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赋这两种文学体裁的相互融合，不仅是文体演变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持续深入探讨的学术议题。以诗歌或诗句为创作灵感的辞赋作品，即所谓的“诗题赋”，其发展深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在唐宋时期达到成熟，元明时期逐渐衰落，而在清朝时期达到了巅峰，其历史规模可见一斑（据《历代辞赋总汇》的初步统计，共有1700余篇，其中清代作品就占了1300篇），这充分展现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的明显特征。可以说，它是在继承《诗》的传统、魏晋六朝诗歌中的赋化倾向以及赋的诗化特色之后，再度涌现出的一个显著文学形态。
清代时期，博学鸿词科考试、庶吉士散馆以及学政观风等活动，都涉及到了辞赋的考核，“命句”与“构思”成为了衡量才学高低的关键指标。正如孙何在《论诗赋取士》中所言：“唯有诗赋这一体裁，非得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者，方能胜任。通过观察其命句，可以窥见其学问的深浅；而其构思，则能展现其才学的广度。无论是穷尽物象之妙，还是极致情感之旨，均需具备深厚的学养。”因此，在清代士人的教育体系中，辞赋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如潘务正在其著作《清代赋学教育》中所言）。诗题赋则主要是在应试的学术氛围中孕育而生，它不仅承载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还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拥有更为庞大的创作群体基础。
诗题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诗歌中的“情境”与“意境”通过语言修辞技巧巧妙地转化为辞赋的“物境”与“实境”。尽管诗歌往往情感细腻、辞赋则形象鲜明，二者风格迥异，然而在诗题赋的创作领域，诗歌所蕴含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那种模糊性，却为辞赋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使得他们在演绎时能够充分发挥，填补作品中的空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张力。若以杜甫《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中的“五月江深草阁寒”为题者众多，诗评家对“寒”字特别关注，有人从季节的物理规律角度出发，认为杜甫是勉力依照韵脚创作；有人从诗歌构思的心理层面分析，认为杜甫是有意别出心裁，创造出“本不应寒却寒”的曲折意境，这其中的深意值得细细品味。赋家们运用擅长铺陈的辞赋形式，对其中蕴含的“景寒”“境寒”“身寒”“心寒”等诗意进行了多角度的拓展与描绘，既突出了杜甫接待宾客时随性的态度，又生动地描绘了五月清冷的景色、草阁清寒的环境，同时刻画了杜甫瘦弱、孤身、清贫的老年形象，更深刻地展现了杜甫晚年漂泊无依、忧虑时局、伤感怀旧、心境凄凉的画面。应当指出，正是由于赋家们的再创造，此诗的艺术领域得到了有效拓宽，其深邃内涵得以在多个层次和不同程度上具体呈现。从某种角度来讲，诗题赋的创作实际上是对诗歌的一种解读。因此，与传统的训诂学阐释相比，这无疑为诗歌的接受历程带来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
诗题赋往往带有浓厚的应试风格和固定模式，因此普遍采用“以题为韵”的律赋形式，其声韵和谐，节奏流转，篇章短小而文采斐然，体现了清代文人“诗以唐为典范，赋亦何尝不以唐为典范”（钱陆灿《文苑英华律赋选序》）崇尚唐代诗歌和律赋的审美追求。虽然唐赋是正宗，但学习唐赋、模仿唐赋不过是一种途径，而非终极目标，其深层次蕴含的是追求自我超越的坚定信念。覃研唐赋的艺思与技法在清人的批评与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对唐赋存在“巧法未备”以及“法疏”“意薄”等问题的普遍认识。所谓“法疏”，主要是指唐赋在布局、意境、格调、音调、句式、用字等方面过于灵活，缺乏明确的规范与法则；而“意薄”则是指唐赋的构思不够周密，表达的意思相对单薄。这也表明唐赋在形式与内涵两方面均无法满足当代创作赋体的要求。于是，清代学者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确立了本朝馆阁赋的典范地位。李元度在《赋学正鹄·序目》中提到：“现今科举考试以诗赋选拔人才，馆阁尤其重视，试赋除模仿古赋外，普遍追求清晰流畅、轻盈典雅的风格，这与唐代律赋的特点相契合。然而，唐代律赋的巧妙手法尚未完备，常常瑕瑜互见，宋元时期亦是如此。今日之赋，经过反复推敲，愈发趋于成熟，如同八韵诗一般。而唐代之赋，乃是唐代文人尝试的韵律之作。如今，朝廷中的赋作，则可视为朝廷选拔人才的试帖。学者们在其时代技艺中挑选出最为精湛之作，这无异于对唐代文人的崇敬，无需再重复那些粗糙的初稿了。”清代诗题赋在政治功能和文学创作两方面所体现出的对唐代文学的推崇以及对当代文学的重视，这种思想上的纠结，充分揭示了清代人在继承与创新辩证关系中的文化心态。
诗题赋不仅继承了“同题”和“模拟”等创作艺术的特点，而且融合了“选本”和“摘句”等理论批评的属性。在挑选特定的诗篇或诗句时，以及决定选取的数量，都透露出某种诗歌理念上的偏好，这成为评估诗句典范性、诗作价值、诗人成就和诗歌风尚的重要手段；同时，作为一种诗歌和赋文的共同批评形式，“摘句”自唐代《赋谱》等专著问世以来，尤其是在清代那些兼具赋选和赋格特点的著作中，如余丙照的《赋学指南》等，这一做法始终贯穿于对辞赋的炼句、韵律、题材、结构、风格、承变、优劣等方面的鉴赏与讨论之中，进而形成了以“句法论”为核心的辞赋独特批评体系。尽管宋代的诗歌总量远远超过了唐代，然而，以唐代为题材的赋文数量（大约有640篇）却几乎是宋代诗歌（大约370篇）的两倍。此外，这些赋文所涉及的唐代诗人和作品范围也更加广泛。相比之下，宋代赋文主要集中在对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的作品上，其选择倾向性十分鲜明。唐诗与唐赋强调情感与韵律，宋诗与宋赋则重视才智与学识，清代人士尤其钟爱以唐诗为赋题，而以效仿唐风为赋题之正途，这一倾向无形中成为了清代律赋推崇清新自然、流畅开阔艺术风格的核心要素。
在众多唐诗题赋中，尤其是杜诗题赋（约170篇）最为突出，其占比高达27%，这反映了清代杜诗学的全面兴盛。人们对于杜诗的选取，往往聚焦于杜甫晚年流离失所于西南地区时，所创作的描绘风物的清新词句，这些作品多体现了他“晚节渐于诗律细”的精湛技艺，备受推崇的不仅是其精妙的炼句、生动的刻画，还有深厚的诗味和远大的诗旨。《小至》中的“山意冲寒欲放梅”一句，在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中被赞誉为描绘梅花最为精湛之作：“梅花诗篇难以精妙，即便以千古传颂的名句来衡量……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虽然清秀却缺乏深远意境。若要追求名句，唯有杜甫的‘山意冲寒欲放梅’。”而单宇在《菊坡丛话》中也认为，这句诗是冬至诗篇中最为独特和突出的一句。然而，最能体现杜甫现实主义与思想性的那些具有“史”性质的诗歌题目和诗句，却并未出现在这一类作品中。这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分析，考试赋文的目的是为了设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要求文辞华丽、义理宏大且蕴含治国安邦之志，其核心在于借助王权的力量，推崇辞赋的“讽喻”与“颂扬”的教育理念。在日常的课艺考核与科举选拔的实际操作中，对辞赋中“颂美”的重视程度逐渐凸显，而对“讽谕”的意味则显得日渐疏远。这样的命题标准，往往会对“诗史”类作品进行评估，并倾向于避开它们。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审视，“诗史”类作品并不以单句的巧妙构造为优势，其叙事的完整性容易与基于杜甫诗作内容进行的二次创作的杜诗题赋这一形式产生文意上的重叠。
诗题赋的理论批评特点亦体现在其与《诗经》学的交流互动之中。“赋为古诗流派”的流派认知及其蕴含的经籍义理、功能价值，以及“六义融入赋体”的批评方法，都充分揭示了辞赋与《诗经》之间紧密的传承联系。《诗》题赋作为诗题赋的一种主要创作形式，尽管其题目并非直接取自《诗》篇或《诗》句，然而其内容与形式却紧密关联着《诗》与赋这两种文体。例如，借鉴白居易《赋赋》创作手法而涌现出的众多同题赋作，以及《六义赋居一赋》等，都充分体现了对“六义”内涵的拓展和对辞赋声律特点、抒情功能的强调。这些作品在弘扬辞赋对“六义”的包容性，以及在凸显辞赋的声韵美和抒情性等方面，无不显示出对传统理论命题的深化与拓展。
此外，诗题赋在清代被看作是诗、赋、文三种文体相互融合的体现。“律诗的形态与律赋相似，而律赋又与八股文相近，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出自梁章钜的《试律丛话》），这种观念在李调元的《雨村赋话》、浦铣的《历代赋话》、林联桂的《见星庐赋话》、余丙照的《赋学指南》以及刘熙载的《赋概》等赋学专著的批评内容中均有广泛体现。路德长期在乾阳、象峰、对峰、关中、宏道等书院担任主讲，他在评价李应台的《细麦落轻花赋》时，对诗赋与作文的异同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诗赋之道与风雅之情相通，擅长写赋的人应当广泛阅读其他文体。他提出了“与其多读唐赋，不如潜心研读唐诗”的观点。这一观点与清代学者在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中，特别强调提炼各种文体乃至不同文艺门类之间的共同范畴或技巧的做法，有着密切的契合之处。概而言之，诗题赋作为一种独立的主题类别，蕴含着丰富的文学特性，理应全面审视其在诗歌学、赋文学、文体研究以及理论评论等多个学术领域的价值和重要性。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02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