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骈韩古”是对陆贽的骈文和韩愈的古文的一种简称，这两位大家均活跃于中唐时期。在贞元八年（792年），陆贽担任兵部侍郎并临时负责贡举事宜时，韩愈则成功登科，由此两人结下了师生情谊。韩愈在《顺宗实录》中对陆贽进行了传记式的记载，简要地概述了陆贽的一生。除此之外，他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提及，陆贽在贡举考试中文章考得非常仔细。陆贽有幸中举，然而直到两年后与他一同及第的其他人都声名鹊起，他方才意识到陆贽在文章中识别人才的高超技艺。
韩愈比陆贽小十四岁，他们少年时的经历颇为相近。《旧唐书·陆贽传》中记载，陆贽少年时便孤独自立，与众不同，对儒学十分勤奋；《旧唐书·韩愈传》也提到韩愈自幼便刻苦学习儒学，不依赖他人的奖赏。陆贽性格刚直，行事正直，对德宗的赏识心怀感激，不愿迎合世俗，他曾言：“我对上不负天子，对下不负所学，对其他则毫不在意。”（出自权德舆的《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韩愈秉持正道，行事坦荡，“言辞真诚，无所畏惧，品行刚正，不擅长处理世俗事务”（出自《旧唐书·韩愈传》）。陆贽因直言不讳被贬至忠州，韩愈亦因直言被贬至阳山与潮州，二人皆因直言无隐而遭受贬谪。他们在议论事务时，多切中要害，不发表空洞之词，尽管如此，他们在写作时所选用的文体却有所不同，陆贽偏好骈文，而韩愈则偏爱古文。在文学史上，对陆贽的骈文提及较少，而韩愈的古文则成为其中的亮点。
陆贽于代宗朝初入官场，职位低微；转至德宗朝时，入翰林院，曾伴随德宗远赴奉天，享有“内相”的美誉。后来官至同门下平章事。他的文章多系奉朝廷之命而撰写，诸如制诏、表状等。四十二岁之后，他被贬至忠州，闲居十年，期间以整理抄撮方书为业，最终编成《陆氏集验方》五十卷。陆贽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两唐书》中均有单独的传记记载，与韩愈那样多才多艺的学者不同，他并非多位文人合传中的一员，这充分表明了陆贽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陆贽主要在唐德宗时期活跃，“在议论应对方面，他明察秋毫，理清脉络，剖析问题，下笔如有神助，当时的名流无不对他赞誉有加”（《旧唐书·陆贽传》）。这并非仅仅是在评价他的文章风格，而是在称赞他文思敏捷，善于明辨是非。欧阳修在《新唐书·陆贽传》中的“赞语”中这样评价陆贽：观察陆贽的数十百篇论谏之作，他对时弊的批评，无不根植于仁义之道，堪称后世学习的典范。
韩愈推崇先秦两汉的文学，致力于复兴古文，以此来宣扬古老的思想。他主张“文以载道”，亦即通过文学来传播思想。他所倡导的“道”，源自于尧、舜、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正如他在《原道》中所言：“博爱即为仁，行为适宜即为义，遵循此道即为道。”他自称秉持仁义之道，研读先秦两汉经典，以继承圣贤的意志，“在仁义的道路上践行，于《诗》《书》的源头探索，不迷失方向，不切断根源，直至生命终结”（《答李翊书》）。因此，韩愈的学问，既得益于仁义，又因仁义而构建起他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与陆贽均尊崇儒家思想与仁义精神，但并无文献记载韩愈的思想受到陆贽的直接影响。韩愈在《读荀》一文中提及，他年少时研读《孟子》著作，便对孔子的尊崇有了深刻认识，进而将仁义确立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将其视为儒家学派的道统之核心。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提到了欧阳修对陆贽与韩愈的接纳态度，这为读者呈现了从欧阳修的视角审视陆贽和韩愈的新视角。苏轼评价道：“欧阳子，论及大道理时如韩愈，论及具体事务时似陆贽”，并且这一观点得到了天下人的认同。欧阳修年少时对韩愈的文章情有独钟，成年后更是尊敬韩愈，尽管后来不得不学习时文以应对科举考试，但他始终钟爱韩愈的文章。在《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热爱韩文并投身学习的历程，同时对于杨亿和刘筠所倡导的“西昆体”文风进行了批判。他强调，韩愈的文学与思想，被后世广泛推崇，成为天下共同传承的宝贵财富。苏轼赞誉他“论述儒学之道如同韩愈”，所谓“儒学之道”即儒家学说，韩愈曾大力宣扬儒学的道统，然而并未构建起完整的儒学理论体系。欧阳修在其《原道》之后，又著有《正统论》，将尧、舜、三代视为天下之“正”，并认为三代时期天下一统即为“统”，其理论深度超过了韩愈的《原道》。此外，欧阳修还创作了《原正统论》和《明正统论》等作品，将正统视为天下万世公正之工具。苏轼曾言，在孔子逝世五百余年后，世间迎来了韩愈，而韩愈逝世后约二百年，又出现了欧阳修，“他们的学问推崇韩愈和孟子，进而达到了孔子的境界，致力于阐述礼乐仁义的实质，以期与宇宙大道相契合”（《六一居士集叙》）。
陆贽的论事，若以他个人而言，所涉及的都是国家大事。自德宗在奉天期间，奉旨起草诏书，他挥毫即成，不再反复推敲，起初看似未经深思熟虑，然而呈上之后，无不详尽无遗地描绘了时局，准确把握了时机（出自权德舆的《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他所论述的内容，皆关乎朝政的利弊得失，且总能直击要害。他代德宗起草了《奉天改元大赦制》，坦率地指出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疾苦不堪，诏书一经发布，山南山东的将士们听闻后无不感动落泪，立志要尽忠职守；《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则通过讲述历史，阐明为国家效力应当秉持公心，无私奉献，使民众明白应遵循的道路。尤其是《论裴延龄奸蠹书》，严厉指责裴延龄是奸诈狡猾的小人，对国家有害，绝不可任用，最终却反遭裴延龄陷害，被贬谪。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和《朋党论》可以与陆贽的《论裴延龄奸蠹书》相提并论。在《与高司谏书》中，欧阳修指责谏官高若讷未能为遭受诽谤的范仲淹辩护，反而对他进行了诋毁。而在《朋党论》中，陆贽因内侍蓝元震等人的朋党言论而义愤填膺，撰写了这篇论文。他认为，君子有朋，小人无朋，只有坚守道义、践行忠诚、珍惜名节的君子之朋，才能使天下大治。苏轼认为，欧阳修的文笔融合了陆游和韩愈的特点，他学习韩愈时需忠诚于道义，学习陆游时则需激昂而直率，这两者不可混同。然而，陆贽在议论事物时，主张推行真诚、减少战争、分散财富等措施，这些都是仁爱之道。
苏轼自幼便对陆贽推崇备至，苏辙评价他“起初喜爱贾谊、陆贽的著作，在谈论古今治乱时，从不发表空洞之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亦曾对王庠表示：“儒者的通病，往往是文辞华丽却缺乏实用性。贾谊、陆贽的学问，似乎并未在后世得以传承。”（《与王庠书》）苏轼之所以如此重视陆贽的文风，是因为陆贽在处理世事时的个性、职责、所处的环境、形势，以及顺应时代而创作的诏书、表状等应用文，都深深地影响了苏轼。苏轼曾言：“唐代的宰相陆贽，其才智原本堪为辅佐之选，学识足以成为帝王之师。他在论述时深入于事理，言语中不离道德之谈。智慧如同张良，文笔却更胜一筹；辩才如同贾谊，策略却并不疏漏。他上能纠正君主之失，下能通达天下之志。自三代以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唯有他一人。”（《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若陆贽得以实现其志向，那么在德宗时期，或许能够重现唐代“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陆贽被贬至忠州之后，选择避免流言蜚语的困扰，因而不再著书立说。然而，在他任职朝廷期间，所撰写的作品均为官方公文，并未涉及个人赠序、书信、墓志铭等文体，这一现象颇为罕见。他选取骈文作为表述方式，这源自朝廷制诏表状的惯例，然而，他与传统相异之处在于，他并未采用四六句式和典故，亦不求文辞华丽，而是依据时事和文风的需要，运用不拘一格的句式长短，使其呈现出“开卷即明”（出自《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以及“浅显、平易、质朴、醇厚”（见姜书阁《骈文史论》）的文风。尽管他缺乏文章理论，却拥有一种贴近生活的文风自觉。《新唐书》中记载“讥讽时弊，皆源于仁义”，因此，那些勇猛的武夫和士兵在阅读后，无不热泪盈眶，满怀感激之情。
苏轼在《韩愈论》中对韩愈的人性观提出了质疑，然而在《韩文公庙碑》中，他不仅赞扬了韩愈的忠诚与勇敢，还特别提到韩愈“振兴了八代以来的文风，挽救了天下沉沦的道德”。韩愈倡导复兴古文，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到，事物若不公平便会发出声响。自唐代起，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等人，均凭借各自擅长的诗文发出声音，他们坚持不懈，直至回归古典，然而，他们并未提及韩愈的恩师陆贽。这无形中使得韩愈所倡导的古文与陆贽的骈文形成了明显的区分。韩愈在其文章写作理论中有所阐述，例如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一文中，他对自己的文章观进行了集中的表述：文章创作应“融入仁义之精神”“词语需原创”以及“文辞应顺从字义且各司其职”，这三点均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其中一点着重指出文章创作应汲取仁义的养分并彰显其精神，而另两点则强调作者在创作时应发挥独创性并确保表达恰当。“文从字顺，各司其职”源自孔子的“辞达”，而韩愈将其表述得更为贴近日常，所谓“各司其职，文从字顺”，便是“行文自然，如同家常闲谈”（见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这与陆贽的骈文风格同样易于理解。然而，韩愈的古文体裁和风格相较于陆贽的骈文，显得更为多样化，例如他的《原道》、《原毁》等“五原”作品，便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风格。
在陆贽之前，唐代骈文创作多集中于追求文雅，如贞观年间的大臣、初唐四杰，以及“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苏颋等人，而陆贽却以骈文形式记录时事，展现出一种平易近人的新风格；在韩愈之前，唐代古文创作以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等人为代表，他们崇尚经典和圣贤，追随三代两汉的文风，使得古文逐渐兴起，唯有韩愈将古文与道德相结合，开创了平易近人的新风尚。两位作者在叙述时，巧妙地融入了直接或醇厚的文风，其中蕴含着他们个人的思想与观点，因此，他们的文字既平易近人，又富有深远的韵味。陆贽的骈文堪称中唐骈文的一次创新，然而，它并未达到韩愈古文革新在文坛上的高度，这主要是因为陆贽所撰写的制诏表状等文书，其应用和传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韩愈的古文如《师说》《讳辩》等直面社会现实不同，陆贽的作品更多地服务于时事。此外，他的好友柳宗元也是一位古文大家，而他的弟子李翱、李汉、皇甫湜等人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使得其声势一度盛大，以至于后世有“古文运动”的说法。尽管在之后，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提到“宋人章奏，多效仿陆宣公的奏议”，然而，由于“章奏”这一文体的应用范围有所局限，其影响力终究不及欧阳修、苏轼等宋人，他们致力于复兴古文，使得古文在世间广为流传。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8日 13版）
