然缺少关于草编技术工艺的详细文字资料，不过却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草编物品。1959年武威磨嘴子墓群M22出土了一件非常巧妙的“锦缘绢绣草编盒”，是汉代女性放置手工用具的容器，其编织技巧在骆驼城墓群遗址出土的魏晋时期的“草编奁盒”中也能看到。
图4 草编器具 高台县西北民俗记忆博物馆藏
草编用具的实用价值，在绿洲地带的日常起居中非常普遍，直到如今河西走廊很多农家还在运用草编器物。草本植物能够弯曲的特性符合了缺水地区的生存需要，这种利用草类的生存经验在开展水利建设时，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进了保障绿洲社区延续的工程事项里。
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带普遍缺少大块的优质石材和木材，很多水利工程都借助草本植物来实施。修筑拦截河水的渠首工程时，会使用草编的器具，里面装填着砾石；建造蓄水塘坝的渠首时，则将根须旺盛的芨芨草连根带土挖取出来，堆叠成“芨芨墩”。在河西走廊的水利建设实践中，流传着“树木如同河流的骨架，草本植物则像是水渠的筋络”的俗语。清雍正十年，即1732年，慕国琠经由大学士鄂尔泰举荐，赴陕西供职，后来川陕总督刘檄指派他负责高台县境内三清湾的屯田水利开凿工作。慕国琠在开掘三清渠的过程中，采用了铺设草皮的方法来防止渠水流失。这种草皮系从河岸滩涂上整块挖取的带土野草，形状如同堆叠的青草方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河西走廊地区土渠依然广泛使用，草皮砌筑渠道的方法在当时是减少水流流失、避免河床被侵蚀的主要手段。
草湖的水系与草场分布，紧密关联着河西走廊绿洲的生存环境。当东居延海的水面倒映着芦苇丛，哈拉淖尔湖重新焕发的湖光吸引着观赏者，草湖和草场所蕴含的，早已超越了河西走廊的历史与现状，更是所有缺水地带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探索稳定、追求持久的普遍借鉴。
图5 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湿地 甘肃省疏勒河中心王彦林摄
王申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